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南北。隋朝统一的时间虽然仅有38年，但在书法上却将南北各地书法得以融汇，为唐代书法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当时较著名的书法家有智永、丁道护等人。
智永为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出家为僧。他是由陈入隋，居住于浙江吴兴永欣寺。他在永欣寺时，就曾盖一座小楼专供练字，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就在这座冷冷清清的小楼里，他如痴如醉地练字，毛笔用了一支又一支，他常把用坏了的毛笔扔进大瓮，日久天长，就积满了好几瓮。智永后来把这些毛笔集中埋在一个地方，自撰铭词以葬之，时称“退笔冢”。智永还将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智永的书法果然大有进步。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求其真迹者络绎不绝，登门求教的人也极多，以至于连门限也踩坏了，智永只好用铁皮来加固门限，时人称之为“铁门限”。这“退笔冢”与“铁门限”便成为书坛佳话。 他的书法承祖之风，卓有成就。智永曾作《千字文》八百本，分别施与浙东各个寺院，现有墨迹及刻本传世。《千字文》作真书、草书两种书体，真书圆润古雅，草书严守法度，气韵飞动，体现了书法家貌似平淡、实则含蓄而工稳的风格。《真草千字文》法度谨严，用笔一笔不苟，其草书则各字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犹存古意，其书温润秀劲兼而有之。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又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草法，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郡（今安徽亳州）人。隋文帝时书家。官襄州祭酒从事。擅长真书，溢妍华致，在当时名声颇大，对初唐真书颇有影响。他传世作品有《启法寺碑》，其书风综合了前代成就，结构平正而顿挫有致，初唐褚遂良的书法颇受其影响。
隋代遗留下来的碑刻墓志及造像铭等较多，虽然有很多不知书者姓名，但其中不少是书法中的精品。《龙藏寺碑》，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立石于河北正定县寺内。其石为隋碑之最煊赫者，后人多以欧阳询、虞世南相论述。此书结体宽博、运笔细挺，与褚遂良同一境界，即以书风而言，平正冲和有似虞世南处，但绝无欧阳询峭劲峻严之态。我们从中能看出此碑对初唐书法的影响。
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立于山东东阿县之《曹植庙碑》，又称《曹子建碑》。楷书中有篆隶笔意而十分和谐统一，风格丰腴雄伟，别具一格。书法浑朴雄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以为“快刀斫阵、雄快峻劲，阳舒处乃为诸隋碑之最”。
刊刻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的《董美人墓志铭》笔画上已脱尽篆隶的笔意，结体疏朗秀劲，此碑已是隋代楷书中的成熟之作。
《董美人墓志铭》，全称《蜀王美人董氏志铭》，蜀王杨秀撰。清嘉道年间出土，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毁于兵事，拓本遂稀。此志上承北魏旧体，下开唐朝新风，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董美人墓志铭》布局平正端庄，取格整齐疏朗，字距行距相等，字形略显扁方，打破了北碑结字紧密的特点，而且根据不同文字的取势，疏密参差，错落有致。用笔上继承了传统的笔法，方圆结合，方笔写得严峻厚实，圆笔则表现秀媚挺拔。
《苏孝慈墓志》即《苏慈志》，孝慈乃苏慈之字。仁寿三年(公元603年)三月七日入窆同州。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出土。结字严谨，用笔犀利，方正劲挺，神采飞动。《苏孝慈墓志》书写精美，镌刻工致，用笔以方为主。
《章仇氏造像》，又称《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十二月七日立石于山东汶上县。碑已断为三，楷书，兼作篆、隶。书法开宕峻爽，为北齐遗风之渐变者。
隋代的书法，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孕育阶段，为唐代楷书的成熟发轫积累了深厚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