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演讲稿永不放弃_世间难得丘吉尔

  领袖的特质之一,就是情商要够高,抵得住如山压力,在关键时刻,沉着应变,敢于决断。   1940年5月,纳粹的铁蹄踏遍整个欧洲,大不列颠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片战败的阴影。5月10日,就在这英国近代史上最灰暗的一刻,丘吉尔就任首相,战争重担一下子通通压到了他的肩膀上。丘吉尔如此形容那一刻的感受:
  “上床时已经是凌晨3时了,我反而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最终,我对当前的整个形势有掌舵的权力了。我感觉到自己正与天命同行。我的前半生、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如今这一刻、这一步在做着准备……我想我完全掌握着这一切,我可以肯定,我不会让自己失败。”
  丘吉尔是天生的领袖,斗志昂扬地去迎接重大责任,并相信自己为此而生。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天赋。艾森豪威尔曾引拿破仑一句话来为“领导力”下注脚:
  “领导力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发疯或歇斯底里时,你仍然能沉着、正常地工作。”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战,上百万盟军子弟兵跨越茫茫大海,被送到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严阵以待的“大西洋长城”。他们的生与死、光荣抑或毁灭,都在个别人的一念之间。整个作战中最关键的是天气,由于进攻时机要准确配合风雨、月光、潮汐甚至日出时间等因素,盟军发现6月只有5、6、7日3天较为适合。艾森豪威尔事后说:“如果这3天的天气都不理想,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
  到了6月4日,天气非常恶劣,云层很低,风浪很大,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行动将十分危险,甚至功败垂成。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史密斯将军事后形容,他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产生的严肃表情”。次日,气候专家带来一线好消息,他的下属开始围着专家连珠“发炮”,当问题问完后,会议室持续出现了5分钟的可怕沉默,大家把目光投向艾帅。
  终于,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露出刚毅、决断的表情,明快地说:“好吧,我们上!”
  决策既下,大军出发,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艾森豪威尔变得无事可做,在沉重的压力下,你猜他以什么方法来减压?
  他独自在一个角落默默祈祷,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
  史密斯将军事后说:“我从来不知道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是那么孤独、疏离。”
  所以军事将领大都惯于承受压力,在压力下做出决策。所以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往往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登陆诺曼底是极艰巨的行动,事前吉凶难料。艾森豪威尔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后,便坐在桌旁默默地写下一张字条,并把它放在制服口袋中,准备一旦任务失败,就拿出来宣读。
  你猜这张字条是怎么写的?
  “我们的登陆作战行动已经失败……所有士兵,海、陆、空三军,无不英勇作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假如行动中有任何错误或缺失,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很多年后,事过境迁,艾森豪威尔接受一位学者访问时谈及此事。他说,南北战争时南军在葛底斯堡一役中被打败,领兵的李将军只怪罪自己,写信给总统自责:“军队没有错……由我一个人负全责。”他就是受到此事启发。
  很多人都知道,领袖之道,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谓的“问题止于我”。但现实中,有多少人做得到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曾向朋友透露,他一生中压力最大、最辛苦的时候,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特区政府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介入股市,打击大鳄那一个多月。
  虽然曾荫权崇拜丘吉尔,但他毕竟不是丘吉尔。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英雄的人,却无端被历史推到了压力面前。他胆怯过,却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死撑”下去。
  他不会如丘吉尔般,因为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雀跃不已,反而要想尽办法舒缓压力。当时他究竟是如何减压的呢?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无论晴天雨天,曾荫权清早都会到教堂祈祷,这已经成了他多年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告诉你,金融风暴时,曾荫权像艾森豪威尔一样,靠祈祷来减压,相信大家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但大家或许不知道,在当年7月末到8月初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大到每个小时都要念一遍天主经或玫瑰经,心里才能得到片刻安宁,继续做大大小小的决定。
  曾荫权的另一个减压方法,相信大家猜也猜不到,竟然是“擦鞋”!是真的把皮鞋擦亮那一种。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把柜里那10多双皮鞋拿出来,重新擦一遍。
  这也不是很奇怪,不开心或压力大的时候,一个人坐下来,容易胡思乱想。擦鞋这类简单、机械、重复的动作,反而能令人专注,重新集中紊乱的思绪。
  荧屏上看到的领袖,往往是坚忍不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现实中的领袖,有血有肉,兼具常人软弱的一面,会胆怯,关键时刻甚至会两腿发软――就像你我一样。
  毕竟世上没有几个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