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古不落前人窠臼,,变新不为风气所囿]落人窠臼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其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中国书法艺术之所以长盛不衰而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必定有迹可循。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有言:“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此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各个时代自有与其相伴随的艺术,并且该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服务于那个时代。而书法作为东方文化之精髓的代表亦不例外。
  上溯秦汉,近观当代,历代书家皆有推陈出新之功绩,而对书法研习的过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因素即为“学古”与“变新”。这两个因素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代的书论当中亦不乏确论,诚如东晋书家卫铄在《笔阵图》中所述:“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与“学古”相对的“变新”思想亦被历代书家所推崇,诸如释亚栖《论书》一文中所言:“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张怀璀在《书议》中有言:“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
  由此可见,历代书家在书论之中极力推崇二者。从实践的角度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此观点。从魏晋时期章草向今草的转变,到盛唐楷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直至清代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草书大家开一派书风,书法的艺术面貌截然不同,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古代书家的艺术修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古今书家对历代法帖有一种深刻认识和理解,并且能够吸收古帖中的优点,大到篇章布局,小到笔画的起承转合,然后他们结合自己的新观念,便形成了各家之风貌。这也是“习古”的外在表现。可举民国书法大家张伯英的书作为例,因为他是一位学养精深的书法奇才,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幅作品于平淡之处见险绝,于细节之处见神采。线条横平竖直然又不乏变化,厚重之中拙味十足,自然之中妍丽多姿,诸如“芙”、“初”、“张”、“年”,极具北碑的神采,一种俊秀峭拔之势跃然纸上,结构中宫收紧,四面开张呈放射状,用笔以方为主,亦不乏圆笔,变化多端似无规律可寻。“杨”、“柳”二字带有行书笔意,虽字字端正却又妙趣横生,于笔画之中显雄强,于布白之处观奇趣,笔画圆转流畅,突破了北碑的方折束缚,颇具有汉简意趣,新意十足而无丝毫俗媚之气。
  作为新世纪的书法研习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另辟新径将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经济浪潮迅猛的冲击下,传统的书法艺术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那么,强调艺术的本体,追寻艺术的内涵将势在必行,用简单的笔、墨、纸去展现书法艺术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使书法保持它固有的“气质”,还可以追随时代的气息。在当今时代,艺术呈现多元化发展,其深度不断延伸已成为发展的趋势,然而这恰恰容易导致艺术尤其是书法给人一种单一的形式感,而没有多少内涵。强调书法的形式感并非不可,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经过提纯后的线条让观者感受到其中格调的高古、气势的雄伟、跌宕的动感和旋律的优雅,这对于新一代的书法研习者来说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