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文集读后感 陶行知“小先生”推动“大教育”

  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开创平民教育的先河。近代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推行平民教育的人物,还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为中国的教育打开了一扇窗。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
  立志推行平民教育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私塾先生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成大事,便让他免费入塾读书,之后进入歙县的崇一学堂。由于陶行知从童年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便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被唤醒。在大学表现活跃的陶行知学习勤奋,热心帮助同学,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用英文宣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该文阐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同时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陶行知以后把推广普及教育作为他终生事业的根苗。
  1914年,满怀济世救民热情的陶行知赴美留学。初抵旧金山,他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行政。此时,美国正在兴起一场旨在改造传统教育的革新运动。这期间,陶行知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并立志通过教育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愿望。
  1917年陶行知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他的平民教育之路。陶行知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并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当时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曾有一首《车上过年》的小诗描绘了他这一时期的匆忙与艰辛: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陶行知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对教育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晓庄世界教育的曙光
  陶行知在从事平民教育时,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深知以个人力量,无法肩负起改造中国教育的重任。于是想到了“师范教育”,他打算培养一大批和他理想一样、思路一样的教师,来和他一起承担平民教育的重任。
  1926年秋,陶行知找到了南京一个靠着老山名叫小庄的村落,这里依山傍水,是一个理想的设立乡村师范的地方。陶行知把老山改为劳山,小庄改叫晓庄。意思是在这创办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晓庄师范就这样诞生了。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因此晓庄师范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完全按照书本教学,而是把教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各种小组。学校的茅屋礼堂取名叫“犁宫”,两边对联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黎黍稷下工夫”,另一副是“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图书馆叫“书呆子莫来馆”。晓庄培养的学生大都极具社会关怀,而且实践能力十足,在很大意义上,它实际培养了许多社会革命者。
  晓庄师范很快在全国声名远播,吸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博士是设计教学的创始人,从苏联考察教育后,他专程来到晓庄,把参观过程拍成纪录片,并盛赞道:“在我这次参观考察后,觉得你的学校办得很好。今后无论我走到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我都要说中国南京有一个晓庄学校,它代表了世界教育的一道曙光!”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以及桂系军阀发动中原大战,由于陶行知和冯玉祥交情甚深,蒋介石疑心陶行知的晓庄是他的反对者,再加上晓庄的确存在具有革命倾向的热血青年。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师范。陶行知随即写了一篇《护校宣言》:“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育才教育史上的奇葩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他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将工场、学校、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和民权训练等。因为参加学习的大部分是工人农民,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又推出了“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制”,就是通过教育家庭的小朋友,再利用小朋友去教育家里不识字的人。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当时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继续他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改造中国的理想。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宣讲了学校的创办旨趣:“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他强调,“学校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希望学生能根据各自的兴趣,把他们育成专才;更不培养人上人,而是要让学生从老百姓中来,学成以后再回百姓中去。”
  育才学校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异的学校,因为它是根据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它不仅要求其学生有相当的智力,还要测试学生的特殊才能和兴趣。学校设立专业为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和社会五类,无数当时享誉全国乃至国际的高级知识分子、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纷纷到学校任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他笑着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
  一生不带半根草去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1946年4月,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中。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谴责,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国民党特务把陶行知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一面继续发出正义的口内喊,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1946年7月25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中国平民教育的巨人,因为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享年56岁。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陶行知的群众。宋庆龄送来巨幅挽联“行知先生千古万世师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而当天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
  晓庄师范附近的芳山下,在苍松翠柏之间,竖立着一座圆形的水泥浇筑的陶行知墓。前建有一座雄伟的牌坊,左右两面石柱上,刻着郭沫若的手迹:“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横梁石碑上写着陶行知挺劲醒目的几个大字:“爱满天下”。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机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迎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风雨在教育战线上不断探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