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恒
疫情让我们懂得并看到了距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某种意识，甚至与空气，都开始疏离或有所防备。
春天来了，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肯定有一天，疫情过去了，我们会很容易很快乐地摘掉口罩，可社会和我们之间的那堵墙，会被轻松地拆除吗？那种被约定的距离还会停留或影响我们多久？
在萨特的眼里，有一种存在，有形或无形它都叫墙。
记得一次外出采风，与大庆的小说家清学先生同居一室，清学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是位很好的倾听者。每天晚上，我都准备一包烟，两杯茶，剩下的就是谈了。先放下小说不论，清学的书读的是最好的，有学问的人修养就好，就修炼成个盛器，你往他那装什么都行，他都微笑地听着，如佛。
也许他觉得我谈话中的七荤八素，接手机时的三教九流，三句话没过，就订晚上的局子，回来时像一根泡在酒里的黄瓜，根本就不像个读书人，其生活的乐趣似乎也不在写作上，他问我，你是怎么入的这行？其实……
我开始往回捋，捋与文字打交道的源头，于是就同他说起一段往事，其偶然和荒谬像小说似的。
当兵那年不到十八岁，离家的时候除了带一块双喜牌乒乓球拍和几本书外，书中还夹了几张自己的照片。也说不上为啥，反正是带了，其中有一张是抱架手风琴照的。到部队后有人问我，你会拉？要是我再长大一岁就会说，不会，照着玩儿的。可那一岁还没有长到，在陌生人群的中间，那点虚荣就自然产生了，就点点头，就装得很“城市”，很有才华的样子。于是，我会拉手风琴的消息在连里乃至连外在悄悄地传着。我一点儿都不心虚，全团没有或可能没有一架手风琴，我和那个我认识它它不认识我的家伙，不会有见面的机会。过了多久我忘了，是个什么节日我也忘了，团里要组织人马到军里去汇演，团宣传处的领导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让我站起来，问我会拉手风琴吗？我是会还是不会呢？我有点蒙，蒙的是因为全连的战友都在我身后站着呢。
木木地跟着领导往俱乐部走，那里集中了全团的文艺人才在排练节目呢。在那不是很远的路上，我在想辙，想在途中的某个拐角处我同领导说真话，说我吹牛了，找一个人少的场合开始丢人。我远远地看到那架手风琴撂在桌台上，我知道我马上要丢人了，会让领导哭笑不得了，然后会说，你回去吧，然后我回到连队，谁要是再提手风琴就跟谁急，至于对我的后来有什么影响，不寻思了。这时，一个穿四个兜的军人从后台上来背起手风琴，头也不回地从我身边走了。负责排节目的首长说，手风琴是昨天从隔壁步兵师借来的，他们说有急用取回去啦。
这时，我身上的冷汗才一下子都涌了出来，心里凉快了许多。
首长见我已经来了，问我还会什么？我说喜欢写诗。
“歌词会吗？”
“能试试。”
“那你就先别回去了。”
因为写歌词在团里有了一点名声，后来就写新闻报道，再后来就没有回到连里，打那天起，我的生活就与文字有关了。有些战友可能现在还认为我会拉手风琴吧？
听到这儿，清学笑了，你让我想起萨特的《墙》。
清学读的书多，不能他说一本我就读一本。这件事过了好多年我才与《墙》相遇。才知道，荒谬的本身并不只属于神经病人，世间生活中的荒谬性是具体存在的。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把自己读得没了脾气，心劲散失，因为把《墙》读了个从头到尾，还没发现小说中的“墙”在哪。我曾想起了清学和他说过的话，想起了往事，并试图把往事同萨特的《墙》关联起来。
我的吹牛和后来偶然的结局，怎么就被人想到了《墙》？
……伊比埃达同汤姆和余安都熬到了凌晨五点，也就是将被枪决的时间，那个长枪党军官对“我”说，说出格里藏在哪儿？他可以同你以命换命。“我”真是国际纵队的，被人抓住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怎么都是个死，就能看到对“我”的审讯的场面是那么滑稽，“我”已经盼着早点死了，就打算愚弄一下他们，就信口胡说，格里藏在墓地，“我”想象他们在墓地里到处找不到而气急败坏，想起他们被骗的样子“我”就想大笑。后来“我”没有被杀，再后来听人说，格里真的藏在墓地，他们抓到了格里。可“我”是知道格里确实藏在他的表哥家里，“我”送去的。人说，格里同他的表哥吵架了，没了办法才躲进了墓地。
伊比埃达又大笑起来。
在《墙》的面前，我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了自己的解读，其实生活中的偶然性和荒謬是常态，是自然的属性，其存在的内容悬于“规则”之上。也就是说，没有我吹牛的往事，没有走向手风琴时的心惊肉跳，没有后来的偶然性，我还会走向文字，还会靠行文来养家糊口吗？
那么，我还是在想，《墙》中的墙在哪儿？
就题意本身对我就够有魅力的了，在我已往的生活里，有意思或有意义的事好像都与墙有关。想起墙就能想起很多事，如果没有了或忘记了那些事，我的回想就会显得那么不值一提。
那么比如呢？
在“文革”期间的日子里，幼儿园怎么也给弄没了呢？哄孩子的地方也是四旧，也对革命有影响吗？于是，我的童年是拴在大人的衣襟上的。早上，闭着眼睛任由大人给穿衣服，然后领着上班，爸爸或妈妈要给学生上课。天气不冷时，就把我放在教室外面离黑板最近的窗户下面，下课铃响，再把我从窗口拎进去。我靠着墙看着周围静静的一切，校园里的人几乎都认识我，有时他们也问，在这儿干什么，你家大人呢？我常常敲一下倚着的墙，意思是墙那边呢。每天都有一种不舒服，大了才知道那叫孤独。有人欺负我，我就靠墙站着，有狗撵我，我就挤在墙边，有一次走丢了，直到快半夜了爸爸才找到我，院里的人问，在哪找到的？就在前边大墙底下。
墙的那边即便没有父母，也该有别的大人，墙好像是童年的依靠，墙会给人安全感。
有墙，就有墙里墙外，就有离着很近但也看不见的东西，就有秘密，其实人的生活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秘密构成的。大到长城，城墙，小到住家，由墙衍生了院。墙是属地，是标志，是潜意识里的私有化，在我们民族历史中，墙是一种文化。
我的家乡宾县是个盆地，曾叫苇子沟，我家住在西面的岗沿上，大一点儿的我最爱坐在坡顶看城里的人群和灯火，发现变化最多的不是盖新房子，那时不怎么盖房子，而是砌墙。工厂是围起来的，单位是围起来的，学校是围起来的，每家是围起来的，甚至百货公司都有个院儿，院里有篷布盖着的货物……
我们的国人怎么有那么古老和那么强烈的领地意识？
墙有好几种，有红砖水泥的，有铁柱焊接的，有木板钉的，有木棍夹的，有土坯砌的，墙的样式和质量代表着单位的等级，最大的院不见得是面积大，而是等级，县委不叫县委，叫大院。小孩儿打架，就会有大人告诉你，你不能打他，他爸在大院上班。我们小时候的县委门口还有解放军站岗呢。
我喜欢在高岗上看城里的墙，是因为好多墙是时常变化的，新墙和或由造价低变成造价高的翻修墙，那这个单位或部门就在过着抬头的日子，比如这所学校教学质量高，生源过剩，那学校最先变化的是围墙和大门。
若看到有的围墙年久失修，那这个单位肯定就不怎么样，要是刮风下雨时，墙倒了，那是很不吉利的事。
墙，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人群的脸面。
随着墙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存在，难免会影响到人的思维，于是就有了“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了“隔墙有耳”，有了“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人生经验。
那萨特心中的“墙”呢？是个体与个体之间。
汤姆、余安和“我”被关到地牢里，明晨五点要拉出去行刑，汤姆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属不算太冤的，余安是个孩子，只听说有个兄弟与长枪党有事，“我”是名战士，“我”知道被抓住之后的结局，“我”只有死路一條，于是“我”站在死亡面前，同他们两个不一样，于是就烦他们两个。在死亡面前，不但看清楚生死之间那堵墙，就是还活着的人之间也竖起了墙。谁还能睡得着呢？过几个小时这三个人就都死了。余安在哭，哭的意思是不想死，因为他真没有死的理由，他自己都不知道为啥要杀他。或属于临终关怀，把一个比利时的医生派了进来，开始对每一个要死的人唠唠叨叨地说着，只有余安在听，并问道，死的时候疼吗？疼得会很久吗？比利时医生好像是送温暖来了，只是他还是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三点半了，告诉他们，还有多少活的时间，这比枪声更残酷。
我想知道的墙出现了，无论比利时医生说什么，怎么说，这都与三个人的结局无关，他们之间不再有沟通。
随着年龄的增长，向死者告别的类型在发生着变化。对死的理解总是从爷爷辈开始的。去火葬场好像是另一种的成人礼，好像到一个年龄就可以看死者的面孔了，不怕死者似乎是成年的标志。不怕就是承认着所有人的将来。后来是参加父辈的葬礼，同事、朋友和自己父亲的葬礼，人过中年，参加婚礼和参加葬礼的机会变得一半儿一半儿了。再后来呢？同龄人也有走的，我们渐渐听到死神在天边走来的脚步声……
生与死之间有一堵墙，只有到了墙下，才会认真地想着墙的那边，远远地看着或还看不到墙时，人们好像是幸福的，少有恐惧和孤独。
通常我是不敢在人前谈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因为我不懂，我不能简单地理解生就是存在，死就是虚无，要是这样与人说，是对萨特的不敬。《墙》就是小说，同别的什么小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场景，几个人，然后就发生了什么，这种发生了的寓意和墙本身的隐喻，我能读到多少就读多少，我只记着，今夜我失眠。
还是孩子的余安，他关心的是行刑队打完第一颗子弹之后还装第二颗子弹吗？装第二颗时要用多长时间？荒谬吧？
没法入睡的我在想，若把萨特墙的隐喻再平民化一些，是否可以理解为隔阂或“不一样”呢？于是人群中就产生陌生与孤独，那么这种墙在我们中间将无所不在。
其实，萨特的《墙》不是写死亡的，只是与死亡有关，人生中的恐惧、孤独和荒谬性不仅仅在死亡面前它才存在。我再读的时候就有了另外一个兴趣，萨特本人在死亡面前是怎样的？
我读波伏娃的《告别的仪式》。
萨特走到了“墙”下是因了一次大醉，酒喝的很多就诱发了肺气肿，然后他们约定等病好了一起去美丽岛。几天之后，萨特真的好了一些，于是对她说，过些天出院，陪我再喝点儿酒。
又过些天，萨特说，葬礼的钱怎么办呢？
波伏娃说，会有组织赞助的，先别想这些。
萨特是个穷人。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