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强
唐宋散文八大家，北宋的苏氏父子就占了三席。唯一可与之媲美的是三国时期的曹氏父子。曹氏父子以诗著称，而苏氏父子则以文见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纪念苏氏父子的“三苏祠”，却没听说有标榜曹氏父子事迹的“三曹祠”。以愚之见，人所以能立，在文学成就的背后，还有人格和品行的评判。尽管人们可以辨证地看待曹操的功过，可以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曹丕的不择手段，但不能恭维曹操的阴险奸诈，不能原谅曹丕手足相残的用心，曹丕和曹植同为曹操之子，却无亲情可言，放在一起祭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而苏洵、苏轼和苏辙不仅文章写得好，他们在操守上也同样令人称道。特别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几十年患难与共，手足相亲，堪称世人楷模。建祠以祭三苏，是后人的自觉行为。
三苏祠坐落在眉山市东坡区，正门的上方是三檐歇山式灰色屋顶，像一个小庙的模样。门内是蔽日的榕树和萋萋的芳草。厅前有两株笔挺的银杏树，已经历了三百年的风风雨雨。银杏树一般是雌雄相对而生，这两棵银杏树却都是雄性的，而且左边的那棵向上还分出了两个大的枝杈。据说这两棵榕树象征了苏氏父子，右边的代表苏洵，左边分杈的代表苏轼、苏辙两兄弟，这样的比喻倒挺贴切，丝毫不让人觉得勉强。
穿过前厅，绕过正殿，便来到了苏家祭祀祖先的启贤堂。堂前右侧的古井和井旁的黄荆树吸引了我的目光。据介绍，在整个三苏祠中，只有老井和老树是苏家的原物。传说这古井的井水长年不竭，水质清润甘美。饮此井水，则耳聪目明，文如泉涌，奇思妙想便汩汩而出，想必是苏氏父子当年得了许多这古井的恩泽。难怪现在有许多考生家长考前都要带孩子来观瞻苏宅的古井，一定是想借古井的灵气，图个吉祥好运。井旁的黄荆树，据说是苏洵老先生为激励苏轼、苏辙发奋读书、立志报国而亲手栽种的。这棵老树在明朝末年焚于兵火，但在第二年它又神奇地抽出新枝、发出新芽。从宋代至今，这棵树已是千年高龄了，是不是真的，姑且信之，传说总是美好的，生活不能没有用传说编织的美梦。
蘇氏父子中，我最喜爱苏轼，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诗、词、文均达到顶级水平的文学大师。当朝的神宗皇帝有一次与大臣谈论苏轼，神宗问大臣苏轼更像古代哪一位文学家，有个大臣回答说像李白。神宗说不尽然，李白有苏轼的才华，但没有苏轼的学问，大臣们连忙称是。抛开大臣们拍马的成分，神宗的评价有几分道理。的确，苏轼诗的成就可比李白、杜甫，其词更是开豪放派之先河，与辛弃疾齐名。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而且，苏轼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我觉得，如果没有苏轼，很难说会不会有三苏祠，三苏祠的布局恰恰印证了我的想法。苏轼是三苏祠的主角，祠内处处留有东坡的影子，百坡亭、快雨亭、抱月亭、披风榭都与苏轼有关。就连祠内的树木也投苏轼生前所好，以绿竹居多。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这是苏轼的人生格言，若无大片的茂林修竹，那就不是苏轼的家了。
苏轼第一次出川是在公元1056年的夏天，他与弟弟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赶考。兄弟二人是年九月通过了科举考试，次年三月同科进士及第。当朝宰相、文坛领袖欧阳修翻阅了苏轼的试卷，对他十分赏识，“惊喜以为奇人”，并大胆预言苏轼将来的文学成就会超过自己。在文人相轻的社会里，欧阳老先生能有这样的襟怀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欧阳修的推举，苏轼一夜成名。正当苏轼对前途满怀憧憬的时候，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苏洵带两个儿子立即起程回眉山老家。
苏轼第二次出川是两年后的十一月，也是由父亲带队，与上次不同的是，兄弟二人这次都带着家眷，要到川外任职，为皇家效忠出力。以后的仕途会是什么样子，苏轼心里也没有底，回首望故乡，苏轼略略有些茫然。“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苏轼在京城比较幸运，受到欧阳修等大臣的器重，他的仕途起点还是比较高的。公元1061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兼陕西凤翔府签判。也许是初出茅庐、涉世不深的缘故，苏轼在与其辅佐的太守陈希亮共事的两年时间里，常常闹别扭，相互对骂，甚至恶语相加，最后陈太守调离凤翔。据载，陈希亮“天资刚正”，为官为政颇负美誉。两人有矛盾，可能苏轼的责任更大一些。苏轼后来为此事感到惭愧，在给陈太守撰写的墓志铭里表达了歉疚之情：“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宋英宗继位的第二年，苏轼回京任职直吏官，虽无实权，却能接触皇家珍藏，对他增长学识有很大帮助。就在这一年，妻子病故，次年父亲又病故，苏轼与弟子由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069年，苏轼同弟弟回京复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苏轼第三次出川，就像一叶单薄的小舟卷入了当朝巨大的政治风浪里，颠簸动荡的生活成为他后半生的主旋律。
新继位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富国强兵，便开始重用王安石，指望王安石通过变法使疲软的大宋王朝能够坚挺起来。至于王安石变法的是与非、对与错、成与败已经有很多专著进行评述，笔者在这里不想赘述。不管变法的初衷如何，结果事与愿违，国家政治陷入混乱，经济陷入困顿。朝野上下形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两大阵营，奇怪的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中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中有很多奸佞小人。任用奸佞小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些小人给后来的宋王朝带来巨大的祸害，苏轼是众多受害者中最受伤的一个。那时的苏轼曾写过批驳王安石新政的《上神宗皇帝书》，但人微言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无奈之下，他申请获准任杭州通判。在杭州的四年里，苏轼纵情诗酒，活得很滋润，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咏西湖的名句。“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宋神宗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受其恩典，苏轼先后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
“乌台诗案”就发生在苏轼任湖州太守的三个月之后，苏轼是这起案件的主角。“乌台诗案”是古代历史上一起著名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次以喜剧方式收场的冤案。宋朝的御史台也称乌台，是向皇帝进谏的机构，王安石当政后，御史台把持在小人的手里，成了整人的场所。乌台当权者李定等人别有用心，从苏轼的诗中断章取义，网罗罪名，使苏轼被捕入狱一百三十天。神宗不杀苏轼，一方面爱其才，另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进言起了很大作用。对王安石的评价，历来微词颇多，除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把王安石捧上了天以外，多数时期的多数人对王的品行持否定态度，林语堂等当代文学大家甚至把他归入二流作家行列，这实在有失公允。尽管王安石的变法走了极端，他在当权时干了一些“坏事”，尽管他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没有官样，他却是个不贪财、不好色、勤政敬业、诗文俱佳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死后，他一生的政敌司马光没有落井下石，对王安石作出客观评价：“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一些从自身好恶而贬损王安石的人，实在有失气度。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对苏轼未必是坏事，如此的境遇，使他可以冷静而透彻地思考人生，可以豁达乐观地对待不幸与困苦。黄州太守对苏轼不错，将城东的一块废地划给他，苏轼开荒种地，植树建房，这片天地半年之后就像模像样了。他在感慨之余，将这地儿命名为东坡，本人从此号称东坡先生。我想，此时的东坡先生一定会有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受，但苏轼不是陶渊明，虽然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但还是凡心不泯，还想东山再起，还要在尘网中挣扎。苏轼在黄州一住四年，仕途虽然失意，诗文创作却渐入佳境。他的灵感如万斛之源，不择地而出，于是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有了前后《赤壁赋》等铿锵有力的传世杰作。
神宗皇帝的驾崩给苏轼的命运了带来转机。高太后听政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野老臣纷纷返回政坛。苏轼被任命为登州太守，没几个月又被召还朝廷，任中书舍人，第二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官居三品。年过半百的大文豪终于体会到飞黄腾达的滋味，估计苏轼当时十分受用，感觉良好。苏轼在京的三年时间里，官居高位，文学创作却陷入低谷，虽然还是文坛领袖，却没有什么佳作问世。苏轼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认为王安石的一些新法还是有可用之处的。由于政见不同，两人闹得很僵。有人把苏轼归入保守派并不恰當，苏轼应该是保守派中的改革派，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无论在王安石当政还是司马光当政时，苏轼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都与他们发生过冲突。司马光去世后，苏轼的蜀党和程颐的洛党之争愈演愈烈，苏轼在党争中消磨时光，得罪了许多人，便萌生了离朝的想法。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在杭州任职时，他疏浚西湖，修筑湖堤，留下了一个造福后代的民心工程。两年后，苏轼的职务开始频繁变动，先后任翰林学士兼皇子侍读、颖州太守、扬州太守、礼部尚书等职，这样的变动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当权。苏轼虽然是皇帝的老师，但他是前朝重臣，皇帝不买账，将苏轼放逐定州，仅过半年又贬到英州，复贬至惠州。当奸相章淳听说苏轼在广东还那么快活，一气之下再将苏轼发配到儋州，也就是现在海南省的儋县。那时，苏轼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去海南无疑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人回”。怎奈君命难违，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去。哲宗归天徽宗即位，皇家大赦天下，被放逐的元■党人纷纷内迁，苏轼也在其列。苏轼经过大悲大喜，已是大彻大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在有生之年能够遇赦北归，能够告老还乡，他已觉得是莫大的幸福了。公元1100年8月，在海南生活了两年多的苏轼踏上归途，抵广州，至英州，次年正月到南雄，七月绝命于常州，时年六十有六。
苏轼的一生多姿多彩多坎坷，论失败不及屈原，论超然不及陶潜，论潇洒不及李太白，论苦难不及杜甫。但苏轼都经历过他们的经历，体会过他们的体会。这样的经历与体验，激发了苏轼独特的文化认知，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地位。
苏轼应该很庆幸生存在扬文抑武的宋朝，宋朝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给有识之士发表见解的机会，使许多有才华的人物得以显山露水。特别是宋代承袭了唐代宦游的风尚，所不同的是宋代是在任职漫游，无论是任职还是离职，都有充分的游闲时间，宋代的官员把工作和休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休闲中工作，在工作里休闲。这样的环境和风尚，给苏轼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苏轼是古代官员中职位变动最频繁的一位，一生变换了二十几个岗位，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这在客观上给他寻访古迹、寄情山水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往杭州任通判花费近五个月的路程，任密州太守走了两个月，任徐州太守走了四个月，贬惠州在路上盘桓七个月，从惠州到海南儋州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尽管他在政治上屡受排挤，多次失意，但他能够在从容的时间里，通过游览名胜古迹来排解心中的郁闷，思考生命真谛，抒发人生感叹。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等传世杰作，都是寄情名胜山水有感而发，绝不是在书斋中无病呻吟的产物。坎坷而丰富的经历，成就了苏轼伟大的文化业绩，所以他才能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深刻感慨。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中国古代总有落叶归根的习俗，苏轼当然也不例外。在从海南北归的途中，苏轼萌生了退隐还乡之意，想结束“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的异地漂泊的命运，去过“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作乐”的普通人生活。然而，这个愿望已成永远的遗憾，苏轼还是终老他乡，成为永远遥望故乡的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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