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毓鹏
像脱柙而出的奔马，春秋末期，在诸侯们错愕的目光下，吴国迅速崛起于群雄争霸的华夏大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然而，在历史的关节点，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带领吴国快步走向强盛的那位杰出人物便是其第十九代国君寿梦，他采取的一系列强国强兵之策，我们不妨称之为两千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
对于泰伯奔吴、仲雍立国以后的五百多年，人们知之甚少。并非其间的十七位君主全都碌碌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当时吴国并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甚至没有确切的纪年，所有的精彩也就掩埋于岁月的尘埃之中了。
立国之初，句吴与中原地区绝少互通音问。姬发灭商建立周王朝以后，虽然寻访到仲雍的重孙周章，正式册封其为吴国国君，跻身诸侯之列，可是由于吴国远在东南一隅，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仍旧很少。
地处偏远也有好处——中原各国因为群雄争霸，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遭受灭顶之灾的弱小邦国数不胜数，这个翅膀毛还没有干透的蕞尔小国乐得躲在一边，不事声张地让自己的人民繁衍生息。然而，偏僻闭塞也妨碍了不断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延缓了句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
公元前585年，寿梦继承了父亲去齐的国君之位，与中原地区不相往来的局面随之告终。
年富力强的寿梦进取心十足，痛感自己国家封闭落后，仰慕中原诸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即位不久就北上朝觐周天子，又出访楚、鲁等诸侯国，考察学习的一大重点是礼制音乐。
礼乐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指的是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对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有严格规定：王室乐队排列于东西南北四面，诸侯乐队排列三面，大夫的排列两面，士的只排列一面;天子的歌舞队六十四人，排成八行，称“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排六行，称“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排四行，称“四佾”;士用四人，排两行，称为“二佾”。乐舞的修养操持被列为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王室和贵族子弟从十三岁就开始学习礼仪乐舞，到二十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目的是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定。
正因为礼乐制度如此重要，得知诸侯擅用八佾，违犯了礼乐制度时，孔子才会愤怒地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谴责。
和周公的后代鲁成公会见时，寿梦深入地询问了周公制定礼乐的情况。鲁国宫廷内保留着周天子的礼乐，鲁成公命令乐工将先王的礼制音乐一一向他演示，并且为他演唱了夏商周三代的民间歌谣。
中原诸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令寿梦又是钦佩又是羡慕，感慨地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话语中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意味。
可是，谦卑的态度掩盖的却是不甘人后的雄心。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告诉人们，这个从偏远落后地区出来见世面的土包子小看不得！
吴国的近邻楚国不但疆域辽阔，国势强盛，而且野心勃勃，在诸侯国中率先称王，明目张胆地挑战周天子的王权，全然不顾天下诸侯的反对。
楚国还一个接一个地吞并邻国，前后兼并的国家达到十二个之多。它这样不断扩张，比邻的吴国当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就在寿梦即位之前十六年，楚庄王伐舒以后还曾经“盟吴、越而还”，公然把吴国视为附庸。
在正当盛年的寿梦胸中，屈辱激起的是雪耻的决心，威胁唤醒的是自强的意识。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吴国疆土扩大了、国力增强了，不甘心受人驱使、任人宰割，这丝毫也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寿梦表示自强决心的方式——他在即位的当年也宣布称王，成为第二家称王的诸侯。
人们难免讶异——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些威名赫赫的霸主全都奉周王为共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行事，而没有如此胆大妄为。难道寿梦当真以为，自己的國家已经强大得跟楚国不相上下，可以为所欲为了？强邻压境的当口，难道他不怕引起众怒，树立新的敌人？
其实，寿梦出访中原绝非只为了欣赏宫廷乐舞和流行歌曲。历史学家那样写，恐怕是上了他的当，他肯定已把各国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效忠周王的诚意，谁也没有足以号令天下的实力，彼此之间还在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所以不可能出面干涉。既然如此，这个王就是不当白不当，当了也白当。
事实证明，寿梦这一宝押对了，称王并没有招致严重后果。第二年，远在北方的晋国还派一位名叫申公巫臣的使臣来向他致意，游说他联合伐楚。
寿梦未必不明白，晋国是想利用他削弱楚国而自己称霸。可是他既已决心与楚为敌，就也想利用晋国，何况远交近攻正是当时普遍遵循的准则。申公巫臣没有多费口舌便完成了使命。
这位外交使节还充当了军事顾问的角色，向吴军传授车战的战阵和战术。在智力军援的同时又提供军事装备，把带来的三十辆战车留下一半，让吴军用于训练。江南是水网地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作战方式除去步战就是舟战。可是要想在诸侯争霸中夺取话语权，必须把兵力投向长江以北的广袤原野，战车绝不可少。
当时的战车是木制的，配有青铜零部件。不同于汉代以后的马车，车辕不是两根而是居中的一根，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每辆车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两边两匹拉边套。车上站三名披甲武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在敌我战车交接时用戈或矛格斗，车后配备二十五名至一百名步兵。这样的一套车战单位叫作“一乘”，当时各国的军事实力就以“乘”计算，所以，军事强国叫“千乘之国”，后世的皇帝叫“万乘之尊”。
车战速度快、冲击力强，可是吴军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先进的作战手段，吴国本是“零乘之国”，在晋国援助下才建立起这一新兵种。
寿梦虽然是中原礼乐的“粉丝”，但是也明白，如今已经礼崩乐坏，一切凭实力说话，当务之急是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强国强兵。
乱世图强，尤显人才可贵，开门延揽别国人才以为己用，是各个诸侯国都采用的高招。寿梦于是重用申公巫臣的儿子狐庸，负责训练军队、教授车战的方法。后来还任命狐庸为宰相，把国政交给他处理。
吴国很快建立起一支装备大量战车的强大军队，凭借的是五百多年和平发展积累的国力。军事上迅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吴人的强悍民风。现代江南人以温文尔雅著称，其实，这是“衣冠南渡”以后受历代中原移民影响，逐渐演变的结果。先秦时期的吴人则尚武、轻生、善剑、勇斗，这种文化造就了无数勇猛的战士。
这一年，吴国在晋国支持下向楚国发动战争，进攻依附于楚的巢国和徐国，夺取了州来等地的大片领土。吴军还采用“打了就跑”的运动战术骚扰楚国边境，搞得楚军“一岁七奔命”，狼狈不堪。
到寿梦十年，吴国开始参加中原诸国的会盟，与晋、齐、宋、卫、郑等国会于钟离，取得了与中原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
即位第二十三年，寿梦朝思暮想的日子来到了，吴国出面邀集诸侯会于祖，并且依仗实力利用会盟改变了政治版图——“灭楚之与国，送其地于宋”，通过消灭楚国的附庸削弱其实力。这是一件标志性事件，表明吴国非但登上了争霸的舞台，而且开始扮演主角。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君王，由于得位不正，内怀愧疚，外受舆论压力，为了摆脱污名反而更加奋发有为，终于成为英主。寿梦的孙子阖闾正是其中之一，他夺取王位时手上沾满了堂兄弟们的鲜血。
种下骨肉相残惨祸种子的却是他祖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是他父亲和叔父的相互礼让，是他们对开国之君泰伯、仲雍的高风亮节的追慕和效仿。
吴王寿梦共有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四个儿子——也有说是五个的，多出来的一个身上并没有故事，我们就不用管他了——小儿子季札的品德和才能比三个哥哥更胜一筹。考虑到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寿梦打算立他为王储。可是季札不肯接受，劝说父亲不能破坏历来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
寿梦就向长子诸樊透露自己的意愿。诸樊赞同他的想法，说，就是因为周太王没有传位给长子而传给更为贤明的幼子，周国才得以兴盛，最终建立了周王朝，为了国家兴旺，自己甘愿让贤。
寿梦有几分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一家人学不了先王往圣，只嘱咐诸樊即位以后效法前代也曾实行的兄终弟及制度，传位给季札。
寿梦去世后诸樊继位，刚料理罢丧事就要让位给季札。季札认为，即使是父王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国家的制度，拒而不就。三位兄长坚持要季札继位，季札干脆离开都城到舜柯山种田去了。
在位第十三年，诸樊率军攻楚，中箭伤重身亡。临终前关照二弟余祭遵从父王的遗愿，依照兄弟的顺序继承王位，最终传位给季札。
余祭即位以后，把延陵也就是今天的常州给季札作为封地，所以，后人又把季札叫作延陵季子。
余祭当了十七年王，被刺身亡以后余昧继位。
四年后余昧也去世了，国人又请季札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季札还是坚拒，逃回延陵不再过问朝政。当时朝中掌权的臣僚大多是余味任用的，当然效忠于余昧，他们没有请诸樊的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余昧的儿子州于为王。州于又名僚，史称吴王僚。
因为早先泰伯也曾经三次辞让王位，所以，史学家把季札三次让王称作“后三让”，评价极高。
季札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史籍记载的多件事例证明他具有过人的才华、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艺术修养。
可是，当时吴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面临复杂局面，正值用人之际，他却不愿意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违背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
他的一再谦让还打乱了王位继承法则，使得吴国的王位继承既不完全符合父子相传的制度，也不完全符合兄终弟及的传统，最终导致公子光与吴王僚因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这显然是一心一意要实现个人道德完美的季札始料未及的。
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州于继位令他很不服气。他认为，既然实行了兄终弟及的制度，就应该由长房长子也就是他来继承王位。因此，他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推翻吳王僚，夺回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惯例应得的权力。
为了延揽英才帮助夺位，他让名叫被离的懂相术的市吏替他察访能人异士。被离发现了从楚国逃亡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后来又推荐了专诸。
吴王僚十三年四月，乘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俑领兵征楚之际，公子光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他自己则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间。
阖闾杀的不光是吴王僚一个，吴王僚的手下被全部杀光。
事后，为了斩草除根，又派要离刺杀了逃亡在邻国的吴王僚的儿子，勇力过人的庆忌，以防他请求诸侯出兵相助，回国讨伐。
事发时，盖余、烛俑率领的大军正被楚军包围，无法回国。得知国内发生惨变，他们在绝望之中索性带兵投降了敌国，被楚王安置在舒。后来，阖闾又派孙武将兵伐楚，攻陷了舒，杀掉了这两位堂弟。
阖闾的所作所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日后他弟弟夫概乘他征楚在外僭号称王，不能说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对于阖闾的统治国人不心服、诸侯不看好，这就迫使他必须及早采取措施，以安邦定国，富民强兵。
阖间登基后授予伍子胥“行人”的官职，让他“与谋国政”，负责外交和内政。这绝不仅仅是论功行赏，绝不仅仅是对于他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酬庸，主要还是因为在交往中已经认识了伍子胥多方面的才能。
阖闾与伍子胥商讨富国强兵之策。伍子胥说，吴国没有像样的城池，缺乏正规的军事力量，粮食储备也不够充足，所以当务之急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元末朱元璋起兵时，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恐怕并非原创，而是脱胎于此。
得到阖闾首肯，伍子胥监工督造，在现今锡、常交界处的太湖边建造了一座城池，史称阖闾城，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座城“周十里，陵门三”，东面不开城门，因为东南方的越国已经成为敌国。遗址现今还在。为了解决阖间城的供水问题，又开掘运河引太湖水人城，名为闾江。伍子胥亲自带兵在此驻扎，进行训练。
几乎同时还在姑苏建造了大阖闾城，并且把国都从梅里搬迁到那里。这一说法受到一些考古工作者质疑，他们认为大城小城都在现今的阖闾城遗址处。孰是孰非，这里就不做辨析了。
受到阖闾重用的还有另一位客卿孙武。孙武是齐国人，是因为避乱从齐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将他推荐给阖闾，阖闾读了他的《兵法十三篇》，又观看了他的实地操练，得知他确实具有非凡的才具，便任命他为上将军，委以统军的重任。
阖闾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并且注重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酌情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本人则厉行节约，“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国库因此逐渐充盈。
为了缩短与中原各国之间的差距，阖闾还积极提倡引进先进文化，借鉴中原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大胆改革。
这一切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吴国的发展令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国家地位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吴国则在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阖间责成伍子胥、孙武等人负责“选练士、习战斗”，经过伍子胥和孙武的整编、训练，吴军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因为地处水乡泽国，水军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建造了一批战船，并在太湖的夫椒山操练水师;在重金罗致下，干将、莫邪等能工巧匠前来投奔，铸造了大量精良兵器，吴军装备的“扁诸之剑”成为驰名当世的利器。
伴随着国力的蒸蒸日上，阖闾的野心愈益膨胀。可是，要想争霸中原，身旁强大的楚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何况这个邻居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不怀好意，双方屡次发生战争;何况它还收留了吴王僚的弟弟盖余和烛俑，对阖闾本人的执政地位乃至生命形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在长期的吴楚对抗中，吴国从骚扰性偷袭转而采取战略攻势。
这时恰好发生了楚国围蔡的战事，蔡国向晉国求援，晋召集诸侯会盟商量救蔡，却乘机向蔡国敲诈勒索，蔡国不愿屈从，会盟因而失败，晋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走投无路的蔡国转而求救于本就与楚国战事不断的吴国，阖闾正在寻找攻楚的契机和借口，双方一拍即合，吴国便派遣使臣与蔡、唐两国结盟，联合伐楚。
阖闾九年，即公元前506年，太湖之滨集结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攻楚之战筹备就绪了。吴军主力部队有三万人，在阖闾亲自率领下渡过长江，疾进千里，进驻淮河流域。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经过了孙武和伍子胥的长期调教，十分精锐，三千五百人的前锋尤其骁勇善战。
十月，萧瑟的秋风席卷江淮大地，飘落的黄叶预示着众多生命即将凋零，一场大战在汉水之滨大别山、小别山之间展开。
楚军在柏举摆下战阵，以四倍的人数优势与远道而来的吴军对峙。吴国将士虽然人数少，并没有丝毫畏缩。阖闾的弟弟夫概首先请战，没有得到允许，便不听号令擅自出击，大败。楚军却也乱了阵势，吴军乘乱进攻，杀得楚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败退的楚军未及渡过汉水，奔袭的吴军又已赶到，趁他们在雍滞用餐时掩杀过去，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吴军追杀千里，五战五捷。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柏举之战。
阖闾乘胜挥师，直扑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吴军轻易地占领了楚国都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楚王的嫔妃和大臣的妻妾都沦为吴国君臣的战利品。
在吴军声威的震慑下，中原诸侯都没有出兵援楚，最后还是申包胥从遥远的秦国求来了救兵。两千多年以后的近现代，《申包胥哭秦庭》这出戏还在舞台上久演不衰，可见他完成使命的过程多么曲折艰难。
前方将士高歌猛进，后院却起了火。早已投靠楚国的越国见吴军主力远征在外，便乘机发兵，侵扰吴国的后方。更令阖闾措手不及的是，他的弟弟夫概居然乘乱潜回国内，僭号称王。
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阖闾只得下令撤出郢都，回师平乱。
虽然没有能够彻底灭楚，也未能长期占领郢都，但吴国已经国威大振。按照《吕氏春秋》的记述，阖闾治下的吴国“东征至于庳卢，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鲁，令行中国”，俨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
夫差是吴国最后一位国君，可是他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不仅早年间武功赫赫，很有一番作为，直到国破身亡之前几年还着实风光了一阵，给吴国的历史添上了最后一抹辉煌。
他是肩负着为父报仇的重任即位的，所以，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兵攻越。
在夫椒，即现今的无锡马山——也有人说是洞庭西山或绍兴以北，作为无锡人，我决定不理睬他们——吴越两国部队进行了决战。吴军大获全胜，并且乘胜追击，深入越国境内。
越王勾践率领的五千名残兵败将被团团围困在会稽山上，不得不派遣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
夫差同意媾和，不过却迫使越方接受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勾践夫妇和他的主要谋臣范蠡被押解到吴国当人质，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国政只能暂时委托文种料理。
这次胜利是夫差毕生的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绝不是唯一成就。
夫差三年，吴军攻人蔡国，迁蔡于州来。
夫差八年，吴王胁迫鲁哀公在曾地举行会盟。次年又兴兵伐鲁，直至泗上，迫使鲁国订立城下之盟。
夫差十年，开凿邗沟。邗沟和伯渎、闾江一样，都是我国最早的运河，规模却要大得多。当时吴王为了称霸中原，准备对传统强国齐、晋用兵。于是在今天的扬州市附近修筑了邗城，同时开掘邗沟引江水北上流人淮河，以沟通江淮。
夫差十一年，夫差亲自率师北上，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同时派大夫徐承率领水军从海上攻齐。结果虽然失败了，却并没有罢休。第二年，闻知齐军征鲁，夫差又带领吴军与鲁师会合以讨伐齐国，于艾陵大败齐师。这一战役史称“艾陵之战”。
夫差十三年，在吴王夫差主导下，吴、鲁、卫三国国君于郧地举行了会盟。
夫差十四年，夫差又一次率师北上，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守国。在艾陵之上再次击败齐军以后，吴国远征部队便掉头向西，直压晋国边境，与晋定公争当诸侯盟主。
《吴越春秋》对这支吴军的威武阵容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文笔形象而优美。但是我们忍痛割爱，不予引用。毕竟，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