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XXX，是XXX同志的丈夫。能在这里作报告，我由衷地为我的妻子感到高兴和自豪，也衷心地感谢各级领导对金红英的关爱和栽培！
“失意中我找到了人生的最爱。”
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宋埠镇供销社就在金红英娘家的隔壁。由于相距很近，我对金红英一家了解较多。其父是宋埠镇搬运站的一名普通职工，其母在家打点家务。金红英有4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行老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供销系统的经营效益已是江河日下了，我的个人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难。有一次，别人议论我的个人问题，让红英听到了，她随口说了一句：“他人那么好，怎会没人要！”别人就笑着问她：“你认为他好，你敢要他吗？”
没想到红英真的对我有意思。她借口找我帮忙的次数更多了，我也成了她家的常客。我们在一起时，她总是象一只快乐的小鸟。但当红英向我表白情意的时候，我却婉言拒绝了。我对她说：“你人长得漂亮，单位好，性格也好，可以找个更好的，我们不是同一档次的！”红英当时说了句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你人勤快，头脑又不死板，还怕将来过不上幸福日子。”
我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珍惜我们的爱情。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我连一件象样的礼物都买不起，常为此感到过意不去，可红英毫不在意，依然快快活活地和我在一起。订亲的时候，我只为她买了一件象样的衣服，而别的女孩订亲时婆家一般最少要买6套衣服。她不仅不介意，还为我的父母一人买了一套衣服。我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母亲也虔诚地感谢上天给了一个好儿媳。
1990年，我被调到另一个乡镇供销社工作，相隔20多里路。我曾抱怨领导瞎安排，开朗的红英却说：“这更浪漫一些！”当时我甚至怀疑她心中有没有烦恼这个概念。
1991年，我年纪不小了，加之担心长期生活不在一起会影响两人关系，我提出了结婚的愿望，红英经过考虑后答应了我。结婚的时候，我家没有什么积蓄，我在农村的父母准备借钱把婚事办得象样点，她知道后坚决不可，她说：“宁可结婚简单一些也不能借钱，我们没房子住，将来还要存钱买房呢。”
我们把新房安排在宋埠农行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由于没有多少家俱，也不显得拥挤。红英总是把家里料理得整齐干净，家里也总是洋溢着温暖温馨的气氛，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时，我的心仿佛掉进了蜜罐里，真是甜蜜幸福极了。
“幸福中家庭遭遇到最大的不幸。”
1992年，我们单位已经名存实亡，接连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在女儿出生前，考虑到家庭开支会增大，我想辞职回到宋埠自己开一个小五金门市部，多挣点钱。红英知道我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张罗开了，她帮我在农行贷款2万元，又把我母亲接到宋埠帮忙打点。
在热闹的鞭炮声中，我们的小店开张了；
不久我们的女儿也出生了，女儿长得和红英一个模样，大眼睛圆脸蛋，非常可爱。那时，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经营，争取早日盖一幢小洋楼，让可爱的妻子和女儿过上好日子。
小店开局不错，平均每月有近两千元的赚头，我们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就在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巨大的不幸却悄然降临了。
1994年“三八”妇女节，农行组织妇检。那天上午体检后，下午红英就去上班了，医院打来电话叫我去一趟。当我兴冲冲赶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了我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金红英经检查怀疑得了宫颈癌。同时叫我不要告诉她，迅速带她到武汉同济医院复检。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这一检查结果。她才23岁，23岁啊！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会有绝症呢？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上看不到半点癌症的影子呀！
当我告诉红英，准备带她到武汉复检时。她笑道：“怎么搞的这样复杂，还要跑那么远检查，我献过两次血，身体好好的呀，不去算了。”看我坚持要带她去，她又敏感地问我：“是不是得了大病，要是那样，不诊算了，弄得倾家荡产的，怎么行啊？。”
在我的强烈坚持下，红英同意在我到武汉进货时一道去体检。体检后，医生叫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回家等结果。那几天，我的心一直提在嗓子眼上，可红英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仍是活蹦乱跳、唱唱笑笑的，看我心事重重，她还不时逗我开心。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沉的下午，红英打来电话叫我早点回家。电话里她的声音哽咽，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家后，红英拿出同济医院邮寄过来的复检结果给我看，“宫颈癌”三个可怕的字赫然纸上，格外刺眼！我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红英“哇”的一声，猛地跑出家门。我一路呼唤着爱妻的名字，一路跌跌撞撞地寻找。暮色苍茫时分，当我在镇郊荒野上找到她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涕泪交错中，我镇定下来，慢慢安慰她：“好在发现的早，现在医学发达，有诊好的希望。”她抬头倔犟地说道：“别往医院送钱，反正也治不好，家里也没有钱，别搞得人财两空！”
天快黑的时候，不知情的岳父打来电话叫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出发的时候，天下起大雨。在街上，我们木然而行。一辆三轮车差点撞着红英。面对道歉的司机，红英一反常态怒吼着：“你怎么不撞死我，让我一了百了！”我从未看她如此发过脾气，也从未看她如此伤心绝望。当时，我的心中痛如刀割。
到岳父家的路上，红英叫我不要把她得病的消息告诉她年迈多病的双亲。回到娘家后，红英迅速稳定了情绪，恢复了常态，只是言语少了些。近十年过去，我70多岁的岳母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身患绝症。
“挫折中爱妻直面惨淡的人生。”
红英一如既往照常上班，坚持不去武汉。作为深爱她的丈夫，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魔肆意摧残，又怎忍心看着她的生命在无谓的等待中一丝丝耗尽呢？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为她治病。我一方面四处筹钱，另一方面尽可能用丈夫的爱关心她，鼓励她，我跟她讲抗癌明星战胜癌症、幸福生活的故事，跟她诉说我的决心和信心…但我的努力并没有效果。
就在此时，获悉消息的农行领导和同事们带着滚烫的爱心纷纷赶来了：行领导拿出大伙捐赠的钱，叫她安心去做手术；
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做她的工作。一句句关怀的话语、一声声真诚的祝愿，让红英感动不已,情绪渐渐开朗起来。一位女同事推心置腹地劝她：“你女儿太小了。你不在乎生死，可是孩子多可怜，长大了妈妈长什么样也记不起来！”这句话对红英产生了强烈震撼，她怔了半天，然后望着女儿，坚定地说：“是的，虽然我不能为女儿留下什么，但我要让女儿知道我是个好妈妈，是个坚强的妈妈！”
到武汉做手术那天，农行的领导和同事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在车起动时，红英突然将头伸出窗外，对着送行的人们大声哭喊道：“我还要回来，我还要上班！”
到武汉后，红英坚持要到武汉农行去看一看。我们只好绕道到武汉市农行营业部去了一趟。看着高耸的大厦、明亮的大厅、穿戴整齐的工作人员，她的两眼闪烁着对农行工作的眷恋，无限深情地说：“在农行工作真好！”红英对农行的感情真挚而又自然。
1994年5月13号，上午8点，红英躺上了手术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是做子宫全切手术。那天同济医院一共有八台手术。听说有台手术失败，病人很快就死了，我异常紧张，一下子瘫倒在地。想起红英的种种可爱之处，我再次泪水横流，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祈求上苍：一定要保佑我的妻子平安！！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当她最后一个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从地上爬起来，飞快地迎上去，看到她的脸上并没有蒙上白布，幸福感顿时涌遍全身。
手术非常成功。精神刚刚好些后，红英就想着回去上班，每见到一个医生就拉着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心里清楚，她的心早就飞回工作岗位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红英住院期间，我们的小店被盗了，店里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医院的开销每天上百元，没有钱红英的病怎么治？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想到这些我欲哭无泪。那些日子里，我的头发一抓掉一大把。我甚至想到武汉的大街上为妻乞讨，也曾想到医院卖血换钱……红英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反倒安慰起我来：“不要着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就在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样一个爱的真谛：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共奋飞。
红英恢复得很快，住了近两个月就出院了，比医生预计的时间少了近一半。出院时，医生叮嘱我，鉴于其癌细胞已扩散，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活3年时间，一定要好好调养，定期化疗，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拼搏中红英书写着金色的年华。”
回到家乡后，我一面打理小店的生意，一面积极为红英的进一步康复创造条件。由于经常要陪红英上医院，我的生意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在做不下去只好另谋它路。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考虑，我认为只有做早点生意，才能两不误，既能挣点钱养家糊口，又能有时间陪红英治疗。她是个要强爱面子的人，我担心她不肯，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
我将小店的库存全部转卖，将门面转租，一共变现三万多元。本来打算把钱存起来，留着为红英治病用。谁知她死活不肯，坚持要先还农行贷款。我去还贷款的时候，农行的同志不忍心收，叫我留着为红英治病。看到我提着钱回到家里，红英十分生气，自己径直拿钱到农行把贷款全部还了，同时结清了全部利息。不少人都说她“苕”，别人找理由逃债，你们有逃债理由却主动还债。对此，红英不以为然。我理解她，知道她是个讲信用的人，她不愿意做对不起单位的事。
在家休息一个月后，红英就吵着要上班。我坚持要她多休息一段时间，农行领导也劝她安心调养，可她要上班的态度十分坚决。拗不过她，农行的领导只好同意了她的请求。
上班前一天，平时从不化妆的红英买了一大堆化妆品。她对我说，自己的脸太黄了，这个样子还不把客户吓跑？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化妆。
红英上班后，精神好了许多，完全不象一个病人。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还帮我招呼客人。我也发现她比生病前改变了许多。从前，她有时也会在我面前议论农行的是是非非，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说三道四，可现在她只说农行的种种好处；
过去她偶尔也抱怨农行的存款任务太重，可现在单位不下她任务，她却主动要承担存款任务。看我空闲的时候，她时常要我骑自行车带着她去找存款。我估计她的存款任务不可能完成，没想到她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有一年还得了个“揽存状元”。
红英定期要到医院检查和化疗。为了不影响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坚持一般治疗在门诊就医，有时下班后请医生到家中输液；
确实要到武汉同济医院去就诊，总是坚持搭车去，搭车回，谢绝单位派车接送。
化疗、放疗是极其痛苦的。放疗的时候，在肚皮上画一个红十字，有时射线过强，肚子上的皮都烧得有焦煳味了。看着红英咬紧牙关的痛苦表情，看着她苍白的脸上大汗淋漓，我真切地感受到：疼在妻子的身，痛在我的心啊……
做完化疗、放疗，红英在家稍作休息后，很快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那时，农行刚刚普及微机，红英害怕跟不上形势，在向同事请教的同时，她还借来书籍在家猛啃，我担心她累坏了身体，得不偿失，劝她算了。她的逻辑却是：不懂微机就意味着不能上班，不上班就意味着没有活头。
农行的确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红英回来后，农行的同事们不仅在平时工作中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每逢节假日还要结伙搭伴到我家里办一顿丰盛的聚餐。生活在同志们的关爱中间，红英的脸上总是笑开了花。
边治疗边工作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3个春秋。其间红英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但总的来说，她过得很充实，一直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这期间，多次检查，红英的病情很稳定，我也没有为她的病情担多少心，倒是一次意外的“失踪”着实让我担惊受怕了一回。
那天，天寒地冻，红英早早上班去了。早点生意结束后我回家帮母亲做午饭，怕她受凉我烧好了取暖的炭火等她下班回家。可到了12点半，还不见她的踪影。问农行的同事，都说不知道她哪儿去了。我最担心的是红英感觉身体不妙想不开去寻短见，我满街上四处找人，找了一个下午一点线索也没有。天黑下来，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农行也派人帮忙寻找。我母亲急得哭了起来，女儿也哭着要妈妈……大约在晚上九点钟左右，红英才一身疲惫，带着20万元现金回到了宋埠。原来，下班时她在农行门口遇到了一位在武汉和宋埠都开了超市的老板。那位老板在武汉有20万元左右各种小额票面的现金，想找个银行的人去帮忙数一数。如果宋埠农行的人愿意去，他就将钱全部在宋埠农行存定期。听到这话，金红英当即就和那位老板一道去了武汉。20多万元钱红英整整数了三个多小时……那位老板得知红英是个癌症病人后感动不已，从此，他要存定期总是专程亲自送到红英手上。
就这样，红英凭借特殊的身体状况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感染了很多客户，不少客户象走亲戚一样常到我家看望她，而她也是礼尚往来，经常提着小礼品到客户家里联络感情。
1998年春节前，红英走访完客户后，遵照医生的嘱咐我带她赶到武汉做年前的最后一次检查。检查结果再次让我们傻了眼：她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膀胱上，需要再次手术。
万家团圆夜，神州共此时。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不时有焰火照亮夜空。望着迷人的夜色，躺在病床上的红英黯然神伤地对我说：“定山，要是我死了，你再给洁洁找个后妈，她还小，不能没有妈啊！”
我哭着握住她瘦弱的手，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你不能死，这个家谁也不能少，我们一家人还要围在一起”……过了很久，红英坚定地点点头：“我不能死，我也不会死，我还有很多心愿未了，我一定会活下去！”
作为丈夫，我知道她的心愿，知道她抛舍不下心爱的女儿，知道她舍不得离开她热爱着的金融事业！
手术前做膀胱灌注，红英第一次大声呻呤，她甚至哀求医生让她死了算了。事后，她又没事人一般笑着对我说：“那感觉就象火在里面烧，没吓着你吧，总算挺过来了。”
做完膀胱电切除手术后，红英的情绪很好。在医院，她和几位已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病友说说笑笑。回到家乡后，她没向任何人谈起她的治病过程，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就象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我觉得做早点生意赚钱太少，有时在家发发牢骚，她却笑着说：“身体好就是幸福，你可要想开点哟。”
1999年，在接受持续放疗的同时，红英在工作上又夺取了一个丰收年。年底，农总行的领导专程到我家慰问她。从头到尾，金红英没有说过一句大话，她只是说这四年来请了很多假，在农行报销了很多医疗费，她欠单位和同事很多，欠丈夫和女儿很多。问起治病情况，她象是说别人的事情，放疗、化疗、膀胱镜、膀胱灌注等等让我至今一想起来就后怕的字眼，在她口中只是轻描淡写。我在旁听着听着，忍不住落泪，赶紧跑到外面悄悄擦去。
农总行领导当时便要求宋埠农行把红英安排到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她当即拒绝了：“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干储蓄干得了，我不需要照顾。”
红英渐渐有了名气，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她的事迹，很多单位请她去作报告。专家说她能活到现在，能够创造出医学奇迹完全是毅力使然，可她却对我说：“要是没有农行这个大家庭作后盾，我坟头上只怕早已长草了！”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对此金红英没有丝毫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地快乐生活，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这一年，她还参加了黄冈市金融专业电大自修，第二年，她就拿到了专科文凭。
2000年底，红英经常叫腰疼，我便迅速督促她到医院检查。经同济医院诊断:她的右肾无功能，左肾严重积水，她的日子不多了！红英对此很坦然，她说：“女儿已长大了，即使死了我也没有遗憾！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干好工作回报对我恩重如山的农行！”
几年来，除了报销医疗费外，农行已向我家捐款8万多元。我做早点生意每月净收入也在500元钱左右，金红英每月收入近1000元，而红英每月的医疗费就占了一大半，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艰难的。尽管如此，红英至今没用捐款一分钱，她用专户存了起来，她说：“这笔钱要在万不得已时才用，争取以后再诊病时不再给农行添麻烦！”
当时，麻城农行正准备集中定做行服，每名员工要交800元的行服费。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农行领导问她愿不愿意参加，我劝她算了，她坚持要做。晚上在家，她哭道：“多少磨难我都熬过来了，我怎能让自己最后一点光阴在遗憾中度过呢？”第二天，她自己搭车到支行交钱量了身材。至今，她最爱穿的衣服就是行服，平时保管得最为精心的也是行服。
红英不仅在工作上没把自己当病人看，在家也是一样。她总是抢着做家务，只要有时间，总是争着接送女儿上下学，对长辈也很孝顺，逢年过节，她总要买上厚重的礼品去看望双方的父母大人。这两年，金红英到外地作报告的机会较多，每次她总忘不了给家人带点礼物回来……
我是妻子是可爱的，她有着可爱的外表和乐观的个性；
我的妻子更是可敬的，尽管我们朝夕相处，我却常常为她的精神和意志所感动。我相信，即使她将来不能为我们的家庭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也会为我和我们的女儿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好人一生平安歌好唱，好人一生平安路难行。不管怎样，我将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支持我的妻子，让她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美，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