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平
网友总结出丧文化界的“四大天王”：悲伤蛙，原名“佩佩”，是美国漫画家马特·弗里在漫画《男孩俱乐部》里创造的人物。他的形象由青蛙的头和人的身体组成，眼球硕大、向外凸出，皮肤是深绿色，嘴唇却是深红色，穿一件深蓝色的T恤，颜色搭配可以说极度冲突。马男波杰克，是美国动画《马男波杰克》中的主人公，与悲伤蛙相似，他的形象也由人的身体和动物（马）的头组成。在第一季的海报上，他穿一条短裤衩，敞开浴袍，露出松垮的胸部和肥胖的肚腩。鲍比·希尔，也来自一部美国动画（《乡巴佬希尔一家的幸福生活》），是一个12岁的小胖墩，常年穿一件深灰色T恤和深绿色短裤，年纪轻轻，就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兴趣。长了腿的咸鱼，是以金枪鱼为原型创作的漫画形象：庞大的鱼身下长出两条不合比例的人类小细腿，仰天瞪着“死鱼眼”。这些形象除了在性格、行动上具有悲观、懒惰的相似性，在视觉呈现上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出奇的丑。而且这种“丑”并非技术或审美的局限造成的，而是创作者刻意为之。创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形象设计得这么丑呢？这么丑，为什么还能吸引这么多人？
本文试图梳理人类审美的递变史，将“丧文化”纳入“丑文化”的链条中进行考察。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经验，古典审美出现裂痕，“丑”的事物迫切地涌入审美视野。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卡夫卡的甲壳虫，到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各种畸形丑陋的形象开始成为审美主角。到了当代，在大众文化的碾压下，我们看到古典审美体系进一步崩溃，“美”从无可争议变得越来越可疑，而“丑”被赋予了先锋的意义。
一、古典时代的丑
丑一直都存在，只是无足轻重。每个时代都有哲学家和艺术家为“美”下定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即和谐”，相信只有找到某一适当的比例才会实现美的效果。波利克里托创作的《持矛者》是实践毕达哥拉斯美学理念的典范，雕塑人物手指与手指、手指与手掌、手掌与肘、肘与手臂的比例，以及头部与身长的比例等等都经过了严格的计算。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美的理解，并应用到诗学评论中，提出秩序的原则。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依然在追求和谐之美的道路上精益求精。另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即完善”，创始人是新柏拉图派。他们借鉴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理念”的存在，如果一件事物达到了“理念”的要求，就算达到了它的“目的”，即实现了美。这一观点在十七八世纪被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所承袭。不过，英国经验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感性的经验才是一切认识的根据，因此把美的研究从美的事物转到了进行审美活动的主体上，提出“美即愉快”的理论。[1]在这些有关“美”的持续不断的界定与争论中，“丑”都是一个一笔带过的反派角色。如果美是和諧，则不和谐为丑;如果美是完善，则不完善为丑;如果美是愉快，则不愉快为丑。似乎只要讲清楚了“美”，“丑”就不言自明了。
丑是低级的。在古希腊戏剧中，有一个专门的剧种叫“羊人剧”，是古希腊喜剧的前身。羊人剧被安排在每组悲剧演出之间，发挥类似串场的作用。在羊人剧中，歌队的演员会装扮成羊人，戴着硕大的耳朵和尾巴，表演低俗下流的剧情，目的是让刚刚观看了一场悲剧的观众尽快高兴起来（做好观看下一场悲剧的准备）。身材矮小且比例失调的侏儒是宫廷取乐的玩物。
丑常常预示危险与灾难。古希腊神话有一批违背自然规律的生物。荷马在《奥德赛》中的斯库拉“有十二只脚，全都空悬垂下，伸着六条可怕的长颈，每条颈上长着一个可怕的脑袋，有牙齿三层”[2]。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塞壬“她们是鸟身，少女的脸，肚子里流出粪污，两只手是爪子，面色永远像饿鬼一样苍白”[3]。此外还有满头都是毒蛇的美杜莎，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喜食童男童女的牛头怪弥诺陶洛斯，象征“刻毒”“暴戾”“恐怖”的格赖埃三姐妹，拥有狮头、羊身、蛇尾的奇美拉……这些形象在叙事中都是神样的主人公要克服的危险与困难，故事往往也是由主人公战胜这一个个丑陋的怪兽而结构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古典审美的愿望中，丑不应存在或至少不应被人看见。在《拉奥孔》中，莱辛提到在技术上，艺术家们是可以绘画丑的事物的，但他们都避免这么做。正因为对丑的忽视与排斥，丑的形象很少被保留下来。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只能从尚未经“美”的清扫的角落里尽力搜寻一些丑的残迹。
二、中世纪的丑
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丑有过一次经常被忽视的胜利，那就是中世纪。中世纪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时代，但不论是神圣的基督教文化，还是底层的民间文化，都对以古希腊为典范的古典审美体系造成了颠覆式的变革。
在基督教艺术中，“基督受难”作为基督教艺术的重要题材，展现了基督遭受殴打、遍体鳞伤的身体（有时已经是尸体），令教徒反复观看与祭拜。在格吕内瓦尔德创作的《基督受难》中，基督位于视觉中心，表情因受尽折磨而扭曲，肋骨根根分明，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强硬地张开指向天空，皮肤上布满了密集的伤口，或流着血，或变成了淤青。这样的形体与古希腊雕塑对比，显然是非常不和谐、不完善、令人极不愉快的。血液、伤口、痛苦、折磨、死亡、尸体，首次成为被审美的主角。同时期，骷髅也是宗教艺术中的常见元素，但不是作为一种恐怖的元素。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人们为了驱逐对死亡的恐惧，组织“死亡之舞”，教皇、皇帝、少女都与骷髅一起翩翩起舞，表现死亡终将战胜一切，美貌与财富都是过眼云烟。[4]此外，地狱、魔鬼、末日、酷刑等题材，尽管是为了恐吓教徒，但是因为其形象的触目惊心以及其广泛的、持续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丑的素材库。
同样的，中世纪以狂欢节、愚人节为代表的底层民间文化也将“丑”置于明显的位置。首先是粪便的隆重登场，小丑们扮演主教，假装摇晃神香，其实是粪便。仪式结束，小丑们坐上全是粪便的马车，然后向大街上的人群投掷粪便。粪便还未曾如此风光过。其次是肉体下部的器官。在古希腊雕像中，它们被有意地缩小或模糊处理;但是在狂欢节中，它们被放大，成为表演的中心，被允许肆无忌惮地做出猥亵的行为。最后是辱骂与殴打，人们混战，相互赠拳。“血战、切割、焚烧、死亡、杀戮、殴打、诅咒、辱骂，充满了这个‘欢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进行毁灭的同时又生育着，它不让任何旧事物得以永存，并不停地产生着新的年轻的事物。”[5]拉伯雷的《巨人传》是对这个时代最精彩的呈现。
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新古典主义是对古希腊审美观的复古，丑再一次失势了，直到18世纪后期出现浪漫主义运动的大风潮。不过，没有中世纪大量“丑”的积累，浪漫主义的爆发是很难想象的，尤其像象征主义诗人对死亡、墓地、地狱的注目就是中世纪死亡审美的变奏。
三、现代主义与丑的崛起
现代生活摧毁了古典审美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被破坏，钢铁、塑料、奇形怪状的人工制造物大量涌现，成为比自然更加为人熟悉的物体系，继续维持对古典美的僵硬的崇拜就变得非常可疑。正如雨果谈道：“这种典型美在开始的时候是光彩夺目的，但就像一切已经秩序化的事物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到后来就变成虚伪、浅薄、陈腐了。”[6]（《〈克伦威尔〉序》）不过，雨果虽然在理论上发出了激情洋溢的宣言，在实际的创作中还是比较保守。他笔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尽管外表畸形丑陋，却拥有高尚的心灵，是一种不充分的“审丑”。
真正将“丑”入诗的是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他描写腐烂的尸体：“天空凝视着，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7]描写老太婆：“她们弯腰，驼背，曲身，爱她们吧！”[8]描写赌博：“绿色台布，围着没有嘴唇的脸，没有血色的唇，没有牙的牙床，手指因为可怕的兴奋而痉挛，搜索着空口袋和微颤的乳房。”[9]毒蛇、蛆虫、老鼠，乞丐、凶手、赌徒、妓女、拾破烂的人，撒旦、吸血鬼、被诅咒的女人……一切肮脏、狰狞、衰老、恐怖的东西，无所不有。《恶之花》就像一枚深水炸弹，出版时，被官方报纸评论为“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司法部门勒令其删除六首伤风败俗的诗。但是，波德莱尔已经将审丑的旗帜招摇地竖立了起来，兰波、里尔克、叶芝、艾略特都是他的后继者。丑披上了一层瑰丽奇谲的色彩，变成一种奇观，带来异常鲜活的审美体验。
如果说在诗歌领域，丑被包装成“恶之花”，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种诡异惊悚的美;那么在小说、戏剧方面，丑就完全是丑。现代派小说中的人物，揭掉了在诗歌中常有的那层诗意的修辞，使之失去了神秘的力量，变成赤裸的丑物，就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面临巨大的精神创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都发生史无前例的扭曲和异化。尤奈斯库《阿美戴或怎样摆脱它》中的尸体不断膨胀，胀满整个屋子;贝克特《最后一局》中海姆的父母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生活在垃圾桶里，只露出脑袋;萨特的作品《恶心》《苍蝇》《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仅从标题上就能看出作者对丑的执着。至此，美与丑的位置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互换：美成为假象，而丑才是真实。
当我们审视“丧文化”的那些代表形象时，荒诞都是其显著的特征。居无定所、饭都吃不饱的季春生拒绝做公务员，理由是“公休太短，工时太长”;悲伤蛙的嘴巴被拉长，变成鳄鱼的嘴巴，文字说明是“伤心到变种”;长腿的咸鱼自愿咬上鱼钩，是“心痛到上吊”;鲍比·希尔就像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人物，无聊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刻意为之的“丑”视为一种尖锐的武器，意在敲碎虚伪与陈腐;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丑的放纵，以丑媚俗，哗众取宠。
参考文献：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古羅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彭淮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苏]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郭宏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第215页。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第229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