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困境与启示

【摘 要】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世界格局呈现动荡变化的当下,中国的崛起是世界有目共睹的。虽然“中国声音”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但是听到不代表认可,这体现的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还存在崛起的道义性困境。从美苏崛起的道义性视角来看,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与苏联的“政治文化”主张,都为其成为世界大国实现了软实力上的铺垫。借鉴美苏崛起的道义性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当前还存在政策理念缺乏解释不到位、过于强调物质与内修等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 道义 软实力 传统文化 大国崛起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在这种趋势下,世界秩序越来越偏重多边机制,通过各国遵守的共同规则来维护。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是处在一种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格局演变的过渡过程,美国的独霸地位在一段时期之内是别国所不能及的,只不过这种演变的速度与规模都是越来越快且明朗化。而在国际格局向着多极化的趋势演进的过程中,任何国家尤其是欧美大国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不同政策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不再固步自封,坐以待毙,而是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不断在国际社会提出中国理念,尝试加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

但即便我们试图加强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也仍有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中国理念很难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含国际社会上意识形态的孤立,也有中国内部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的作祟等。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到的现状就是,在经济实力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所期望的大国地位不应该只仰仗经济发展的带动,而应该是全方位的,那这其中就少不了文化方面,即国家软实力的建构。只有从文化上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可所形成的大国才算是成功且有牢固基础的大国。

一、美苏崛起的道义性因素

二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冷战一直持续到苏联的解体才告以剧终。这两大巨头拥有其余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美苏崛起为超级大国其中也必不可少道义性因素的助力,而具体分析来看,两国崛起的道义性因素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在的。

(一)美国

从美国的对外主张来看,最能体现道义性在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强大作用的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提出,他主张在“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下,建立一个较为普遍的国家间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威尔逊不断告诫国人,美国保持孤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和“道义责任”,美国就是利用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进行干预,倡导美国式的民主。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就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美国正是通过建构这种国际社会的“正义”(实际上只是徒有秩序不含公平)维持其霸主地位。美国自由理想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是伴随着清教徒的“山巅之城”和“上帝选民”的基督教思想搭载着“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根植于美洲大陆,与美国宪法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号召一同深深地刻在了美国人的骨子中,奠定了一整个社会的思想根基。从上述来看,可以总结出的结论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与国家软实力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苏联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建设立会主义国家之后,列宁就提出了“政治文化”的主张,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的建设是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的,而通过国家内部政策来培养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提升知识水平,再加强与国家间的感情纽带是一条一举两得的途径。列宁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这种列宁倡导的新式民主所带来的革命热情不仅仅局限在苏联国内,而是演变成号召世界被压迫人民拿起手中的武器来实现独立的世界革命的主张。苏联崛起的道义性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列宁对教育十分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过程中,使苏联深刻的认识到了自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存在的现实差距,列宁也同样重视文化教育在弥补实力差距上重要性。发展教育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国内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认同上,在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不畏的民族精神也与重视教育建设离不开的。

二、中国崛起的道义性困境与启示

在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中,他引导人们将关注重点放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并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软实力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在中国被誉为精神支柱。但在奈看来,即便是拥有了这些资源也不能算是拥有了国际社会层面上国家的软实力,因为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力量还要靠领导与战略的面面俱到才能实现,这就是在道义上摆在中国崛起面前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一)政策主张的文化“固守”

回顾以往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对外政策主张,即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乃至到现如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中国声音”都没有很好的国际社会所聆听,中国在世界文化話语权的建构依旧举步维艰。本文谈到的文化“固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始终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笔者也赞同深耕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提出“中国概念”。但在这里,就我们所面临的认同难题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的这些观念主张有些过于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与提倡了,这里并不是要崇洋媚外,而是应该认清在当今国际社会确实以意识形态为理由的对抗是不明智的,但与西方价值观和观念上的差异又确实存在,因此以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为主,再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主张才是今后尝试努力的方向,在这里,笔者认为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就是很好的尝试。

道义现实主义是以荀子的“王道”思想为基础,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霸权”、“强权”以及“王权”三类。“‘王权国是指讲道义和有战略信誉的主导国”,它主要通过以身示范、奖励和惩罚三个路径来维护国际规范。这种倡导以政治导向为主的外交战略的理论,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义利观”解读为“正义”和“信义”两个内涵,“正义”就是要求中国继续坚持当今对于弱小国家的帮助和扶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信义”指的则是中国要提倡更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与政策,通过加强与友邦的良好信任与合作来威慑对手,积极建立和维护国际战略信誉。其次,在道义现实主义之中,阎学通教授还提到“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判断何者相对讲道义。”因此中国就应该尝试在新兴领域,即拥有相同利益国家较少的领域当中拓展利益而非传统领域当中,这些领域就包括网络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

(二)过于强调物质而非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并且综合国力也显著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份关于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显示:“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这里面当然还包括国家财政实力与外汇储备增长等方面。这些的确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物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但是想要成为崛起的大国,只有物质力量的崛起并不算是真正的崛起,也要在精神文化和软实力层面有所建树。造成中国过去强调物质因素发展的原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自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史开端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生活在被奴役和掠夺的水深火热之中,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支撑不起庞大的人口数量。这种贫穷的遭遇使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将解决温饱问题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所以才会有实现总体小康的奋斗目标,导致在加强经济发展和注重物质力量建设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不流行宗教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实践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和领导阶层的思想中。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念坚持物质决定意识,也提倡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坚持用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看问题而与唯心主义观点划清界限,就导致了社会中对精神文化层次的忽视。“列宁对物质做出了最本质的规定,指明了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性,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国家软实力建设也是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一环,因此中国在构建文化话语权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国内加强民众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认同,奠定内部思想的坚实根基。

(三)过于强调内修

不同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念都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冯友兰教授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时,他给出的答案并不认为这是出于地缘或是经济条件等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按照她的(中国)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正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这是一种属于带有中国自我风格的哲学观念,即强调个人的内修,即内在的修行,注重通过学习读书来扩展知识充实自己,完成心智上的提升。自古中国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我们所熟知的曾国藩就有一套极其特殊的内修方法——静坐养生并三省吾身等习惯,这种内修的方法也被对他顶礼膜拜的蒋介石一板一眼地模仿。过分强调内修就容易忽视实践与外部世界的观察,过分强调内修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封闭,不被世人所认知也就使“中国声音”不被接纳。因此中国在打开国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尝试打开“心门”使世人能够理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理解的重点也就应该放在中国外交主张和战略的性质、目的与宗旨等内容上,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例如“天下大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也要向世人解释清楚,使其认识到这“是一种能够帮助许多民族和国家既能够加快发展又可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新方案”。

结 论

总之,中国作为新兴的崛起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面临着与大国利益的矛盾,国际社会接纳等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崛起所陷入的道义性困境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道义性困境主要就是集中在中国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从上述来看,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过于坚守传统文化、文化发展氛围较为单一、中国哲学强调的内修以及教育体制和政治文化下的物质观念等内容,也尝试给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但是要想建构强大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國国际战略,并且使其能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和认可,仍有更加深刻和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

【参考文献】

[1] 杨春龙.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形成. 《历史教学问题》[J],2005(6):42-48.

[2] 阎学通. 崛起的中国如何“得道多助”. 《北京日报》,2016年5月第017版.

[3] 蒋英州. 政治文化视角的国家软实力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 [美]约瑟夫·奈.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1页.

[5]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问题研究》,2014(5):103-128.

[6]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3页.

作者简介:张松(1995—),男,汉族,河北省承德市,学生,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亚太政治与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