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精选4篇
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一
焦裕禄同志从贫苦娃到县委书记，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将职权看作是为人民掌权，将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形成了独特的家风。
焦裕禄非常疼爱孩子，从小就教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家里人口多，有6个孩子，还有老人，其中3人没有粮食指标，9个人吃6 个人的粮食定量，所以生活一直很清苦。
为弥补家里的饥荒，从小教育孩子们珍惜粮食，焦裕禄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附近采收过的地里捡拾漏失的豆子和花生。
焦裕禄从来不要组织的照顾，也从不接受他人的馈赠。他刚到兰考的时候，看到县委机关北面有一个大池塘，觉得里面可以养鱼，就建议城关镇投放了几万尾鱼苗，成了个养鱼场。他关心鱼苗的生长情况，时常在休息时间到鱼塘看看，有时看到打鱼，就帮着打。渔场同志觉得他为渔场操了不少心，还经常参加劳动，为感谢他的指导，也为了让身患重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孩子们一见到活蹦乱跳的鱼，喜欢的不得了，嚷着要吃鱼。焦裕禄回家后，问清了来龙去脉，就对孩子们说：“这鱼是渔场的同志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没去劳动，咋能白吃呢?如果大家都占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还能办好吗?”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道理，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当即就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1963年初的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还在灯下看文件。大儿子焦国庆从外面回来，愉快地告诉父亲：他刚刚看了戏。焦裕禄问他谁给他买了票?国庆说：他一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检票的叔叔就放他进了门。焦裕禄眉头一皱，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就以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于是严肃地问道：“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
国庆说：“我是小孩，没人在意。”
焦裕禄说：“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演员唱戏，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
国庆听爸爸口气严肃，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再也不去看“白戏”了。焦裕禄从自己兜中掏出了两角钱，交给了国庆，语重心长的教导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此后，焦裕禄又经过深入思考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文件。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了，全家人都为家中有了一个初中毕业生而感到高兴。听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毕业了，有许多人来介绍工作。有人说小学教师有缺额，有人说邮电局招收话务员，而焦裕禄却亲自把守凤送到酱菜厂劳动。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时，他的大女儿守凤到医院里看他。他叫着守凤的小名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这块手表给你，要遵守劳动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留给你，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对于焦裕禄的儿女们来说，记得最清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千万不要搞特殊”的要求。
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二
孔繁森同志，不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位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并担负起养育的重任。他的家境本来就不富裕，再加上每次下乡总要接济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有时不到半个月，工资就所剩无几。在领养了三个孤儿后，孔繁森同志在经济上更加拮据。
为了不让孩子们跟着他受苦，他悄悄地来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认为他年纪已大，不适合献血，他就恳求护士：“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共收取医院按规定付给的营养费900元，都用于生活补贴。
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买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
孔繁森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在乡下，只要遇到困难人家，他总是习惯地掏掏口袋，有多少钱就全数送给；在天寒地冻的季节，他看到老百姓穿得单薄，马上将毛衣毛裤脱下来送给百姓。在墨竹贡卡地震灾区，他一路上的衣服几乎送完了，零下28摄氏度，他只穿着一件衬衣外加风衣，返回途中，司机开大暖气，他还是冻得哆嗦。援藏十余年，孔繁森究竟送给藏族同胞多少钱、多少药、多少衣物，没人能统计出来。他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三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北平军管会委邀请钱三强参加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这次大会的主席就是钱三强的恩师和挚友约里奥·居里，得知这个消息，他感到格外欣喜。钱三强心里在想，这次去巴黎可以请约里奥·居里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急需仪器、图书、资料等，正是打破西方技术封锁难得的好机会。可是又一想，此时此刻，战争尚未停息，能拿得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么﹖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联络官提出申请20万美金用于采购原子核科研设备。
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领导人进城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第一时间会见了钱三强。“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金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金供你使用。”李维汉特别向钱三强交代：“你是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同志又熟悉，用款时，你们商量着办就是了。”
5万美金现在看来并不算多，即使是当时，也远低于申请的金额。然而钱三强不知道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外汇储备，仅有30万美金。钱三强后来回忆道：“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钱三强怀揣着沉甸甸的5万美金踏上了旅途，却遭到了法国当局的封锁，拒绝发放入境签证。中国代表团只得转道设立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和平大会分会场。大会如期举行，钱三强却无法与恩师见面。眼看计划即将落空，钱三强与刘宁一商量，在征得约里奥·居里同意以后，托一位巴黎来的可靠人士，约里奥的好友恩纳斯特·卡亨转交约里奥代为办理。
约里奥很是慎重行事，生怕发生意外。为了不负所托，他多次自己跑出去看仪器，或者托朋友购买，还写信到英国请人代购，而他做这些事情时，都是以自己研究需要为名。他从不隐瞒真相做事，但为了完成钱三强代表中国的委托，他不得不破例这样做。
这些费尽周折购得的仪器、原材料和图书资料，奠定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基石，为开创新中国原子科学事业和培养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万美金，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申请方式是口头申请，使用方式是“商量着办”。这在今天看来，几无可能，但于当时，乃形势所逼。面对党和国家毫无保留的信任，钱三强夙夜在公，回报了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力量，这正是现代版的“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
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四
2009年10月31日早上，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举国乃至举世为之惋惜、哀痛。打开互联网，看到许多回忆、悼念钱老的文字，不禁为这位伟人清廉的品德所感染。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道：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老人，不仅在科学领域给中国和世界留下难以估量的贡献，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现在，这位伟人虽然走了，但我相信，许多人们的耳际会长久地响着他这样的话语：“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正如一位记者同行所说，金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1938年，27岁的钱学森便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远在美国并在科学事业上已颇具建树，（当年的美国海军次长也比喻钱学森可以抵五个师的兵力。）完全可以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可是他却不顾重重阻挠、甚至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历经5年的波折，终于1955年回到祖国。1958年，当他看到从农村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的孩子，连买把尺子的钱都没有，便将自己《工程控制论》的稿费捐出来，专门买些学生们的学习用品；1962年，国家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又将自己《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的3000多元稿费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1978年，他将组织上为父亲落实政策补发的一笔钱，同样交了党费；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他连支票看都没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将这笔高达100万元港币的奖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钱老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对于“官位”、名利之类，却常常表现得异常淡泊。据相关资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可是后来，他却主动要求当了副院长；他虽然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2005年，他还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称号。1991年，在他退出一线工作后，他还给自己定下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 “原则”……
有言道：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对于我们活着的人，钱老是一面多么明亮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