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或教训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其在１９５９年党代表大会通过１５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６０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我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了解人家的发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分为三种。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但１９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霍夫曼将１９世纪英国、美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为什么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末说，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过经济分析提出的。但是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段发展时期称为现代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增长不等同于发展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苏联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呢？因为他不懂得增长方式跟体制有关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因此，中央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九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计划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法没错，因为效率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结构优化。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么方向调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按照"九五"计划思路，要靠体制的改善来实现优化，但变成了"十五"计划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调整就应该有调整行为的主体。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结构问题，都由计划、由政府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即货币、财政收支、外汇收支、劳动就业总量等关系全社会的总量；市场管微观，即资源在地区、部门、企业间的配置 什么是增长方式？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很多人没有弄懂。在一些研讨班包括那些科学发展观的研讨班上，领导同志做报告，讲科学发展观，就讲到我们现在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在科学发展观中间夹一个１９世纪重型工业化道路，再讲增长方式转变，完全对不上号。科学发展观怎么走到老工业化道路上呢？老工业化道路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转向何方，从何入手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十五"前３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走旧工业化的老路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ＧＤＰ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２００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
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只谈意图、目标怎样良好，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实际结果。我认为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来确定哪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办法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务。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则，要公正执法。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必须用行政手段时，应与价格等手段相配合。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总量手段非常可怕。其实总量手段是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等，是很富有弹性的。总量手段的作用就是要把需求总量调整到与资源支撑能力相适应的水平。至于应该用在微观结构上的哪个企业、部门、地区，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现在对行政手段还是用得过多，但却又不能不用，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完善。但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由领导机关的官员来判断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该不该给企业贷款，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如果有如此大的资源配置能力，我国应该还在搞计划经济。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总量手段是一刀切，微观干预要区别对待。所谓区别对待，就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项目该上与否，贷款该给与否，要该压的压，该支持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还是由领导机关决定。结果，一是容易导致腐败；二是算不准，该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该保的也不一定是效率高的；三是由于指标体系注定简单，很容易产生一刀切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工业化道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基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如做一个电脑，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电脑。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服务，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激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服务，科学的激励体系以发明优先权为核心。这个激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与启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道路的长期性决定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过程。就此做以回顾性的考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促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能够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是纪念建国50周年的一种好形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概念与表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与途径、研究转型问题的方法等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方面被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了探索。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初步思考
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初，我国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由于受当时“一穷二白”国情制约和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影响，走上了主要靠投资新建工业企业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必然在实践中暴露出忽视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弱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1956年，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其力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名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之中分析传统体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不重视效率的弊病时批出：“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或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他在当时发表的另一篇名作《从“总产值”谈起》之中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问题”，极力批评忽视技术更新和浪费严重的做法，要求“随时算一算投资的效果”，算一算劳动节约与否，算一算新建项目和改建原企业哪一个合算。他认为，“还是改建省力，花钱少而见效快”。这些结论虽然包含在批评旧经济体制、力图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之中，但实际上也说明了旧发展路子的弊病，论及了改变粗放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与方法，成为当时思索这一问题的代表。
如果说50年代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仅仅算做思想萌芽，那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认识则有了明显的变化。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把经济速度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强调“以钢为纲”，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导致了资源极大浪费，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60年代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事求是作风也开始恢复，这都推动理论界敞开思想、阐发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从前苏联传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前苏东国家经济学界从分析本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出发就外延增长方式的弊端和向内涵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为我国直接思考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供了启示。这一时期的研讨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步讨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
理论界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论述讨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应做此划分、划分标志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尽管对怎样划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有着争议，但就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应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关于这两种方式的含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数量，是由于劳动量的增加而扩大，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扩大，就是内涵扩大再生产。
2.初步指出了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学术界还研讨了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的主次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最能鲜明地表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特点的形式，自然首推采取新建和扩建基本建设的外延形式。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利用外延的因素来扩大社会生产的规模，但是由于在一定时期可以投入生产的新增劳动力资源不能不受限制，因此“内涵的因素，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尽管当时还存在争议，并且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重要的观点在论证上还比较简单，显示出当时的需求和从理论出发的痕迹，但是毕竟已提出了要把内涵扩大再生产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学术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在1959年至1963年展开了关于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的大讨论。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甚至使用了经济效益的概念。很多学者论证了讲求全面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客观经济规律。这里实际上也论及了要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
3.初步论及了实现扩大再生产非积累因素。
60年代初，学术界讨论了积累是否为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问题。有的认为是唯一源泉，但更多的学者予以否认，认为要防止把积累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绝对化，无条件地把积累当作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否则会导致一提扩大再生产就强调增加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事实上，一些非积累因素也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如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约利用劳动对象；加速资金的周转，降低株材料、燃料的消耗等。这里不仅从防止盲目追求高投入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并且从加强管理的方面论及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具体途径。此外，在关于讲求经济效果的讨论中，不少专家论及了降低劳动耗费、提高投资和新技术的经济效果等问题，也丰富了这方面的探讨。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研讨看，学术界已经在总结建国初国期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接触到了有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范畴，开始认识到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重要地位及其某些途径。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短，这时的思考还往往以学术争论的一个派别的观点来出现，不仅认识还较浮浅，而且即使成为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观点，也未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从60年代初的实践看，国家也曾通过制定《工业七十条》、加强工业企业管理、改革流通体制、组织“托拉斯”式大企业等措施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作为该时期负责这些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加强企业管理的观点，但这些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思想和做法却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否定和中断。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正式提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1979 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推动现代化建设，1979年6 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等四个组，集中了一批有相当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国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980年12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1981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上。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决策又进一步推动了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途径的深入研讨，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演进发生了划阶段的变化。
1.指明了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粗放经营为主转上集约经营为主。
70年代末，陈云同志提出扩大再生产要坚持“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他针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指出：“该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到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报告在阐述80年代初至世纪末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重点、步骤之后进一步强调要“把全部工作转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值得说明的是，正由于走上以重视效益为基本要求的新发展路子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状况决定了这并非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而党和国家在80年代作出经济发展重要决策时，一直注意就此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列出了“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三个就是：“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时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资产和速度的关系，”认为“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闪全国代表大会在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奋斗目标时，就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会议认为，实现到本世界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奋斗目标，既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与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其基本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2.论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途径从外延方式或粗放方式为主逐步走向以内涵方式或集约方式为主。
如果说，60年代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讨论还属于一个影响面不大的学术问题，那么在80年代初，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因时代的要求而被更加重视。许多学者基于国情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在探讨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的关系时，主张并论证了应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有关分析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作。
值得肯定的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界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之间关系上长期存在的痼疾和出现发展速度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等问题其弊病，多次较深入研讨了国民经济成长与经济增长模式等问题。众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提出并论证要变“数量型”经济为“质量型”经济、变“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结构型增长模式”、实现从“消耗型”增长模式向“效率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些论文还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尽管表述与概括各不相同，却都深化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的认识。
3.阐述了转向新发展路子的条件与途径。
作为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的经济结构组的调研成果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就此做了较早和有代表性的说明。作者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基于从实际出发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果好的要求，对如何全面改善经济结构提出了建议。将改善经济结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并就此做出全面分析，是该书的重大影响所在。另外，书中专门提出，为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因为“单纯用行政命令、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建立万事不求人的门类尽可能齐全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理论界不再限于一般的经济结构研究，而是突出了产业结构的思考。十来年中多位学者发表大量论著，注意吸收国外发展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此外，80年代末，理论界还就量否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些都丰富了如何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路子的理论。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系统形成
9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现代化建设在“八五”期间开创了新局面，但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需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国际国内条件与发展趋势，提出这一时期的新发展思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1.明确阐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并高度评价了实现转型的地位。
1994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命题，要求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这次会议通过的《关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勾画了主要奋斗目标之后说明，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上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及其涵义的首次概括，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地位的更高评价，从而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我国基于特殊国情，需要有专门指导本国实现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的较完善和成形的理论。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命题的明确提出准确概括了我国这一重要经济发展理论，标志其进入了形成阶段。其次，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型视为实现我国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发展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性转变之一，置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一层次，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思路的地位，为该理论朝着系统化、纵深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
2.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基本理论，并广泛运用了各种方法。
自1995年初期，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多个国家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参加的课题组开始工作，并取得较高水平成果开始，特别是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经济学界形成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高潮。学术界召开了一些高层次研讨会，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在广泛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概念来源、类型划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区分及其标志，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等问题。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这种基础性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在探讨中，许多研究人员不仅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更为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理论，而且开始重视比较研究方法，介绍国外有关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分析有代表性国家的典型经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促进了我国此领域的理论发展。
3.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实现转型的途径与对策。
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研究高潮高度重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就此做了全方位的深入思考。主要表现在：第一，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病、90年代末和下世纪初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国内资源条件等情况，论证了我国实现转轨的战略意义与紧迫性。第二，总结我国长期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历史经验，探究了原因与制约因素，梳理了解决问题的重点思路。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形成三种机制，向四方面要效益的概括既从高层次又突出重点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第三，结合我国现阶段实践，分析了实现转变的具体对策。其中不仅包括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企业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同地区的转型思路，劳动就业，教育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讨论了实现转变的突破口、改革思维方式及转变观念等。内容跨越了经济学科，相当全面和深入，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以上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阶段发表了我们的不成熟看法。从学术界看，就此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尚属个别，意见也不相同。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或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学术界最初研究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粗放与集约经营受到了前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定影响，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轨迹看，无论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的较早思考，还是80年代初期的正式提出和90年代中期的系统形成，均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其内在需要为背景。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走过了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道路，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做出分析，但是我国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条件下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决不可能搬用国外经验与理论，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理论并运用其指导实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定了这方面理论必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结晶。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凝结了众多学者的心血与贡献。这一理论正式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所倡导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为内容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这一理论发挥了催生作用并提供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常常在重要时刻，就走上讲效益、讲质量的新发展路子，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作出许多把握方向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阐明了有关理论并对实践做出了部署。作为邓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同样非常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直接阐发了这一理论，推动了理论的系统形成。这些表明，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今后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继续推进这一理论还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众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研究的贡献。从年事已高的著名专家到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投身于理论研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构筑了理论基础与框架，写成了大量创新之作。其中体现的以研究我国重大实践问题为已任、追求真理、不畏艰难、刻若钻研的精神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继续发展的不竭力量。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需要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90年代中期形成的研究高潮虽然已经下降，但是理论探索无止境，我国在面临跨世纪、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等条件下克服现有困难，实现发展目标同样急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取得新的飞跃。因此，已经探讨的问题需要深化，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宽。如怎样依靠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经受加入WTO的考验、 解决启动内需的课题，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何运用比较方法更全面研究不同国家和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等。在新形势和新需求情况下促进理论的发展，才是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发展历程所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思考（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从广义上说，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开展比较分析或研究经历了不同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在60年代初为萌芽时期。60年代初，党和国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恢复，推动理论界初步探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问题。第二个时期自8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初中期，为起步时期。党和国家在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同时，注重总结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指明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在80年代中期还明确要求从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以此为背景，国内经济学界在探讨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扩大再生产类型等问题时也介绍和研究了一些国家的经验。这时的研讨活动和论著数量有较大增加，运用比较方法做有针对性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但是因为我国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断及其理论，因而这些分析大都包含在某方面经济发展问题或国别经济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不很直接和深入，因而影响还不很大。第三个时期开始于90年代中期，为发展阶段。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命题，随后理论界在系统探讨这一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了此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
（1）涌现了一批直接并较为广泛介绍和研究国外和境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情况、经验和熟悉的论著。较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是曾培炎主编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书，其中专门辟出“国外借鉴”部分研究了“国外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熟悉与经验”、“美国是怎样建立效益经济的”、“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新加坡如何实现从外延增长型向内涵增长型经济转变的”、“韩国经济增长方式探析”等问题。（注：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王保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一书更广泛地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巴西、前苏联等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征。（注：王保安：《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东欧中亚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也发表了一批研究上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文，其中包括对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这方面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2）出现了一些对若干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论文。如《不同类型国家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注：见《理论前沿》1997年第一期、《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经济改革与发展》1997年第4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这些论文对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做出了较系统的分析，有的还明确总结了可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借鉴的若干点启示，直接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3）开始了对我国国内某些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有的著作专门介绍了部分省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方面的经验、问题和对策。（注：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一些报刊还分别介绍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和省份有关此问题的一些研究思路和对策。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正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国内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期。研究问题所具有的直接性、针对性、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阶段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然而也应看到，这种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许多论著还基本停留在对某个或某些国家、地区的介绍分析之上；比较方法的运用还较含蓄，不太明确和全面；运用比较分析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国内不同地区研究的论著还较少；一些专题性研究还需拓宽、加强和深入，国内外目前还没有专门就此方面问题做系统、全面比较研究的专著。这些还有待于学界做出不断的探索与尝试。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非凡性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比较研究的推进，理论界也碰到并思考了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属于同经济体制变革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运动过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有着可资借鉴的经验。诚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与过程无不打上经济体制的烙印，也可以说，我国长时期采用着粗放型经营方式并且至今实现转换较为困难，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至今仍深受其残余影响有直接关系。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究竟主要属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与经济体制变革有相对独立性。如若考察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现在处于集约经营阶段，但历史上都经历过粗放型经营阶段或二者的转换阶段。这是可以采用量化手段进行大致描述的。由于粗放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数量来推动增长，集约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我们可以用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这一指标来大体判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阶段。当贡献率水平30%时，表明主要依靠非技术进步的因素支撑产出的增长，可以大体视为粗放型经营阶段。当贡献率超过50%时，表明技术进步的因素已开始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大体视为进入集约型经营阶段。二者之间的状况可以大体视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型阶段。用这一方法测量，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大体在19世纪中后叶开始走向增长方式转型之路，于20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这一转换。日本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则晚一些，但却快一些，于本世纪中期大体用了20余年时间。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这一进程进行考察并开展比较分析，肯定会对我国这一进程的顺利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目前发达国家早已渡过了增长方式转型时期而处于集约型增长阶段。他们现阶段的做法与经验对于我国说来是否过于超前或无用了呢？不能做出这种结论。从我国来看，当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追求科技进步和加强科学治理等方面，而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20世纪末国际经济一体多极化发展趋势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情况也非常关注结构调整与升级、企业兼并调整规模、科技进步与改进治理等，这又为我国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极好经验。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对转型问题做专门系统分析，但却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方法。就此方面积极开展实践与理论的比较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超前举措，而是保证我们避免重复历史旧路，在高起点和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三，由于我国的确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出和加速推进转型战略的，因而还必须认清我们当前开展这种研究的非凡性。
1。更为注重比较研究。西方国家政府和经济理论界没有刻意提出和集中探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显然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此种转型进程成为了一种自然过程。我国情况则有明显差别。虽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经过程，而且历史上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也主要是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联，但是从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看，却需要就此予以专门的理论研究，其中也包括重视开展比较研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近20年来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许多产品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就总体上说技术水平还不高，各个地区发展仍很不平衡，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已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转换时所处的国际背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多极化正在发展，世界范围内竞争更加激化，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到我们面前，这些无不使我国转换增长方式打上时代的烙印。国内经济体制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还正在进行，而旧经济体制的残余及其所伴生的陈旧观念和体制约束正是真正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突出障碍。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政府和理论界必须要专门系统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其中必须包括从不同角度运用比较方法做出探讨，以便正确总结和吸收国内外、历史与当前的经验，更好地推动增长方式转型实践的顺利进行，使其富有时代性和必要的前瞻性。
2。更为注重突出重点。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应用性，我们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突出以下方面的重点：
（1）从内容比较上，因为我国是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的增长路子而提出并强调转型问题的。因此，要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规模效益、追求科技进步、加强企业治理等方面。（2）从时段比较上，要把考察外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过程和它们面临跨世纪需要在近期就有关方面所做出的新举措和新经验结合起来，突出近期情况的介绍和比较。这样做更有利于得出结论的超前性，有益于理论指导实践。
3。更为注重拓宽领域。
（1）既要进行实践比较，又要开展理论比较。由于我国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向国外的借鉴基本体现在实践方面，因而进行国外有关方面研究时必定要着重考察其实践方面的历程和重要举措。但是也不要完全忽视其理论探讨。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经济增长区分为“外延增长”（又译为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又译为集约增长）两种类型，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外延增长而不是内涵增长。就这些理论方面开展比较分析同样有益于我国此方面的实践非凡是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
（2）既要进行横向比较，又要开展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比较。
（3）既要进行老牌发达国家间的比较，又向开展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比较。前者是市场经济发展较充分，实现集约化经营较早的国家。历史经验提供较早，当前的做法更具有先导性和超前性，因而在开展比较研究时必须予以注重。而近几十年来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的转型历程和经验，与我们更有接近的方面，更是我国开展比较研究所要注重的。
（4）既要进行国别比较，又要开展区域比较。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可以为我国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整体思路提供参考。不同区域的比较则有着更强的实践针对性，如对世界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程与经验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国这些城市此方面实践的推进；对不同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工业园进行比较也会有助于我国各个特区和大型开发区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发挥领航员的作用。
（5）既要进行国外比较，又要开展国内比较。服务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外经验的考察与借鉴之上，但是由于我国自1995年明确提出这一大思路已有几年，加之党和国家号召经济发展要重效益，要注重实现向集约经营转变已有十几年，各个地区都针对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就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形成了不少特色。而且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国内各省市和地区又就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企业兼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举措。因此选择典型地区，就这些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从整体上丰富我国的转型理论与实践，而且可以给许多地区的实践提供更直接的启发。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需要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含义与特点
有些研究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论文经常大量介绍某些发达国家于本世纪末加强科技进步和企业治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做法。于是引发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国家是否仍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对此做出肯定式回答又显然与发达国家已完成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结论相矛盾。有的研究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文将这些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转慢的过程；从货币投放看，持续实行紧缩政策；产业结构、产品成本构成呈软化趋势；从劳动力构成看，脑力劳动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生产、制造特点看，自动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资源耗费看，逐渐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工人劳动时间看，普遍趋于缩短。（注：谭颂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国外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是开展比较研究时需要密切注重的方面，但如若进一步深思，又感到上述观点是否存在着过于宽泛地理解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的问题。要搞清上述两方面问题，较准确地开展比较研究离不开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含义与特点。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确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涉及相当广泛的内容。但是更应看到，我们所要研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粗放型增长为主向集约型增长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1）阶段性，从致力于实现转变开始至基本转入集约化阶段后告一段落。（2）总体性，即指从整体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和何时实现转型，不应拘泥于细节和具体方面。（3）完善性，即基于上述两个特点并由于科技进步及生产力发展无止境，因而基本进入集约化阶段后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仍需不断致力于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由此可见，首先，不论从现状看，还是以科技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率等指标衡量，应当确认众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已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于本世纪中后期先后就总体意义上进入了集约化阶段。然而，集约化增长为主不等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产业和企业都实行了集约化经营，集约化增长仍有不同质量和水平的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仍需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不断完善集约型增长方式。他们面向21世纪国际经济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纷纷发展高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企业兼并与重组，正是对集约型增长阶段的完善，并非不断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或又在转向新型的增长方式。在开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国际比较研究时必须防止对此发生误解，否则将不利于落实我国制定的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战略。其次，必须看到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范畴，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一个重要途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更具有阶段性和总体性等方面的特征。因此，上述论文正确地从产业结构、资源消耗、技术状况、人才培养、企业治理及其体制等方面做了较深入分析，然而从货币政策运用、劳动时间长短等方面概括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把企业经营的具体做法视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却超出了所研究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不妥当的。这样轻易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经济发展相混淆，反而降低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地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研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从广义上说，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开展比较分析或研究经历了不同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在60年代初为萌芽时期。60年代初，党和国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恢复，推动理论界初步探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问题。第二个时期自8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初中期，为起步时期。党和国家在明确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同时，注重总结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指明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在80年代中期还明确要求从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以此为背景，国内经济学界在探讨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扩大再生产类型等问题时也介绍和研究了一些国家的经验。这时的研讨活动和论著数量有较大增加，运用比较方法做有针对性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但是因为我国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断及其理论，因而这些分析大都包含在某方面经济发展问题或国别经济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不很直接和深入，因而影响还不很大。第三个时期开始于90年代中期，为发展阶段。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命题，随后理论界在系统探讨这一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了此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
涌现了一批直接并较为广泛介绍和研究国外和境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情况、经验和熟悉的论著。较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是曾培炎主编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书，其中专门辟出“国外借鉴”部分研究了“国外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熟悉与经验”、“美国是怎样建立效益经济的”、“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新加坡如何实现从外延增长型向内涵增长型经济转变的”、“韩国经济增长方式探析”等问题。王保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一书更广泛地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巴西、前苏联等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东欧中亚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也发表了一批研究上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文，其中包括对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这方面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出现了一些对若干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论文。如《不同类型国家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这些论文对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做出了较系统的分析，有的还明确总结了可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借鉴的若干点启示，直接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开始了对我国国内某些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有的著作专门介绍了部分省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方面的经验、问题和对策。一些刊还分别介绍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和省份有关此问题的一些研究思路和对策。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正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国内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期。研究问题所具有的直接性、针对性、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阶段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然而也应看到，这种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许多论著还基本停留在对某个或某些国家、地区的介绍分析之上；比较方法的运用还较含蓄，不太明确和全面；运用比较分析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国内不同地区研究的论著还较少；一些专题性研究还需拓宽、加强和深入，国内外目前还没有专门就此方面问题做系统、全面比较研究的专著。这些还有待于学界做出不断的探索与尝试。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非凡性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比较研究的推进，理论界也碰到并思考了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属于同经济体制变革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运动过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有着可资借鉴的经验。诚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与过程无不打上经济体制的烙印，也可以说，我国长时期采用着粗放型经营方式并且至今实现转换较为困难，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至今仍深受其残余影响有直接关系。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究竟主要属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与经济体制变革有相对独立性。如若考察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现在处于集约经营阶段，但历史上都经历过粗放型经营阶段或二者的转换阶段。这是可以采用量化手段进行大致描述的。由于粗放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数量来推动增长，集约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我们可以用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这一指标来大体判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阶段。当贡献率水平30%时，表明主要依靠非技术进步的因素支撑产出的增长，可以大体视为粗放型经营阶段。当贡献率超过50%时，表明技术进步的因素已开始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大体视为进入集约型经营阶段。二者之间的状况可以大体视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型阶段。用这一方法测量，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大体在19世纪中后叶开始走向增长方式转型之路，于20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这一转换。日本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则晚一些，但却快一些，于本世纪中期大体用了20余年时间。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这一进程进行考察并开展比较分析，肯定会对我国这一进程的顺利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目前发达国家早已渡过了增长方式转型时期而处于集约型增长阶段。他们现阶段的做法与经验对于我国说来是否过于超前或无用了呢？不能做出这种结论。从我国来看，当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追求科技进步和加强科学治理等方面，而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20世纪末国际经济一体多极化发展趋势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情况也非常关注结构调整与升级、企业兼并调整规模、科技进步与改进治理等，这又为我国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极好经验。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对转型问题做专门系统分析，但却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方法。就此方面积极开展实践与理论的比较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超前举措，而是保证我们避免重复历史旧路，在高起点和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三，由于我国的确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出和加速推进转型战略的，因而还必须认清我们当前开展这种研究的非凡性。
1.更为注重比较研究。西方国家政府和经济理论界没有刻意提出和集中探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显然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此种转型进程成为了一种自然过程。
我国情况则有明显差别。虽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经过程，而且历史上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也主要是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联，但是从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看，却需要就此予以专门的理论研究，其中也包括重视开展比较研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近20年来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许多产品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就总体上说技术水平还不高，各个地区发展仍很不平衡，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已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转换时所处的国际背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多极化正在发展，世界范围内竞争更加激化，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到我们面前，这些无不使我国转换增长方式打上时代的烙印。国内经济体制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还正在进行，而旧经济体制的残余及其所伴生的陈旧观念和体制约束正是真正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突出障碍。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政府和理论界必须要专门系统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其中必须包括从不同角度运用比较方法做出探讨，以便正确总结和吸收国内外、历史与当前的经验，更好地推动增长方式转型实践的顺利进行，使其富有时代性和必要的前瞻性。
2.更为注重突出重点。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应用性，我们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突出以下方面的重点：
从内容比较上，因为我国是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的增长路子而提出并强调转型问题的。因此，要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规模效益、追求科技进步、加强企业治理等方面。
从时段比较上，要把考察外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过程和它们面临跨世纪需要在近期就有关方面所做出的新举措和新经验结合起来，突出近期情况的介绍和比较。这样做更有利于得出结论的超前性，有益于理论指导实践。
3.更为注重拓宽领域。
既要进行实践比较，又要开展理论比较。由于我国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向国外的借鉴基本体现在实践方面，因而进行国外有关方面研究时必定要着重考察其实践方面的历程和重要举措。但是也不要完全忽视其理论探讨。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经济增长区分为“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两种类型，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外延增长而不是内涵增长。就这些理论方面开展比较分析同样有益于我国此方面的实践非凡是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既要进行横向比较，又要开展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比较。
既要进行老牌发达国家间的比较，又向开展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比较。前者是市场经济发展较充分，实现集约化经营较早的国家。历史经验提供较早，当前的做法更具有先导性和超前性，因而在开展比较研究时必须予以注重。而近几十年来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的转型历程和经验，与我们更有接近的方面，更是我国开展比较研究所要注重的。
既要进行国别比较，又要开展区域比较。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可以为我国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整体思路提供参考。不同区域的比较则有着更强的实践针对性，如对世界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程与经验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国这些城市此方面实践的推进；对不同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工业园进行比较也会有助于我国各个特区和大型开发区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发挥领航员的作用。
既要进行国外比较，又要开展国内比较。服务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外经验的考察与借鉴之上，但是由于我国自1995年明确提出这一大思路已有几年，加之党和国家号召经济发展要重效益，要注重实现向集约经营转变已有十几年，各个地区都针对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就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形成了不少特色。而且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国内各省市和地区又就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企业兼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举措。因此选择典型地区，就这些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从整体上丰富我国的转型理论与实践，而且可以给许多地区的实践提供更直接的启发。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需要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含义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