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个优点十分突出缺点也非常明显之人。曾国藩在欣赏他的优点的同时,对他的缺点也不忘敲打,敲打不掉则予以包容。 李鸿章千里迢迢到江西投靠曾国藩时,起初并未受到曾国藩的热情接纳,相反还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据《庸�笔记》和《清稗类钞・幕僚类》等文献记载,李鸿章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在宾馆住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曾府幕僚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早在曾府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探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捏调地说:“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呀!算了吧,还是叫他回京城去当朝官吧!”陈鼐又说:“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鹜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材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材,他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内敛沉稳、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庸�笔记》是“曾门四弟子”之一、曾长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名著,他的笔记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法确实非常独特。据说,后来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曾与另外两人一道慕名拜访曾国藩,如约而至后,曾国藩却故意避而不见。时间一久,两个同伴很不耐烦,唯独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起墙上的字画来,这些被曾国藩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推荐。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国藩在考察历练人才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一套。
李鸿章受到曾国藩的“敲打”,自然并非这一次。《清稗类钞・幕僚类》记载的另一件事也十分有趣。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毛病不少,如落拓不羁、自由散漫等。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僚们与他步调一致。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要多睡一会儿。有一天,他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他想利用早餐时间与幕僚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这样做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意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员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李鸿章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踉踉跄跄赶到饭厅。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一言不发。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起李鸿章来:“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我这里所推崇的,唯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李鸿章僵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番批评,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不诚实”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如芒刺在背。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怎么会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从此以后,李鸿章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多年后,李鸿章在回忆往事时充满深情地说:“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僚,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搞清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一个人的个性生成之后是很难改变的。“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终于导致了李鸿章的负气出走。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在湘军屡打败仗的艰难岁月中,曾国藩不仅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度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竭力劝阻,因此李元度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曾国藩全集・书信》卷一)。李元度文笔虽好却缺乏带兵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功能,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未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曾授命李鸿章撰写弹劾文书,李鸿章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如此,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的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针尖对麦芒,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出走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曾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异辞录》卷一)。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鸿章出走后,还时刻关注着老师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劝其离开祁门。曾国藩被其真情所感,最后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移师东流。李鸿章也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看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了曾幕。
事实证明,李鸿章此举不仅十分正确,而且绝对英明。回营半年后,曾国藩就授予他重任,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稍后又推荐他出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
摘自《秘书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