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新移民文艺家，即便是“扎根”澳门再久、再深，他们的作品也难以真正对澳门社会文化实现“零距离”的表现。由于文化认同与心理、情感认同产生的机制不同，移民文^对于异地文化元根的表现总会有些隔膜，他们表现的文化可以描述为文化气根――一种与深入到泥土内部的文化元根并不一样。文化气根既彰明较著又相当浅显，这是移民文学家普遍的创作现象，对于澳门新移民文学而言，这是它的部分特色。
关键词：文化气根；文化元根；澳门文学；新移民文艺
一、绪言
就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心态和身份的辨析与确认，有研究者生动而精确地阐述出了新一代移民文学家越过先行者的“叶落归根”意识，转换为“落地生根”的心理态势，从而对新移民文学认同移居国或移居地区的普遍倾向作了精彩的揭示。这样的学术揭示对于研究澳门新移民文学和文化而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成为澳门新移民文学和文化主体的新移民文人，较多地是在内地受过高等教育，或有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后由于各种机缘自愿自主地选择移民澳门，澳门社会的安宁静谧，澳门人的朴实宽厚，澳门文化的深厚而富有魅力，使得他们迅速喜欢澳门，认同澳门，进而认同了澳门文化。对于这批新移民来说，科恩和肯尼迪的断言起了作用，现代文化结束了长期的“单向文化”格局，移入者“更愿意承认和接受其他不同文化”，何况是有厚度的澳门文化。他们确实试图在这块弹丸之地安身立命，融入这个社会，适应身份变化成了他们的内心要求。于是他们的写作常常体现这样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落地生根”成为这批新移民文人的文学亮点和文化选择。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哪怕是“扎根”澳门再久、再深的新移民文人，他们的作品尽管都可能努力表现澳门风物、民俗和文化现象，但是否能够真正对澳门社会文化实现“零距离”的表现?新移民文学家能否真正将自己的文化之根植入移居地的土壤并像本地文人那样正常地吸收这块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对于移入者而言，由于文化认同与心理、情感认同产生的机制不同，将文化之根深深扎进自己新认同的土壤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的写作所表现的移居地文化的根绪往往在本地读者看来总有些“隔”，浮在表层面，与其说是“深扎”入土壤中的根绪，倒不如说是飘荡在空中的根须，南方人称之为“气根”的那一类。悠悠南国大地，除了高大招展的棕榈和四季似锦的繁花之外，最醒目的“地标”可能就是洋洋洒洒的榕树等气根类植物。新移民文学家对于移居地文化的表现，当然包括澳门新移民文人对于澳门文化的表现，更多地体现着这种文化“气根”现象：以真诚的意力向扎根处伸展自己的触须，但终究抵达不了移居地文化沃壤的深处，而只能在空中飘扬着，吸收着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同时彰显着自己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元根与气根的错位并蓄
针对移民者与移居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尝试以雷蒙・威廉斯从“社会”视角出发来定义文化，即“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以此阐明移民者的特殊生活方式与移居地生活方式的异同。这种关于“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包罗万象，“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都在其中。这样的模式，可被视为人类能动力量揭示自身的那些独特方式，这些方式存在于所有社会实践之内或以之为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之根，是与该地区、民族、国家的人民最本源、原始、古老的基因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确信和长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之根，是民族、国家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稳定、固定、深层、传承的陈述。
作为具有自主选择素质的新移民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成熟的写作者，显然曾经从自己的故国故乡中汲取了较为深厚的文化记忆，带着这种记忆进入到异国他乡，便很难从新地区获取作为根底的文化资源。虽在不断地接受西方文化以及移居地文化的教育和影响，但在思想感情、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素质上究竟难以骤然适应，骤然改变自己原先适应了的故园文化，且不说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因素尚实施作祟，便是自身习以为常的故园文化，对于移居地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而言，都几乎会成为每一位移民者都能逐渐意识到的生命中难以解脱的魔障。这是移民者在文化上“落地生根”的意愿终究难遂的重要原因。
而从文化本身出发，“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实际上，文化是立体的，如一棵树有根干、枝叶。而文化之根深潜于一个地区、民族、国家最朴素的民间生活之中，而这种带有如此内涵的最朴素的生活方式、状态，往往与现代文明、现代人普遍流行的，为外人所欣赏的生活状态大相径庭。外来移入者正是更多地认同后者，而疏离于最本原传统的文化存在。所以，不管任何国家的移入者，往往漂浮在最高的文明生活方式中，对建筑、山水、人文景观、地理风貌等猎奇方面大加赞赏，并创作出大量的观光旅游作品。正如香港现代诗中大量的城市诗的出现，大多是移民者对香港各种摩天大厦、新奇建筑、现代广场等具有强烈现代特色的空间进行描摹，创作出大量的都市诗，成为汉语新诗中巍然可观的诗歌类型。但这些诗往往停留于对现代文明或赞叹或批判的态度，很难由表及里深入到文化的底部去考察。
这种现象从心理上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异国的、遥远的东西，出于寻求新的依靠的原因，总是希望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其新异性。在这种心理下，极容易使移民者在接触到新的客体文化时，一方面总是将第一次新看见的事物，视为以前认识的事物的变体，这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是激活了原有的文化积淀，通过这种情况，陌生的“威胁”被减弱，熟悉的价值又回到自身，“最终大脑通过将事物要么看作是原有的，要么看作是重复的，而减轻了其所承受的压力”。另外，移民作家的文化想象也存在必然性，对于一个并非自己的母体文化国的地方，常常多少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而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所能触碰到的文化的底部和表层之间的区别。
“文化之根”指的应该是一种文化的源头和历史起点。但，文化本身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层层叠加于源头之上而形成的。所以，当历史地看待文化之根时，应该将它视为具有真实的、物质的和象征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使得文化之根分衍出两种不同的路向：“文化元根”与“文化气根”。前者是集体无意识的确信和长久的历史积淀，是民族、国家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稳定、固定、民间、深层、传承的陈述；而“气根”则是一种显露在空气之中，柔弱、异质、断 续、纤细、表层的呈现，正如气根类植物的生长方式，气根从葱茏的树干中倒垂，在空气中飘摇寻找触碰点，靠空气中的水分而生长，并指望着有朝一日往下触碰到泥土而完成与元根的对接。
对于移民者而言，元根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记忆与自己适应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吻合的文化土壤的文化资源的运用。其实每个深刻、丰富的创造者的文化元根不可能是多元的，通常气根是多元的，可以欣赏多元，但决定创作的灵性、感悟、思考的方式、人生的价值观只能是最初的文化记忆。这也就解释了丹纳把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理论的严密、完整性，解释了这种研究的合理性。尽管当前的文化被研究者描述为“混杂的文化”，其实更多指的是身份上的双重而不是文化之根的双重，文化元根上的混杂甚至互相包容是很难的。从植物而言，根是不可被置换的，而就移居者而言，文化的根本性与人的心理特性、主观客观等方面交汇得出来的元根具有唯一性。
因而，从移民者自身来看，要在新的地区“落地生根”，这种心理、情感、愿望是存在、合情合理的，但所生的根往往不是能从移居地所在的文化“元根”方向生长，而只能是“落地”而生，并不一定能触碰到它所期待的肥沃的文化土壤。所以，“文化气根”除了从文化本体出发来解释文化的一种生存景象外，又可被视为试图进行“文化生根”的移民主体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受适用于移民者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创作出他们眼中所观看到的异国他地文化景象的独特想象和表达。“落地生根”之“根”，在更多的新移民文学家那里，往往只能是彰显于目前的“气根”。
澳门新移民诗人几乎都吟诵过澳门，不少新移民小说家也都创作过以澳门为背景或场景的作品，一些澳门的匆匆过客都有各种兴致写作澳门题材的散文或旧体诗词。所有这类移民文学从澳门文化的角度看都常常体现出热烈而浅表，彰显、有活力而缺乏深扎于澳门文化根柢的定力。正因如此，诗歌和散文是澳门新移民文学中最活跃、最丰富也成就最大的门类，小说和戏剧创作相对偏少，即便是有廖子馨等人的小说，也多是将澳门文化作为背景。深澈于澳门文化根柢部位的叙事文学作品应该与澳门文化中最深湛最潜在的澳门民间文学和文化记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作品在澳门新移民文学乃至于整个澳门文学中都相当缺乏n其实以富有地方特色的妈祖文化和西洋殖民文化为渗入因素的澳门文化，有着丰富和深厚的民间文化的底蕴，它们直接联系着澳门文化的根绪，体现着澳门文化的元根，而不是像大山巴、妈阁庙等风物标志那样，醒目而外在，一如张扬在风雨空溟中的气根。当新移民文学难以深入到元根部位发掘和表现澳门文化，就只能在气根的意义上彰显这些“地标”似的特征。外乎于新移民文学的澳门文学在这方面依然缺乏，从一个较为消极的方面显示澳门新移民文学在澳门文学中所占的地位十分险要。
三、新移民文学的文化气根现象
不深入到文化客体与新移民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解释文化气根现象及其文学和艺术的反映。文化学者曾注意到文化自主性与文化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要让文化的自主性获得认可，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扎实地理解在被研究的文化客体中运作的符码”。但他们往往较容易发现类似于民间文化、流行文化之类的一般性符码，而迄未关注文化气根现象。其实，对于移民文化主体而言，他所面临的复杂的文化符码往往主要不是流行文化，而是如澳门这样的移入地以一贯之的“不流行文化”，是与文化元根密切相关的较为稳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成分。既然“现代流行文化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在文化主体的任何空域都可能与流行文化短兵相接或长相厮守，关键还是无法植入移入地的文化元根之中。于是，既不愿意浮动于流行文化之侧，又难以真正进入移入地的文化元根之核，澳门的新移民文化人和其他地域的移民文学家一样，就只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显文化气根现象。
文化学者非常善于用植物形态比拟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在《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提出的“块茎”(Rhizome)理论，用以描述文化的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类型。但他们没有从移民文学与文化的现象中总结出文化气根现象，这是相当可惜的。文化气根无论是作为文化自身显露在外的景观，或是移民作家期望落地生根而伸出的努力，在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种种表现。
在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中，作家往往将客体文化的外在景观直接显露出来。在大量的旅游散记中常常无遗地呈现出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游离。当旅游文学成为当前一个日益繁荣的潮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散文对于移居者而言往往是最得心应手的文体。澳门新移民文学以散文和诗歌居多，从文化之根的决定性而论实属理所当然。
有丰富文化修养和文化兴味的作家即便处在移民状态，也从来不会放弃对移居地文化的认知和文学表现，即便是缺少对于移居地文化元根的感性记忆和感觉化体验，也愿意通过书本甚至从推理的层面，对文化内蕴进行文学揭示。正如张爱玲后期的长篇散文《重访边城》，她透过犀利的文笔，对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和同内地接壤的香港，这两个风土人情截然不同的“边城”，来了一次张氏的另眼看待。但所写的台湾的妓院、公共食堂和浴室的特殊风光，香港的充满小市民生活气息的建筑、店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这两地的真正文化根底呢?在许多汉语新文学作家的笔下，以张爱玲式的读书笔记的形式来揭示所观所感的异地文化现象可谓不胜枚举，但却往往难以找到根底，终究达不到元根的深度。而诗情可以从外在的空气、气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采撷、切入。但这样的表现往往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参观者所激发的浓浓诗情，却与对文化元根的深入了解、认同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
而一旦进入较为复杂的文体，探讨到人生、灵魂层面，往往问题就变得复杂。就小说而言，作家可以通过感官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客体文化逐一表达、再创造出来，但感受到的是全部或者核心的客体文化吗?显然更多的是关于客体文化的现代表现和外在风景风俗。并且关于这一方面的描写在作品中往往占据的是散文层面，是作为一张“皮”，贴在小说的外在构架之上的。澳门新移民文学的小说创作所展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景象，其内在的实质实际上没有解决好移民作家的文化元根与澳门文化元根之间的精神朝向问题。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扎根对象往往不是澳门这样的移人地，叙事作品的生硬与干涩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法实现扎根”的审美苦痛。
类似的情景在美华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中也多有体现，从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欧阳子到严歌苓、赵淑侠、张翎等人笔下， 大多描写人物企图在母体文化、客体文化的碰撞、冲突中重建精神家园的痛苦过程。在《三生三世》的序言中，聂华苓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树，根在内地，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而作家笔下的人物也承袭了这样的根干枝叶异地的处境。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典型地集中了这些痛苦灵魂的挣扎，“无汉魂”的躯壳无法在他国扎根，强烈的扎根欲望以及表面上的生根(取得学位及居留权)，最终却走向自我的毁灭，其悲剧正在于移民者一方面失去了汉文化之根，另一方面无法扎进异地文化之源，而陷于无物之阵中。但所有这些作品在展露美国现代文明外景和西方文明纹饰方面都十分精到，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文化气根现象。
来到澳门的新移民文学家同世界各地的汉语新文学家一样，随着他们超越于传统的地域意识、国族意识并建立起地球人的角色风范，他们越来越愿意认同澳门等移居地的文化乃至社会模态，但他们的文化坐标却不可能不以自己原居住地为中心，于是他们对澳门文学的文学反映就只能体现为气根现象。从作品的构思来看，气根现象便是从青枝绿叶中垂下来的根，它垂露招摇于外，而不是深潜于幽深的土壤之中，而这种现象正是移民作家最容易看到所在移入地区的最醒目、亮丽、刺激人的表象，不管是热衷的、摒弃的、新奇的、厌恶的……新移民作家一般都容易将移居地最外在的东西奉献出来，在他们笔下形成茂盛的树冠，并愿意将这些人生现象、风情风貌与地域的本源内容建立某种联系，即试图做出一种从树冠、气根到元根，从表象到本质的牵连匹配，但这只是观察、移入者的努力而已。
在澳门的新移民文学家一般都愿意径直将自己定位为本地人，对当地文化进行由衷的赞美。但问题却产生于，尽管移入者、作家热衷于表现本地风光、文化，讴歌本地文化，甚至愿意弥合自身与本地的写作者的差异，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一直存在，并且必然存在：作品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消弭其作为移入者身份隐于其间的痕迹。这其中一方面是作家与本地移民文化的有意区隔：如台湾文学中“本省”和“外省”作家的自我界定，作家自身与本土的有所区隔。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作品往往无法彻底抹杀的是移入者的视角，哪怕是完全欣赏的情怀。可以说，这才是世界各地华文文学除了语言因素外，之所以能成为别具一格的风景线的价值体现。对于移入者而言，“落地生根”是苦苦试图抵达的目标与境界，但此中努力的痕迹无法消除，这造就移民作家进入落地生根的创作境界的艰难宿命。
重要的是，澳门新移民文学家所遭受的伸展其文化气根的努力很少遭遇到来自本土文人的抵制，这是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得以发展和壮大的良好环境。较之于澳门的新移民文学家，香港的新移民文学家这方面的感受就复杂得多。
包括澳门新移民文学家在内的世界华文作家的写作境界之中，移居地的文化之根虽扎不到深处，但他们总是努力去扎根；难以深探客体文化的元根，却对气根的多元阐释进行了实践，这形成了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中新移民文学创作独特的文化气象，同时也显示出可贵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
澳门新移民文学创作的文化气根现象，同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所出现的类似现象一样，实质上是新移民文学家在寻找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之后产生的奇特风景。文学创作中的气根现象原本与深入到文化元根根部的理想的本土文学创作有明显差异，它作为一种交叉于母体文化、客体文化之上而生长出来并与这两者相异其趣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参照价值。
对于一个处于异地的移入者而言，要深潜到由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构建而成的异地文化之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他者，要去认识并表现他乡的文化之根如何源源不断地为所在地的文化输送营养、资源，并使之发展、壮大，于是通过旅行、历史、语言、原型，有争议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些镜片来细碎地、逐渐明晰地感知移民地，塑造接触的语言、感知和形式，然后用他们所熟悉的汉语文字揭示出这样的人生方式、景观、民风民俗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这就如同空中的气根一样它同样传达了元根的基本信息。这样的写作对于阅读者而言，相对本土写作者带着深厚的文化记忆的写作，更容易把握、理解。
而对于客体文化而言，文化气根创作现象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在文化气根创作中，文化、意义的表达更多地直接来自于移民者而非客体文化，来源于移民者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客体文化可见、可感，使移民者在其中“存在”。如果说文化元根汲取土壤养分、水分，是一定文化最本源的东西，而气根汲取的是空气中水分，在这里，现代的生活方式、流行的生活融入到新移民作家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观察、审视当中。因此移民作家作品必然包含时代气息、现代观念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为我们去评价异地文化风情、生活方式提供更加科学，富有时代感的观察，不仅对于人们认知地域文化乃至异国、异质文化提供方便，对于本地人科学地反观自身也有参照价值。澳门新移民文学虽然同样展现着文化气根现象，但在澳门本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人们不言而喻地接受的对象，就是因为，宽厚的澳门读者不排斥这样的来自移入者的文化参照系，就像他们并不排斥哪怕是闯入者的文化和相应的文化观察一样。
(责任编辑：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