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1-0089-05 赵淑侠,一位在海外华文文坛上驰骋数十年的独行侠,在文学界没有任何渊源,既不是文学院系的科班出身,又没有学院派的显赫人物或是文坛泰斗给予提携吹捧,也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派系、圈子,仅凭自己的毅力、努力和实力,单打独斗,却打出了一片天地,并且成为欧华文坛的盟主,这不能不说是文坛上的异数。2008年,赵淑侠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她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凄情纳兰》在北京出版,成为畅销书,可说是双喜临门。借着为《凄情纳兰》写评论的机会,我采访了赵淑侠女士。下面是访谈记录。
陈贤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读过您的《赛纳河之王》和《赛纳河畔》。您在小说中努力弘扬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使西方人感到仰之弥高,玄奥无比”。当时读后就感到耳目一新。反观中国国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垃圾,咒骂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仍然大有人在。您在欧洲、美国数十年,长期生活在洋人圈子里,非但不受西方文化影响,反而批判西方文化,崇尚儒家文化,这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能否请您谈谈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与看法?
赵淑侠: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和基础。中华文化的建构基础是儒家思想,正如西方文化的建构基础是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所产生的文化,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深植在民族精神中。
中国想全盘西化,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是西方人,没有他们的传统,怎样努力也难做到“全盘”。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化就百分之百的可取,动不得。我不否认中华文化里有糟粕,但西方文化中也一样有优劣。假如有什么人以为西方的一切都好得无懈可击,那是对西方的无知,天真地一厢情愿。时至今日,中国正在强大,海外华人的表现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但他们最叹服羡慕的,仍是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那正是他们所没有,也无法追上的。所以说中华文化“使西方人感到仰之弥高,玄奥无比”,并非过份之词。我在欧洲、美国数十年,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里,身临其境,体会深入,对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思考与看法是:学西方的长处,改自己的短处,让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精,使中华文化产生新精神,越发美丽灿烂。我很认同汤因比的那句话:“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陈贤茂:上世纪80年代还读过您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小说清新感人,有一股民族的正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我又陆续读到您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其他作品,并写了一篇万字评论文章,收进我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此后十多年,就再没有读到您的作品了。我还以为您已经封笔不写了呢!今年又再读到《凄情纳兰》,笔力不减当年,甚至还有新的开拓,真是给读者一个新的惊喜。
赵淑侠:我于1977年底开始动笔写《我们的歌》,后来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连载,历时一年半,到1980年才连载完并出版。因为当时在海内外引起极热烈的回响,也受到大陆出版界的注意,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便出版了这本书,想您看的就是这个版本。可能反映不错,所以他们又连续给我出了七八本书,如《落第》、《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紫枫园随笔》等。感谢友谊出版公司把我介绍给国内文坛。
您谈到民族正气,我承认是有的,有很多年,我的忧患意识浓得化不开,这跟我童年的印象有关。我的童年是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度过的。我看过日本飞机怎样残暴地轰炸无辜的同胞,前线退下来的伤兵何等痛苦无助。虽然只是个孩子,已感到国破家亡和国家太弱受列强欺凌的悲哀,所以一心只期望中国人觉醒,争气,让自己的国家民族富强起来。有这样的感情,写出的文字流露出对民族的关怀,也是很自然的。
1995年之前,我几乎每一两年总出一本新书,自那之后就很少有出版物问世。上一本长篇小说《赛金花》是1986年出版的,与《凄情纳兰》整整隔了20多年。时间隔得如此久远的两本书,巧的是都属于历史人物传记性小说,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中,仅有的与历史人物相关的两本小说。
1995年之后,就基本上搁笔不写了。为何停笔这样久,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最贴切的解释:可能是过去的20余年,活得实在太辛苦,过劳的直接反应就是怠倦;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突然离开住了30余年的瑞士,换个新环境,心情上彷佛不是很平静,缺乏创作的动力吧!不过那些年我读了不少哲学和宗教的书,也算没白过。
陈贤茂:《凄情纳兰》是一部反映清朝第一词人纳兰容若一生的长篇传记小说。您为什么会考虑写一本以纳兰容若为主人公的小说呢?请谈谈《凄情纳兰》的创作意图和创作经过。
赵淑侠:写一部以纳兰容若为主角的小说,是我很早的心愿。原因有二:一是我自幼酷爱古典诗词,尤其偏爱纳兰词作,觉得感性,纯净,凄美,不雕琢造作,最见文人的真性情;二是我本人有一半满族血统,母亲出身于松花江流域的叶赫族正黄旗。满族出了纳兰容若和曹雪芹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满族后裔引以为荣。我虽没受过母亲那样的满族高贵人家的文化教育,没有琴棋书画方面的造诣,但也读过一些满族的历史,对纳兰容若的名字绝不陌生,像“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之类的纳兰经典词句,从做初中学生时就会背诵。
清末梁启超曾说:“容若小词,直追后主”,把他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王国维对纳兰容若更是欣赏,在《人间词话》中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自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这样一位光辉璀璨的贵门公子,文坛彗星,直到三百年后的今天,各方各面对他有兴趣的人仍然很多。但纳兰容若这个名字已被滥用得不成样子。我曾看过几本写纳兰容若的小说,很失望,觉得容若不是那样的人,不会说那样的话,很多事根本不会在他生长的环境发生,社会背景也不对。总之,不是那么回事。小说本是创作,可真可假,但若用了某真人的名字,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人家随意编排,至少是不该发生在像纳兰容若这样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身上。
陈贤茂:《凄情纳兰》对清初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对纳兰家族的谱系,对满族贵族之家的排扬、年节礼俗、婚姻习俗,以及语言、服饰、园林房舍等,都有精细的描写和刻划,令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考虑到您人在美国,能写得如此精细且还原历史的真实,十分难得。您在写小说之前,在搜集资料和现场勘察方面,一定花过不少时间和精力吧?
赵淑侠: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写自己不了解或不相信的东西,所以有个习惯,写小说一定要把背景弄清楚。就算写的不是历史小说,我也都先做功课:了解故事发生地的背景,地形,街市,房屋,附近环境,有些什么树,哪种花,那类店铺,等等。写《我们的歌》时,几次跑慕尼黑;写《赛纳河畔》时,又到并不很陌生的巴黎,住了三天旅馆,每天到故事的发生地去了解环境;写《赛金花》时,更是先找足资料,然后到苏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还跑了两次当时的西柏林。
这次写《凄情纳兰》,我找到大量有关清朝初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皇室,以及一些与纳兰容若有关的资料,足足看了八个月。有关他的各种说法,归纳起来,议论不休的无非两个题目:《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写自传,还是用贾宝玉的名字,写纳兰容若的传记?再就是纳兰容若是否有个“未嫁即死”,像林黛玉一样的表妹,令他终生忧伤得不能自拔,以至写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佳词美句?
陈贤茂:台湾已故苏雪林教授有一论文,题为《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其中对纳兰词和纳兰容若的生平有许多新的见解。据她考证,纳兰容若的许多悼亡词,并不是为亡妇卢氏而作,而是怀念他少年时的恋人的。恋人姓谢,是他的表妹,后被选入宫,郁郁而死。“容若悲悼终身,《饮水词》中所有凄婉哀感之词,均为彼妹而作。”此说与您小说中所写,大相径庭,不知您对此有何评说?
赵淑侠:《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我拜读过了。苏教授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容若。她说:“我以为考证这门学问,‘自证’、‘旁证’均须注重,而‘自证’比‘旁证’实更为重要”。于是, 苏雪林教授用了大量“自证”:“我读《饮水词》,觉得其中有许多地方可与《红楼梦》相通,因此想略翻陈案”。“纳兰容若少时有一谢姓中表,或姨姊妹关系的恋人,性情相合,且密有婚姻之约。后来此女被选入宫,容若别婚卢氏,感念前情,不能自释。”“所以我疑心纳兰容若与他恋人的关系,不像宝玉与黛玉之为姑姊妹,则必像宝玉与宝钗之为姨姊妹。”确定了纳兰容若与恋人的关系之后,苏教授接着就找出了他表妹的名字:《饮水词》提及恋人屡有“谢娘”、“道韫”、“柳絮”、“林下风”等语,而“柳絮”、“林下风”均为谢姓女子的代名词。“《红楼梦》林黛玉姓林之‘林’ 字是由‘林下风’转变来的。曹雪芹用此,明明暗指黛玉姓谢。”
苏教授指容若恋人的代名词就是“谢娘”。他本盼望待谢娘在宫中十年服务期满回来成婚,谁知她竟郁郁而终,容若抱憾终生。而这些论调的根据就是“自证”。但我的理解是:“谢娘”是借用东晋才女谢道韫的典故,古代文人常用来形容所爱的才华美女。譬如:
韦庄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
温庭筠写“谢娘”的词更多,即刻便可举出三个例子:
“谢娘翠蛾愁不消,终朝,梦魂迷晚潮。”(《河传》)
“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河渎神》)
“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归国遥》)
温庭筠写“谢娘”的词也许还不只这三首,莫非他也有个姓谢的表妹吗?读到此处我已疑问累累,觉得苏教授做这些“自证”的时侯,忽略了清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甚至不知纳兰容若的生平和家世背景,举的许多事证实在离史实太远。
1619年,建明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在并吞了关外所有的部落之后,终于灭掉了强悍的叶赫。36年之后纳兰容若出生。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是世仇也是亲戚,厮杀不断中,叶赫把孟古公主嫁给了努尔哈赤。她是容若的曾祖姑母;她唯一的儿子皇太极是清朝开国皇帝清太宗。 她死后被谥封为孝慈高皇后,与努尔哈赤同葬在沈阳东陵墓地。
归降后的叶赫纳兰氏表现良好,爱新觉罗氏也念旧,宽大对待,列纳兰氏为满族八大姓之一。纳兰容若的祖父倪迓韩在满族入关时,屡立战功,被封为骑都尉。他共有四子,只长子振库和三子明珠存活。纳兰明珠就是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并无姊妹。他六岁丧母,父亲倪迓韩续娶,继母未生育。倪迓韩在明珠12岁时也去世,所以,苏教授所疑心的,容若与他恋人的姑表关系已可排除。那有没有可能“像宝玉与宝钗之为姨姊妹”呢?也就是说,那叫谢娘的表妹是容若母亲的姐妹所生的假设,能成立吗?努尔哈赤有16个儿子,容若的母亲是他的第十二子阿济格的女儿,排行第五。她的姐妹自然都是金枝玉叶的格格。阿济格被封为英亲王,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忠亲王多尔衮和十五子豫通亲王多铎,都是他的同母弟弟。他们是清初最有势力的人。
那时的清朝严禁满汉通婚,阿济格的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姓谢的汉人,所以容若有个姓谢的姨表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假如容若真有一个表妹进宫,因有贵族身份,也不会去做十年期满后放回家去的那种宫女,那是服务干活的奴仆。有皇族血统的贵族小姐是去做有身份的嫔妃,贵人,常在等等。有这种“皇上的女人”身份的女人,如果犯规或失宠,只会打入冷宫,怎会放回娘家!那怕进宫很快就死亡,也会有所记录。容若的从堂妹纳兰惠儿,史书上就有记载:惠妃“纳兰氏”在康熙八年被选入宫,初为庶妃,后册封为惠嫔,最后晋封为惠妃,皇长子胤�就是她生的。苏教授所说的谢姓表妹大概就是她。但她和容若都姓纳兰,是亲等很近的堂兄妹,家里人,不可能产生男女爱情。容若怎会创作那么多哀婉缠绵的诗词来怀念她?何况她并没死,直活到雍正十年四月初七日,那已是容若去世47年之后。而且翻遍清史资料,也不见康熙的一堆女人里有个姓谢的。
容若的妻子卢氏,生于北方长于南方。父亲是两广总督卢兴祖,汉军镶白旗奉天人。卢氏于18岁时与容若成婚,少年夫妻浓情蜜意,容若写过不少描绘他们甜蜜生活的诗词,多次在词作中称妻子是“知己”。卢氏不仅是见过世面的大家闺秀,也是个才貌双全又懂情趣的新式才女。两人情深意重相互了解,可惜世事无常,婚后三年卢氏突然病死。容若伤痛已极,无法自情殇中走出,只得把忧伤和怀念渲泻在文学里,创作了数十首悼亡词。这些词,三百余年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悼亡作品。容若真正建立自己风格,独成一家的,就是这些至情至性,凄美优婉,率真自然的悼亡词,和在塞外天高云阔,万里风沙中的豪迈之作。想不到在20世纪的时侯,忽然有苏雪林教授考证出,纳兰容若的悼亡词,不是为他妻子卢氏写的。虽然纳兰容若本人说是为怀念“亡妇”而写也不行,因他心里怀念的是“谢娘”。他跟表妹虽没结婚,心里却早把她当成妻子,把正式结婚的妻子卢氏当“续弦”。这一切都根据“自证”。苏教授还说:“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容若同时,又同隶旗籍,《饮水词》集中且有赠他之词,则他对于容若的故事当然更比别人知晓详细。雪芹少时侍其祖父,于此事亦颇耳熟……”这话说得或有道理,不过曹雪芹1715年才出生,曹寅1712年就去世了,他是无缘“侍其祖父”的。苏教授的许多论断就更无法成立了。
《红楼梦》中所用“红楼”、“潇湘”、“蘅芜”、“葬花”等词句的灵感,显然源自纳兰容若的《饮水词》,并非曹雪芹的原始新创。纳兰容若的作品以真情凄艳著名,《饮水词》里能够读出他深沉的人生际遇和心情。像曹雪芹那样才情绝代的小说家,自会藉灵感编故事,《红楼梦》中未必没有纳兰容若的影子,但说容若完全是贾宝玉的原型,就太牵强,也偏离了史实。
陈贤茂:您对苏雪林教授的反驳,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苏雪林在五四时期是写小说的,后来转行当教授、学者。人们对她的学术研究的印象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上面提到的,就是突出的例子。又如,纳兰词中常提到“回廊”,苏雪林认为,回廊“大约就是《红楼梦》里的潇湘馆”,“容若后来夫妇曾同住回廊里”。这种解释也与您在小说中的描写不同。
赵淑侠:纳兰容若的作品里太多涉及回廊:“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北方那些豪华古典的大宅邸里的回廊,红柱绿瓦,悠长婉曲,穿过整个大院子,真是最优美浪漫的设计,怪不得纳兰容若在描写回廊时,总是那么感性。如果到北京的恭王府看看,就会知道回廊是什么样子。苏教授为何会认为回廊是一间房屋?真是很难理解。
陈贤茂:您未来还会写长篇小说吗?
赵淑侠:我原本计划还要写一个长篇,内容是描写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遭遇,内忧外患,颠沛流离,喜怒哀乐等等。但遗憾的是,以我今天的体力情况,恐怕是做不到了。
陈贤茂:下面我想换一个话题,谈谈欧华文坛的情况。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欧华文学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您曾经担任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现在是永久荣誉会长,请谈谈这个协会的成立经过。
赵淑侠:说到欧洲华文文学,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台湾青年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留学,到欧洲去的是少之又少。所谓“留学生文艺”,其实就是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因此当“留学生文艺”在美国和台湾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洲还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但没有华文文学,一般欧洲人对中国语言亦兴趣缺乏,态度冷漠。
其实,欧洲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一批与欧洲渊源甚深的作家,如徐志摩、老舍、林徽因、苏雪林、凌叔华、巴金等等,是活跃于中国文坛,表现得最杰出的一群。他们的思维方向和创作笔触,多少都受到欧洲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把欧洲的文风带回到中国的大地上,却不曾在欧洲播下中国文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种子。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是近30余年的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于美国,两岸都有大批的留学生涌向欧洲,欧洲各国华人数目大量增加,华人社会的结构,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知识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也有爱好文学的,海外版的报刊上,常见“作者寄自欧洲某国”的字样。
由于欧洲的幅员广大,各人住得分散,每个人在自己的居住圈,繁忙工作之余,偷闲默默耕耘,是孤单而寂寞的。有鉴于此,我就有心组织一个文学会社,让这些各自孤独耕耘的人,获得以文会友,相互切磋的机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摸索之下, 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我没分谁从那儿来,从一开始就欢迎大陆出来的作家,如祖慰、范曾、柯国淳等,欧洲华文文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陈贤茂:最后,请您再谈谈欧洲华文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情况。
赵淑侠:我从上任起就注意培养接班人才,以期这个会能永远继续下去,使中华文化在欧洲薪火相传。如今,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已近20年,发展迅速,人才辈出,会员来自19个国家,掌握了13种语言。他们不断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或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合作举办文学集会,还出版会员文集。虽无固定经费支持,却能保持正常运作良性成长,不断创作新篇,按时召开年会,或参与欧洲以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当年与我一同创会的伙伴,如吕大明,余心乐,俞力工等,都成了文坛名家。今天的欧洲,据说华裔居民已近300万,欧洲华文文学也进入了成熟稳定阶段,会员里有名家亦有新秀,前景一片光明,将会一直平稳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