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星
原軍委二局破译科科长曹祥仁，1937年4月从援西军返回陕北，进入抗大学习，政治、军事素养有较大提高。1938年3月，被任命为军委二局副局长。7月，二局局长曾希圣去武汉，曹祥仁代理局长。11月，曹祥仁接替曾希圣，成为军委二局第二任局长，是年24岁。1939年1月，曾希圣接受新的任命，随周恩来赴重庆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双方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这一时期，延安的环境比较宽松，军委二局的工作也不那么紧张了。大家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学习，不少人开始考虑去留。龙舒林回忆：二局一时人心思散，“认为技术侦察工作是为战争服务的，现在内战停止了，应该早日改行。有的要求上前线，有的想进红军大学，有的想考摩托车学校，有的想考中华社的新闻训练班”。
有高级领导谈到二局工作时表示：国共合作了，二局不要再搞了，要搞到内蒙古去搞。在此背景下，二局大规模缩编，不少同志调离，技术力量持续削弱，1938年机器减至3部，侦收人员减至10余人，工作陷于低潮。
毛泽东从曾希圣汇报中了解到二局的情况后强调：这支力量不能削减，更不能散伙。他又高瞻远瞩地教导新上任的曹祥仁，对二局的工作方针、重点、力量部署，作出了明确指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二局又走上发展、壮大的道路。
1939年11月袁军委一局渊作战冤局长郭化若尧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尧军委二局渊情报冤局长曹祥仁尧军委三局渊通信冤局长王诤渊从左至右冤合影
注重训练，壮大队伍
遵照毛泽东发展、加强二局的指示，曹祥仁在局长任内开办训练班，加强技术队伍。
曹祥仁常说：二局工作，侦收是基础，破译是关键。针对国共合作后“和平思想”一度削弱了二局工作的情况，二局分别于1938年6月、10月和1939年2月举办了3期侦收训练班（习惯称二训班、三训班、四训班），以恢复和加强侦收能力。
同时，曹祥仁抓紧对破译技术骨干进行培训。他意识到，过去从优秀报务员中选人，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习破译，已跟不上工作发展的需要。于是，曹祥仁提出开办训练班，以集中学习的方式培训密码破译人员，学习密码学的基本知识和数学等相关课程，进行系统训练。1939年8月底，二局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选调学生，由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彭富九任队长，开办第六期训练班（习惯称六训班）。训练期间，曹祥仁和王永浚讲授密码常识、编制规律和破译技术。曹祥仁常常整天待在训练班里，向学员讲传统，进行现身说法。彭富九回忆：第六期训练班原定学制一年，由于国共两党摩擦加剧，急需加强二局的工作，遂提前于1940年4月结业。曹祥仁局长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称赞说：“这期训练班是办得最好的。”他和王永浚同志在后续的多次培训班上继续传授破译技术。
六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二局技术业务尖子，为革命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有些还为技侦事业培养出新的破译人才。毕业学员中一直在技侦战线工作的同志，多数担任了局、处一级的领导，其中梁毅、岳军、傅英杰同志还先后担任了部的领导。康立泽和余湛同志离开二局后，担任了军队和政府的重要职务。
到1942年，二局又举办了3期训练班，分别为1940年5月举办的侦收训练班（习惯称七训班）、1941年2月举办的破译训练班（习惯称八训班）和1941年10月举办的猜译、校对训练班（习惯称九训班）。9期训练班共培养各类技术人员430多名，二局的技术力量和干部队伍空前壮大。
被任弼时称为“密码脑袋”的原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说：狠抓训练，把训练班一期接着一期办下去，这是军委二局一个优良传统。曹祥仁同志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做得很出色很成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委二局工作也要求大发展，但技侦人员又很缺乏，矛盾十分突出。为此，曹祥仁同志不失时机地连续办了多期训练班，解决了这一青黄不接的问题。从1938年2月到1942年，二局共办了9期训练班，培养各类人员430多名，同一时期二局人数也由40多人增至700多人（有些是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在职干部中，70%以上都是经过训练班学习的，具有技术业务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二局干部队伍发展得这样快，与曹祥仁同志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
总结经验，创造新技术
曹祥仁认为，编码和猜码是一个斗争的两方面，随着斗争的激化正在“飞速地进步着”，“谁的技术落后，谁就会被斗争的（另）一方消灭”。
此时，二局的新对手——日本的密码学研究总体水平接近欧美，在高级别无线电通信中普遍使用机械加密和一次一密乱码密本等技术;二局的老对手——国民党的编码技术也在新形势下迅速变化、发展，已使用密本加密表先进技术。
面对无情的技术竞赛，曹祥仁感到，光靠吃老本，必然会被远远地甩在后边。二局一定要发展新技术，迎头赶上。曹祥仁强调：“二局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机关。”二局在历史上成绩辉煌，“曾经起过党的眼睛的作用，也曾经成为过我党战胜敌人的法宝，在最困难的时期曾被誉为航海的指针”，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技术已落在敌人的后面，“因此创造发明新技术，已成为我们今后刻不容缓的急务”。
对于技术落后的现状，曹祥仁着重从二局自身的问题找原因。他说：“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同时也由于我们本身有许多弱点所形成”，“还有墨守成规的毛病，对于科学是老实学的训示把握不够认真，对技术研究领导因之抓得不紧”。
曹祥仁充满激情地号召：二局要“总结经验、发展技术、加强领导的核心”，要“揭发我们在各方面的弱点，发展我们好的方面”，“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巨人，把每个同志锻炼成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勇士，使每个同志安心做一个隐蔽战中英勇善战的士兵”。
曹祥仁首先從总结经验着手，同时与王永浚等其他技术骨干一起群策群力，开始新的创造与发明。
1941年，二局成立研究室，下设两个组。白枫（余湛）领导的一组帮助曹祥仁总结经验。自1932年10月在江西苏区首破国民党军密码，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在近10年的密码破译工作中，曹祥仁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白枫、江波、陈国枢、刘德振等人的协助下，曹祥仁这位只有小学文化基础的破译专家，开始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愿望。他根据二局从开始到1941年密码破译的工作概况，分析研究各种密码为什么能够破译，从中引出了可供破译者掌握、利用的许多规律，又与白枫、江波等反复讨论，统计了有关这些规律的许多数据。曹祥仁指出：这些规律存在于任何密码之中，是不以编码者意志为转移的。曹祥仁信心十足地总结：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不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好规律，纵使敌人的密码有千变万化，孙猴子七十二变，总还是要露出尾巴，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破译的。曹祥仁将这些规律进行高度概括，提升为密码研究的普遍规律，于7月完成文稿，定名为《密码学总论》。
二局研究室的另一工作组由江波带领，负责研究日军的无限乱数密码。组员有洛冰（黄志庚）、曾宪奎、夏廷敏等。这一时期，曹祥仁根据敌人密码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预感密码将会发生质变，现有的破译方法不足以攻破这个堡垒。他竭力主张从技术理论上探讨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同时，他也意识到数学研究在密码分析中的重要性，强调要研究数学，今后要用数学方法解决密码破译问题。江波回忆：曹祥仁着力抓这个工作，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和对党负责的精神。研究室还进行了一些具体项目的研究。陈国枢回忆：研究室根据曹祥仁的破译设想，制作了一套破译工具，先后做了很多练习，证明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1939年7月袁毛泽东为二局题词
1942年，二局创办内部刊物《隐蔽战士》。曹祥仁为《隐蔽战士》撰写简明的发刊词《创造新技术，攀登新高峰》。中共中央拨出专项基金，鼓励二局同志在刊物上登载学术稿件。
曹祥仁在《隐蔽战士》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谈论自己对二局工作的认识时写道：经验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字字珠玑”，有时一字系全军之安危，必须以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态度，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把它做好。“情报工作无和平”，必须保持警惕，任何时候也不容有丝毫的麻痹大意。我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相反地，在工作中更应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精神，提倡机动灵活。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决定一切”，因此，必须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在二局开展的经验总结中，王永浚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总结，于1941年7月完成专著，较系统地介绍了破译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并在研究室组织的剥表训练班教授剥表。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于1938年和1942年底编写了无线电侦察专著。二局将这些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使用在教学和工作当中，训练和工作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调整组织机构，建立规章制度
在队伍壮大的同时，二局的组织机构也进一步完善。1939年1月，二局根据形势发展提出：应将情报研判工作从基础上建立起来，培养有政治、经济、战略、战术眼光并兼备整理能力的人才，打破过去仅限于抄写技术侦察所得的现象。于是，二局设立专事情报整理通报工作的部门。
1941年5月，二局实行局、处、科体制。一处处长王永浚，副处长彭富九;二处处长戴镜元，协理员陈福初;三处处长马文波，副处长胡备文;研究室主任白枫，副主任江波;政治处主任邝善荣;整理科科长雷永通。设立总务科。
二局还制定条例，完善了保密等各项规章制度。
二局在人员培训、经验总结、技术研究及机构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壮大了技术干部阵容，提高了技术水平。这些努力，不仅服务于抗日战争，也为随后而来的解放战争做了扎实的准备。
彭富九评说：二局不仅扩大了军事方向的侦察范围，而且开辟了对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侦察。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所有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系统的密码全部被破译和掌握，使二局的技侦业务发展到一个兴盛时期。我军技侦工作有几个快速发展期，曹祥仁任军委二局局长时，是其中之一。在安塞这段时期，技侦系统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优良传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开展对日侦察
训练和研究工作为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创造了条件，技术能力达到新高峰，二局进行对日侦察、全面掌控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系统的机要通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早在曾希圣局长任内，二局就组织开办了日语训练班（习惯称一训班），为开辟日本方向工作打下了基础。1938年9月18日，日语训练班特别组学员结业的同日，二局建立对日破译机构第四科，专事日本方向密码破译工作。首任科长邹毕兆有着丰富的破译工作经验，是研究日军密码的主力;副科长戴镜元及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屠廷容，成为工作中的技术骨干。同年冬，为了获取日军情况，被任命为局长不久的曹祥仁，即带刘少宏、王必恭（王进）、匡思贤等，同115师侦察科长李作鹏等，冒着生命危险到山西交城一带对日军进行抵近侦察。他们潜伏在日军驻地的炮楼附近，能清晰听见日军出操的口令声。三科侦收股长贺俊侦等边学边干、点滴积累，经反复实践和分析研究后，抓住了日军电台，抄收到日军密码电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奋战，四科在破译日军密码方面取得初步进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来到安塞，看望、慰问二局并宣布给二局四科的嘉奖信：
曹祥仁同志并转四科的同志们：
听说你们最近以布尔塞维克的毅力，突击的精神，艰苦的工作，已开始获得了研究敌军密电码的成绩，我们都非常高兴。祝你们再接再厉，继续的努力，克服胜利中的一些不可免的困难，为完成党中央和军委给予你们最艰难而且是最重大最光荣的任务而斗争！兹特派滕参谋长代远同志前来慰勉，并代表中央和军委赠予四科工作出力同志的奖品，计每人布鞋、线袜、牙膏、大日记本各一件。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7月9日，为奖励四科及二局其他有功人员，毛泽东在奖给二局的大笔记本上题词：“不怕难，只怕不干！”给个人的题词有：“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进攻，就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打破难关，光明就在前面！”二局把这些大笔记本分别奖给了王永浚、屠廷容、戴镜元、张洪追等人。
挫败反共高潮
1941年7月至9月，曹祥仁因病休養，陈漫远任代理局长。
10月，曹祥仁恢复健康，返回岗位。这时，蒋介石正在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困。10月16日，毛泽东致函曹祥仁，要求二局查明何文鼎师的情况。曹祥仁立即布置4个主力台进行侦察，于一周之内捕捉到何文鼎部电台，迅速破译密码，及时回答了毛泽东的关切。
1943年6月，二局全面侦破胡宗南、阎锡山等部40万大军部署偷袭延安的密电，与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等提供的情报相互印证：延安面临被大军突袭的危局。7月2日，二局侦知，胡宗南电令各部队应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发动进攻。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专门商讨对策，李克农、伍修权、曹祥仁等职能部门主管列席。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在会上，毛泽东对曹祥仁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破译出来。毛泽东又对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的蒋介石命令和胡、阎下达的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对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毛泽东继续指出，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李克农和曹祥仁当即回答，坚决服从和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指示伍修权，迅速将蒋介石、胡宗南6月份以来调动军队进攻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前方的彭德怀，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名义对外公布，以朱德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会上，刘少奇要求李克农准备撤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同志。叶剑英对曹祥仁说，国民党会认为是我军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一定会改换密码，要求二局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破译工作。
7月4日和6日，朱德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7日，新华社发布重大新闻，将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闪击延安的内幕详情公之于世。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以上文电列举大量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均大量使用二局的情报，使蒋介石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介石遭到各界的一致抗议和美、英、苏等国政府的谴责，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动。胡宗南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作复，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后来评论：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但兵不血刃，敌人狼狈败退，我们是以智取胜的。毛主席英明果断地使用二局密息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重兵移作进攻边区之用。那时二局工作做得好，对敌情掌握得及时、准确。二局技侦情报经毛主席使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二局破译高手王永浚率领和指导姜桢（苏开宏）、宋兆宜、郭兰轩、佐伊等人，突破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密本加表密码，在保护地下党组织，反对敌特渗透、破坏、策反，以及保卫延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及时向中央预报德军即将闪击苏联的重大动向。1941年3月起，二局截获国民党数份有关德军行动的战略情报，至最后截获“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望注意核查”电报。曹祥仁接报后，从安塞驻地骑马赴延安向中央军委汇报。中央综合各渠道的情报，迅速通报苏联。事发一段时间后，许光达陪同当时苏联驻延安的联络组负责人专程来到二局驻地碟子沟，正式转达苏方对二局的感谢。
毛泽东关心、重视二局工作
毛泽东一向关心、重视二局工作。长征中，二局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身边。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面指导二局工作，这是常态。延安时期，摊子大了，层次多了，但毛泽东亲自过问二局工作的习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无大的改变。毛泽东要求曹祥仁：有重要的事，你直接来找我。
在二局领导岗位上，曹祥仁差不多每周都要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到了毛泽东那里，就和叶子龙一起进去，赶上吃饭就与毛泽东一家同餐。
对于情报工作的重点，各时期工作部署，二局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来安排的。毛泽东不满足于掌握敌情概要，还要了解细节，并经常对二局的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对前来汇报工作的曹祥仁，毛泽东谈话很随便，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对于曹祥仁和二局同志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有很大帮助。
自1938年11月搬到安塞碟子沟后，军委二局距延安有几十里路远，环境相当封闭，但毛泽东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二局。1939年初冬，毛泽东顺路来到二局，对二局干部发表重要讲话。
白枫回忆：曹祥仁同志很重视请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给我们讲话，让我们直接受到他们的教导。我们刚到二局不久，他就乘毛主席参加西北局扩大会议路过安塞之机，请毛主席到二局给我们讲话。毛主席号召我们安心二局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他说，你们要在二局工作一百年，活不到一百年怎么办？让你们的孩子继续干嘛！他又说，做人要老老实实，地球这么大，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绕太阳一周，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点不调皮。人这么大一点，还调什么皮呢？说得大家大笑。
江波回忆：康生首先讲话，其中提到二局的干部要长期埋头工作30年（战时，大家都想上前线）。后来毛主席说，我要再加70年，要干100年，自己干了，儿郎孙子接着干。说到二局的重要性时，说了“如果没有二局，長征时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并且题词“好的二局”。因为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地下工作也难起作用。
二局工作重要、光荣，但压力重、强度大、持续紧张、比较枯燥;无论干出什么成绩，总是默默无闻;加之生活清苦、管束紧，自二局建立起，同志们不愿在二局久留，就是一个经常遇到的思想问题。随着加入二局的知识青年日渐增多，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劝导同志们发扬传统，从革命大局出发，安心工作，常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对二局讲话的主题。
1940年6月，毛泽东请二局同志到延安看戏，并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前接见大家，赞扬二局是“千里眼，顺风耳”，并指出：二局工作紧张辛苦，很有成绩，我们是知道的。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努力工作，为革命战争服务。革命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毛泽东还提议，以后每年你们到延安看一次戏，我给你们讲一次话。
1942年春节，曹祥仁带二局同志去杨家岭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谈道：“二局加新华社等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还勉励大家要研究技术，努力工作，同时要注意身体健康，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运动。
1939年8月1日袁曹祥仁和军委二局的战友们合影遥左起院邱兰标尧钱江尧游正刚尧王永浚尧曹祥仁尧戴镜元尧胡备文尧龙舒林
蓝聚祥参加了那次拜年。他回忆说：那天上午，曹局长说，“走，给毛主席拜年去”，就这么去了……走到杨家岭，我们排着队在一个斜坡上等着，曹局长从斜坡上去，进到里面去了。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讲话，说你们是无名英雄，你们辛苦了。还说你们都很年轻，你们要钻进去，钻出来。钻进去就是工作要深入钻研，钻出来就是要休息好。毛主席讲话的时候用手比划着，钻进去，钻出来，这样反复不停，给我印象最深。我把它不仅理解为生活方式，而且还理解为思维状态。就在那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二局加新华社等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拼命工作，诚恳待人
曹祥仁总是站在业务工作的第一线。他认为，二局这种技术部门的领导不能长期是外行，领导就是要亲力亲为，身先士卒，做出榜样来，这样同志们才会跟着干。曹祥仁工作雷厉风行，同时注意学习，有问题同知识分子技术干部商量、探讨。他对核心业务死抓不放，一竿子插到底，强调要抓住问题，解决问题，要抓出成果，抓出效率。他的行为感染着周围的同志，二局的许多人对此印象深刻。
白枫回忆：“曹祥仁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热忱。他经常亲临第一线了解工作情况，指导工作，同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一道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推动工作前进。哪里是工作的重点，哪里工作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并不断地思索着。只要有所发现，第二次来到你面前时，他就会告诉你。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对遇到的问题又夜以继日地思考。有时过了好几天，他突然跑来告诉你，那几组密码是什么字。每有紧急任务，他总是从破译密码的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逐个跟踪指导，直到把情报送出，他才高高兴兴地离开。”
何津回忆：“为了掌握知识，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所不及的。他参加革命时不过读了几年私塾，到抗战初期，他的古文基础已经相当好了。他对国民党的一套公文格式非常熟悉。我见到二局不少工农老干部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的好传统，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经常深入到业务第一线，掌握技侦情报生产的几个环节，所以他对下属的业务情况非常熟悉，领导十分有力。他的这种领导作风，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
江波回忆：“对曹局长之学习精神上，我要加上‘不耻下问，有不明之处首长会当众向我们晚辈询问，感人至深。这是许多人难做到的。”
1943年6月，曹祥仁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这时延安的整风运动不断升级，二局成为总部机关整风、审干的重点之一。不少同志被审查，受了冤枉，吃了苦。曹祥仁得知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技术骨干被关了起来，非常生气，感到事情越搞越荒谬，说：怎么连这些人都被关起来了？我们这个工作有那么多特务，还能出成果吗！还能干得那么好吗！在党校召开的大会上，曹祥仁代表党小组站出来发言，言词激烈地批评“抢救失足者”运动搞扩大化，把同志当成敌人整，并指出，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在安塞担任二局代理局长的李涛，一边整风、审干，一边领导业务工作，同时开展大生产和改善二局的生活。李涛较早地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调整了政策。随后，李涛积极、细致地组织甄别工作，并向被错误怀疑、审查的同志当面道歉，大大减轻了审干“扩大化”的后遗症，业务工作也较少受到负面影响，仍在坚持中得到了发展。
1945年4月至6月，曹祥仁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中共七大。7月底，曹祥仁离开延安，带队前往晋察冀军区，军委二局由李涛任代理局长兼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