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余同友，男，祖籍安徽潜山，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皖南石台县，现居合肥，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国内文学期刊，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
一
我知道老章在看她们，偷着看她们。
他眯着眼，似睁不睁，似睡不睡，且微微向窗外扭着头，做出一副非礼勿视状，其实，他看得可仔细了，生怕漏过哪一个重要细节，这人就是这么虚伪。
她们——三人：三人都佩戴着同一种样式和颜色的小丝巾，连系法也是一模一样，其中一个年纪稍大，也不过三十出头一点，另两个更年轻，二十多岁。年纪大些的那位不停地说话，从上车（她们肯定也是老江湖了，买的是无座票，上车就和我们一样往餐车跑，果然找到了座位）坐到我们对面就开始说起。她人还没有坐稳，第一句话就问：这次培训怎么样？收获大不大？那两位连连点头。她继续说：加入我们立美得，是不是觉得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吧？小伍，你看，你原来在乡下，见到人都不敢说话，今天不是大大方方上台分享学习心得了？大家都为你鼓掌了。那个叫小伍（或者是小吴）的激动得脸都泛起红霞了。上午严老师的课讲得太好了，你们要及时和客户们分享啊。她一边和两位小伙伴说话，一边还忙着和手机屏幕说话，亲爱的，加油！业绩上去了，年底我们去维也纳！亲爱的，要学会沟通，熟记话术，这世界上只有不合格的营销员，没有营销不出去的产品，加油！
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约略猜测出，她们大概是一款叫立美得（或者是丽美朵）的女性化妆品的销售员，正在省城接受培训回来，她们三人就像是三粒革命的火种，满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情，准备到下面各个地市、县、乡播撒火种。
老章的嘴角动了下，浮现出一缕微笑，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这个人打小过得比较优渥，从学校一路考试升上去，大学毕业又直接进了高校教书，很有点不识人间烟火味，所以特别清高。作为一名本城师范学院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副教授，他一定在嘲笑这几个兴致勃勃的打了鸡血般的女人，一定在心底里大声批判，什么资本的异化、道德的沦陷、金钱的狂欢，等等。虽然看得仔细，但他还是装作对面前的一切充耳不闻，甚至故意做出一个打盹的假象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要揭穿他，我有时挺喜欢当面揭穿他的，看着他的一脸窘相，我有种说不清的快感，我想，这可能与我心底里的自卑有关系吧。我嫁给老章，照一般人看来，我是沾了他的光的。老章父母都在宜州本市有工作，都是高级职称，老章是独生子，虽非大富大贵，但在宜州这个地方也算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了，而我是乡下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连村民组长都没有干过，并且兄弟姐妹五个。这样悬殊的家庭背景，让我自己也有时不免生出一种类似的岛民心态，既需要大陆的支持，又过分护卫自己所谓的某种自尊，找到机会，更不忘狠狠地刺对方一下，借此取得一种确定的存在感。
那三人开始吃东西，年纪大些的挎包里好像全是吃的，瓜子，果冻，话梅，她们吃得啧啧有声兴致勃勃。我正要捣老章的胳膊，中止他的假寐，忽然来了个电话，是孙文波的，我愣了一下，看看老章，随即轻轻起身，走到车厢连接处。
“你在家吗？我在你楼下！”孙文波说。
我看看老章，他还在装睡。我说：“我和我们家老章送孩子上学，现在正坐高铁回来，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宜州站呢。”
“哦，”孙文波停顿了一下，“哎哟，你看我这记性，我都忘记了，怎么样，晓晓学校的环境一定很好吧，他适应吧？学霸，肯定到哪里都适应，这一点绝对像你。”
我打断她的话，我说：“你说吧，有事吗？”
孙文波咳嗽了一声，又咳嗽了一声，她说：“是这样的，美娟，我家乐虎要结婚了，下周六，我给你们送请帖来了，请你们一定要参加啊。”
“这事你还要亲自跑一趟干吗？”我说，“你把写的请帖拍个照发我微信就行了，我肯定会去。”
孙文波说：“还有你们家老章。”
我说：“好，我争取把他拉去。”我说着，准备挂电话，可电话那头孙文波似乎还有话说。
孙文波一直咳嗽，我说：“你感冒了？”
她说：“也不是，嗓子有点痒。”她磨蹭了一会儿，终于说：“那个，美娟，不好意思，我还有个事要找你帮忙。”
“你说。”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一再咳嗽了，这个人哪。
“那个，”她说，“乐虎这个婚事，我们准备得不充分，女方家临时要加彩礼，我这边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周转一下？”
我下意识地又瞄了一眼老章，然后压低了声音问：“多少？”
孙文波说：“三五万吧，救救急，三个月之后我就还你。”
我说：“好吧，我晚上微信转账给你。”
孙文波连声说：“嗯，好的好的，美娟，我们姐妹一场，还是你好。”
我皱皱眉头说：“这事老章不知道，你在外面就不要说了。”
孙文波说：“明白，我也没有那么傻啊。吃喜酒那天一定来啊。”
我回到座位坐下，老章睜开了眼睛，看着我。我说：“我表姐打电话，下个星期六她儿子结婚办喜酒，请我们去赴宴。”
老章说：“你表姐那么多，是哪个表姐啊？”
我说：“孙文波啊，不就这个表姐走动得多一点吗？”
老章想了想说：“哦，就是她啊，我知道啦，不就是家有豪车的那个嘛。”
老章这人说话很刻薄，特别是对我这边的亲戚常常语带讥讽，他还尤其对孙文波有看法。说起来，这些年我老家那边七大姑八大姨也大多找我们家借过钱，钱数不多，按我和老章的收入来说，无非就是银行的存款少了那么一些，所以，对于借钱这件事，我和老章说一声，他基本都不表示反对，但自从上次借了钱给孙文波后，他后来表示了强烈不满。
事情缘起于前年上半年，孙文波找我借钱，说她儿子乐虎在市里买了一套房，首付五十万，还差五万，让我帮忙周转一下。孙文波在市里买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我和她又成了一个村的，以前我们同住在瓦庄，现在我们又同住在一个城区，范围不一样大，但心理上感觉又在一起了，我很高兴她能在市里买房子，这也是她很久以来的心愿，能在城里买房落户，她该多兴奋哪。为这点钱，我不可能不借的，于是，我只是和老章言语了一声，就将钱转给她了。老章知道我和孙文波的关系，我们不仅是一个村子的，而且是初中同学，而且还算是表姐妹的关系，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最好的闺蜜。
有关孙文波和倪长林的恋爱故事，我大多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那时正备战中考，我成绩不错，一心要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所以，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直到中考结束，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的那一天，孙文波才和倪长林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邀请我和他们一道去拍照。虽然我不想做他们的电灯泡，但拍照的诱惑占了上风，我就坐在孙文波的车座后出发了。
骑了好久，到了一条大河边，又坐渡船，过了河，拐上一条羊肠小道，这小路是在山岩边开出来的，宽度仅能一人过，路的另一边就临着那条大河。夏天，山上的树全都鲜绿着，倒映在河水里，河水显得格外澄碧。河底长了一层叫“鸭舌条”的水草，游鱼在其间穿梭游弋。骑了半个多小时，看到了几户人家的黑瓦屋顶，倪长林加速蹬着，气喘吁吁地说：“到了，到了。”
到了那几户人家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倪长林的家，我没想到他家这么偏僻，而且看得出来，他家的经济状况明显很差，和我们瓦庄人家比起来要差一大截。我们瓦庄靠近镇上，田地多，挣钱的机会也多，在周围几个村子里，条件算是好的，家家都是二层的小楼。倪长林家的屋子则比较寒酸，屋子下面是石块垒起，那些石块大约就取自屋后的山上，并不规整，上面则砌了土砖。屋里的地还是泥地，墙脚甚至长出了青苔，家具也极为简单，杉木板粗工打制，连油漆都没上。堂前香案上的一台电视还是16英寸的黑白机。这大概与这里的交通不便有关，可以看得出来，原来这里有好几户人家，后来一户户相继搬走了，只剩下倪长林爷爷、叔叔和他们三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孙文波的第一次上门相亲吧，这样偏远的地方，孙文波她能生活得惯吗？我不禁替她担心。我也不知道掩饰我的担心，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地问孙文波，要是你以后嫁到这里来生活，你能行吗？孙文波笑着说，有什么不行？只要甜蜜的爱情就能酿造甜蜜的生活。她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倪长林家的贫穷，她整个人就像一根弹簧，时时处于蹦跳的状态。
喝了茶后，倪长林带我们去拍照。他没有撒谎，这个地方穷是穷，但美也是真美。他家屋后的山上长了一丛竹子，门前有一口小水塘，水塘下去就是河滩，河滩上铺满了大片鹅卵石，河滩再往前，就是那条清澈的河水了。
那天应该拍了很多照片，一卷胶卷都拍完了，但我手头上后来就只剩下了眼前这一张。我记得，那天孙文波一直在笑，我们在河滩上，在那光洁的鹅卵石上，在浅浅的水边，撩着水，打着水漂，折着芦苇，一河碧水成了我们的背景，我们仿佛坐在一条巨大的船上，水波晃荡着阳光，也晃荡着我们年轻的身体。
那天拍完照片后，倪长林父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参加人员除了我们几个外，倪长林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来了。我没想到的是，吃完饭后，倪长林一家人竟然拉起了二胡，就在屋子里唱了起来。倪长林的爷爷拉二胡，一家人或独唱，或演对手戏，一会儿是黄梅小戏《王小六打豆腐》，一会儿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得有板有眼，挺像那么回事。还有民歌，后来到报社工作后，采访一位老民间艺人，我才知道那歌名叫《妹在河边洗菜薹》，当时，我听不懂歌词，可是那个曲调极柔软又极热情，听得人心里酥掉了。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瓦庄可是少有的，我和孙文波都看呆了。
多少年后，回忆起那一幕来，仍然觉得不真实，我只记得孙文波在那种气氛的感染下，也唱了一首歌，是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她唱得眼眶都有点湿了，她是不是把这一个水波闪耀的倪长林的村庄，当成了外婆的澎湖湾？
看着照片，我嘴里轻声哼哼起那首歌曲来：“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我的五音不全的声音让老章很不耐烦，他在书房外喊：“你在拉大鋸扯大锯吗？”
我没怼老章，顺手把照片浏览页面关闭了。
转眼到了周六，上午的时候，孙文波就打来了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把老章也带过去，我知道她的心思，她这个好面子、好热闹的人，大约是觉得来一个教授能给她撑点场面吧。我以为老章会拒绝去赴宴，没想到，我随便这么一说，他居然也就同意了。
东方大世界离我们家不远，傍晚的时候，我和老章步行到了酒店。新郎乐虎和新娘着婚礼服站在门口迎接来宾，进了大厅，巨幅的婚纱艺术摄影占了半面墙，宴会厅里，摆满了鲜花，头顶上也飘动着五彩纱缦，灯光璀璨辉煌，音乐喜庆浪漫。这阵势，这排场，我和老章倒像是两个十足的土老帽了。
孙文波也做了头发，穿了新衣，上前不断给来客递烟。我数了一数，大厅里约有五十桌，这可是大场面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一会儿，大多数人入场了，我才发现，一百多公里外的瓦庄竟然也来了不少人，有几个小时候的小伙伴也来了，我问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孙文波租了辆大巴车接了他们过来的。
整个宴会流程是由婚庆公司的专业司仪主持的，洋气，高调，煽情，充满了所谓的浪漫气息，甚至还有喷香槟、撒鲜花等环节。这当中有一项议程是男方家长讲话，一般来说应该由男主人也即倪长林出面，但上台的却是孙文波。孙文波穿的是一身暗红套裙，脖子上还挂了一圈珍珠项链，远远望去，像个阔太太。她是脱稿演讲，虽然说的无非是些套话，什么感谢啦祝福啦希望啦，但说得利落响亮，那些字词一粒粒圆溜溜地从她嘴里很顺滑地吐出，真个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哪。
坐在我身边的小红，是我们瓦庄来的小姐妹，我不禁问她：“倪长林呢？怎么没见他啊，这个日子他怎么能不在？”
小红说：“是的呢，听说他们两口子吵架了，倪长林赌气不来了，你说他是不是小孩子脾气？”
我吃了一惊，想再问，又觉得不妥，便闷头吃菜。
宴会上的酒水、茶点都十分富足，专业的婚庆公司果然很会搞气氛，宴会当中的小节目不断，一会儿成语接龙，一会儿有奖猜谜，一会儿抛布娃娃，最后干脆撒红包，哪里的掌声热烈，就把红包掷向哪里，现场的笑声、叫声、碰杯声，都开了锅啦。
老章又来问我：“你这个表姐到底做什么生意啊，搞这么排场，那得多少钱哪？”
我白了他一眼，说：“不是告诉你了吗？人家在罗城开的婚介服务公司，这是新兴产业，很来钱的，你不懂。”
老章扑哧一笑，压低了声说：“不就一个婚介公司？还新兴产业呢，莫非引进了高科技、新能源、智能机器人及AI技术？”
正说着，新郎乐虎和新娘子来敬酒了，乐虎有乃妈风范，落落大方，那些感谢的话、场面上的话张口即来，举手投足间礼貌周全，说毕双手端着酒杯向我们敬酒。我看看新娘，她做了精致的妆容，还是挺漂亮的，只是她的话比乐虎少多了。
敬酒过后，预示着酒席快结束了，小红问我有没有去乐虎的新房看过，我说，我还没有呢。小红咋舌，新房真漂亮，装潢得像金銮殿一样，接我们来酒店时，我们先去参观了一下，从小区门口开始就挂了红灯笼，一直挂到新房，听说，光爆竹就买了一万多块钱。
小红的声音有点大，老章大概听到了，他的嘴角又浮出了一缕冷笑。我看着远处忙碌的孙文波，心里突然也有点不舒服，孙文波这样铺排做什么呢？这个阵势，不管在哪里省一点，也不至于找我借那几万块钱吧，虽然，那点钱不多，但她这做法我总觉得有点不妥。这一次，我选择站在了老章一边，因此酒席一结束，孙文波再三邀请我们去乐虎的新房那里再坐一坐，热闹热闹，我借口身体不舒服，坚决推辞了，我们仍旧步行回家。
回去的路上，老章再一次感慨：“你这个表姐，看来真是赚了大钱哪，只是，你那个同学加表姐夫呢，怎么没看到人？”
我冲了老章一句：“是你眼睛大，我都看见了，在那里呢，还跟我们打招呼了。”
老章疑惑地说：“真的？看来是我没认出他。”
老章还要问什么，我加快了脚步，径直往前走去。
三
其实，我后来与孙文波并没有多少来往，更不要说倪长林了，今天听小红说他和孙文波闹得很僵的消息，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不过，关于倪长林和孙文波两人的一些情况，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主要信息来源当然是瓦庄，我母亲和孙文波的母亲关系不错，两家来往也密切，孙文波的什么事，她母亲总要对我母亲说说。
那年中考后，我如愿考上了市重点高中，离家一百多公里，回来一次不容易，除了寒暑假，我几乎不回家。孙文波一开始还给我写过几封信，大抵说的都是她和倪长林的事，说他们一起去上海旅游了，倪长林计划在自家门前塘里养鱼了，等等，后来，她的信就慢慢少了，到我高二寒假回家时，我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
在我们那一班同学中，孙文波结婚大概是最早的，因为法定结婚年龄还不够，差一点都领不了结婚证，听说还是倪长林父亲下河炸了几十斤好鱼送给镇民政办的人，才算办下了证。我母亲告诉我，孙文波家里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倪长林家那地方太偏僻，太贫穷了，孙文波在家里是老小，前面的几个都是男丁，家里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从小就没吃过苦，到那里能适应吗？无奈何孙文波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嫁过去，怎么劝也没用，她父母才只好答应了。
结婚头一年，孙文波和倪长林过得还算不错，到了第二年，乐虎出生了，倪长林的叔叔一家也搬去外面的村庄，带走了两位老人，这样一来，那个地方就只剩下倪长林一家了，倪长林父亲买下了他叔叔原先的老房子，将原先那一幢房子归了倪长林小两口，这其实就是和他们分家单过了。那个鬼地方，没有外面钱好挣，小两口的日子十分窘迫。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临开学了，家里办了几桌酒席，请村庄里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吃个饭，孙文波也带着倪长林来了。她抱着一岁多的乐虎，整个人衰老了不少，好像眼睛里的光亮都不见了，穿的衣服还是几年前的衣服。她给了我一百块钱，算是祝贺，给的时候眼泪汪汪的，弄得我也潮了眼眶。在酒席上，倪长林一反常态，不多言语，只闷头喝酒。我母亲说，倪长林在门前塘里养殖小龙虾，那几年小龙虾在省城卖得很火。他东拼西凑，找孙文波几个哥哥借了好几万块钱，到江苏进了小龙虾苗，又是起塘泥，又是下饲料，小龙虾长得不错，没想到，夏天发大水，洪水灌进了池塘，那些厚壳红衣的家伙全被大水冲跑了，损失得干干净净。这一来，倪长林和孙文波更是经常吵架了。
倪长林和孙文波在这之前就经常吵架，到底年轻，吵起架来还挺有戏剧性。据说，他们吵架一般选在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嘴巴皮子都利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说一句，我回一段，乒乒乓乓，犹如二重唱，渐渐地音量升级，语言密集度升级，两人从屋内吵到屋外。
由于只有他们一家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来劝和与调停，他们吵得天昏地暗之际，只有饿了的乐虎摇晃着冲上来，抱着孙文波的大腿痛哭，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孙文波更觉得悲哀，她抱着乐虎，也呜呜地哭着，嘴上的利剑更是剑剑致命，说到最后，她拿起桌上的碗、筷、盆、锅，啪啪啪，全扔到门前的池塘里。那一餐，除了泡碗面给儿子吃，两个大人谁都吃不成。这样别扭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战火熄灭，饭还得要吃，于是，倪长林脱下衣服，跳到池塘里，在塘泥里摸，摸到一个碗了，清了清，扔到岸上去，孙文波早已经在岸上接住了，两个人有了默契，一扔一接，有时还互相斗起嘴来，和好之后的斗嘴就有了点兴致勃勃的意思了，像是一场演讲与口才的操练。
一个说，谁说爱情是生命的盐？我看碗是生活的命。一个碗来了，孙小姐，接好了。
一个说，还爱情呢，没有爱情的人生叫受罪。接住了，下回你还跟我吵不吵？
一个说，唉，结婚是因误解而成立的。一个勺子，接好了，下回不吵就不吵。
一个说，你要记得，爱情不是索取，而是给予。筷子还少了一根。
一个说，培育爱情必须用和声细语。搪瓷缸来了。
斗着嘴，又斗乐了，和好了。据说，有一次，孙文波又和倪长林吵架，她一气之下，将倪长林买的一瓶啤酒也扔到了塘里，倪长林后来从塘里摸出来，发现沉在塘里的啤酒味道很好喝，当场就在塘里开喝起来。
在我的那次升学宴上，倪长林好像喝多了，有人喊着，让孙文波送她老公回家去。那时候，她正和我在一旁说话。她羡慕地看着我说，美娟，你还是对的，上大学好，城市里多热闹啊，你不知道我家里，隔着一条河，河对岸是国道，天天车来车往，喇叭声声的，像唱大戏一样，看着是热闹，可那是假热闹。她这么说，让我不好应答，她那样一个兴致勃勃地喜好热闹的人，确实是忍受不了那样孤寂的生活啊，何况，家庭经济又那么困难。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丝丝后悔，当然，这个时候再问她这个问题，就更不适合了，我只好劝她，走一步看一步，也許慢慢就会好起来的。说完这些，她就抱着孩子，走到前厅去搀起醉得歪歪倒倒的倪长林，走了，走到了屋外的黑暗中，黑暗很快就吞没了她。
那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再没有见到孙文波，但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搀扶着倪长林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出来，她原本上了弹簧一样的身体，显得十分笨重和吃力。后来，母亲告诉我，孙文波又怀孕了，都有四五个月了。但我总固执地觉得，即便她是怀孕了，那也不应该是她的姿态，她应该有一种更加轻盈的姿态，就像以前一样。
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一年后，孙文波将走进一个更深的黑暗中去。
到东北上了大学后，我和孙文波的联系就更少了。第一学期放寒假，因为回家路太远，春运车票又不好买，为节省路费，加上我似乎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异乡的感觉，那个春节我没有回瓦庄。除夕夜，我在电话亭打电话到村主任家，那时只有村主任家装了一台固定电话。一直守在那里的我妈接到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前几天孙文波回娘家来，还问到你呢。我说：“噢，你要是遇到她，你对她说，我暑假回去时去看她。”
可是当我暑假回到瓦庄时，却没有见到孙文波。
母亲告诉我，正月的时候，孙文波预产期快到了，有天晚上，她突然发烧，烧得整个人像火炭一样，倪长林吓坏了，准备去外面村子找医生，但孙文波说她怕是肺炎，必须到镇上医院打针，否则这样烧下去怕是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利。倪长林急中生智，想起河边有个竹筏，是前不久一个烧炭人运炭丢下来的。他便抱了床被褥垫在筏上，让孙文波躺上去，他自己将门前的晒衣竿取下来做撑篙，撑着竹筏向对岸划去。
那晚大概是起了河雾，河雾是突然起来的，一团团一缕缕在河面上翻滚。刚划到河中心，倪长林一下子失去了方向。耳边是孙文波痛苦的呻吟声，河水诡异的哗哗声，他慌了神，汗水瞬间湿透了衣裳，手上似乎一点力气也用不上。他咬着牙，拼命地划动，也不管方向对不对。划着划着，竹筏碰上了河中心的一块石头，一下子侧翻了。倪长林跳下筏，捞起孙文波，向前划水。水花四溅中，孙文波从高烧中清醒了过来，她说，倪长林，我这是要死了吗？倪长林差不多是哭出声来了，河水冰冷，他上下牙齿打着战说，不能死啊，不能死啊，还有乐虎在家里呢。
后来，倪长林对孙文波的母亲说，再过一分钟要是抓不到河岸边的杨树根，他们俩那晚就死定了。倪长林挣扎着，一只手乱抓乱挠，触到了一根树枝样的东西，他死死拉住，才发现是河边的杨树根，总算上岸了。这么一折腾，孙文波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保住，孩子都已长成形了，一头头发乌黑，小手小脚都齐全。孙文波看了一眼这个夭折在肚子里的孩子，在床上昏睡了一个多星期。
母亲是在菜园地里向我讲述孙文波的事的，那天她正在菜园子里摘辣椒，我帮她摘着。夕阳西下，一群鸟正从天空上飞过，我突然想起上一次我和孙文波见面的情景，我仿佛又看见她脚步沉重地走进黑暗里。有一个辣椒被我摘破了，辣椒籽蹦到了眼睛里，我顿时泪流满面。
我低下头问母亲，那文波后来呢，去了哪里？
母亲说，这个事伤了她心哦，她和倪长林吵了一架，坚决要出去做事，好像也和樟村的人一样，到罗城做砂锅了。
樟村在我们瓦庄隔壁，那里不少人在罗城做砂锅。所谓砂锅，就是用一只只陶锅，里面放上粉丝、青菜，还有各种肉，放在炉子上炖，有各种口味的，牛肉砂锅、羊肉砂锅、三鲜砂锅等。这种吃食很受工厂打工人的喜爱，早上上班或是晚上消夜，来一锅，又暖和，又饱肚子，相对来说又很便宜，所以，樟村有不少人做这个赚了钱，然后一个带着一个，竟然形成了这个地方的特色产业，据说樟村有好几百人在罗城做砂锅。听母亲这样一说，我觉得孙文波做砂锅肯定能行，他们夫妻俩能说会道年富力强，支一个小摊子还不是绰绰有余的？
四
吃过乐虎喜酒后的第三天，星期一，刚一上班，我没想到倪长林会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很急切，他说：“美娟，你在办公室吗？我想到你办公室找你。”
我说：“那你半个小时后来，我在六楼613室，我开完发稿会就好。”
倪长林说：“好的好的。”
在总编办，我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开每周发稿例会，为着要不要采访曝光本市一家食品企业的虚假广告行为，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我站起来去倒水时，发现单位大楼底下的假山石边，有一个人不停地转圈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我认出来，那就是倪长林，原来，他早就到了。我赶紧请了个假，跑回办公室。
倪长林苍老了不少，脸上忧心忡忡，两只眼睛甚至有几分呆滞，一点也见不到以前那个一天到晚捧着《演讲与口才》到处跑的少年风采了。我给他泡了一杯茶，他一直握在手中，也不喝一口，对我说：“美娟，我求你帮个忙，这个忙只有你能帮了。”
我心里一惊，心想，不会他老兄也是来找我借钱的吧？
倪长林说：“你帮我劝劝孙文波吧，她现在是疯了。”
我说：“怎么了？她不是好好的吗？喝喜酒那天还是好好的呀。”
倪长林说：“好啥呀，她疯了，她毁了自己，毁了我，现在又要毁掉乐虎了。”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了？”
倪长林耷拉着脖颈，脸涨得通红，说：“你应该知道孙文波在罗城做的是什么行当吧？”他说完，直直地看着我。
这让我的眼睛无处可逃，我点点头说：“嗯，大概听说了一点，可是，出什么事了吗？”
倪长林说：“这回，孙文波非得让乐虎也在罗城开个同样的店，这种行当可是在刀口上讨钱哪，我不想让乐虎掺和进去，我和她吵了不知多少次架，气得乐虎的婚礼我都没去参加。可她就是固执己见。她这个人，就是听不得别人意见，死要面子活受罪，只是还能听听你的话，你劝劝她吧，求你了。”
倪长林的话让我没法拒绝，可我也很难答应他，我一时愣住了，喝一口水。倪长林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当初，你们刚到罗城的时候，不是做砂锅吗？不是做得挺好的吗？为什么后来，后来改行做那个呢？”
听我这样问，倪长林脸上的神色变得肃穆起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当时可能也不怪她，我也不知道怪谁，也许誰都怪不上。他终于喝了一口茶，咕嘟一下吞下肚去，说：“孙文波估计没有和你说过这前因后果，我今天就讲给你听，听完了你就会明白了。”
我家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实在是太偏僻，太穷了，自从肚子里孩子没了后，孙文波伤心欲绝啊（听到这里，我心想，这么多年了，这个倪长林还是出口成章啊，词汇量很大），她坚决不回去，她要到城里做事。这样，那年春天我们就把乐虎丢给了他爷爷奶奶，我们俩到罗城做砂锅。
做砂锅不需要多大本钱，特别是经营流动摊点。我们借了点钱，订制了一辆流动三轮餐车，车里摆一排煤炉子，每一只炉子上坐着一个砂锅，然后是几份配料，几套塑料桌椅，从早上起开始准备，到了下午就出摊，守在工厂门口，等着上夜班和下夜班的人来吃。因为有樟村的人带着，我们很快就上路子了，吃的人不那么多，但也不少。
做砂锅，特别是这种流动摊点，还是很辛苦的，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去批发市场买肉、蔬菜，回来要烫、洗、切、煮，加上熬各种骨头汤，四点多钟就要起炉子。出摊时，一个前面骑，一个后面推，停到位置后，立马要摆锅，备料。一天卖个一二百只锅子，累得人回到出租房里，话都懒得说一句。这些我们都认了，只要能挣下钱，管那么多呢。可是，三个月下来，一算账，顶多赚个小工钱，和人家在工厂里打工差不多，而樟村人做得好的，夫妻店一年能挣个十来万。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天，一个樟村人过来，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你们这几个月的香精都从哪进的？我这里有最新的，保证比别家便宜百分之十。
我一听，懵了，什么香精？
那个人说，食用香精哪，要不然你用什么做汤料？
我摇头说，我自己熬汤料啊。
那个人不相信似的说，自己熬，那还赚什么钱哪。
我这才知道，樟村人做砂锅，所谓的牛肉砂锅、猪肉砂锅、三鲜砂锅等，其实都是用香料调出来的，想要牛肉，就用牛肉精，想要羊肉就用羊肉精，滴上一滴香精，味道足足的，香气扑鼻。我当即就买了三壶，牛肉、羊肉和三鲜，这也是我们的三种主打砂锅。
我买的时候没和孙文波说，第一天刚用，她发现了后说，這东西不是有害的吗？这能用？
我说，管他呢，反正都在用，又吃不死人。
孙文波却犯拧了，她说，这事不能做，丧天良啊。
我说，那怎么挣钱？这年头按正规路数就是行不通。
她说，那我们提价，明确告诉消费者，我们是不用香精的。
我说，那你不等于把樟村做砂锅的人都卖了？
她说，那就光提价。
她把几壶香精全倒了，依然每天自己熬汤料，并且在流动摊车上打了两行字：“真材实料、自家熬制”，再把每份价格提高了两块钱。她以为这样，我们的生意就会好起来，利润就会升上去。事实证明，那些来吃砂锅的并不认账，他们甚至对餐车上的那两行字看都不看，有时候还要批评我们的砂锅味道不行，不香，不浓，不够味儿，我们怎么解释他们都不相信。
虽然香精被倒掉了，但就这个问题我和文波争论过很多次。每当忙碌了一天，数着那并不多的营业额，我就忍不住发牢骚，埋怨她愣充好人。她那一张嘴，你也知道的，后来连我也说不过她，她每次都强调说，她不用香精害人，她每天做砂锅时，心里是稳定的，健康的，要是换了香精，她天天提心吊胆，那还做个什么生意呢？也确实，那段时间里，我们虽然没赚到钱，可是孙文波始终都兴致勃勃的，我也被她的那股兴头劲儿感染了，也就和她取得一致，坚持我们的砂锅不用香精。
到这年的下半年，我们做砂锅也做得顺风顺水了，挣得虽不多，但也适应了。可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罗城要创建国家旅游城市和卫生城市，双城同创，要取缔市面上所有流动餐车，一律归行就市，在一个工厂旁边划了一个区域，建起了一条美食街。再要经营砂锅，就要或租或买美食街的门面。我和孙文波肯定买不起，租的话，那每个月所得就全给房东了，而那些先前做砂锅的那些人大多都有积累，纷纷或买或租门面。孙文波急得嘴角起火泡，我劝说她也租一个门面算了，人家能租我们也能租，人家用香精，我们也用香精。可她到底还是不干，决定继续使用流动餐车出摊。
后来，我们就打游击，每天跟城市管理人员躲猫猫。也许，砂锅这东西就适合在室外吃，我们躲猫猫的日子里，生意竟然比以前要好不少。但好景不长，元旦那天，突然全城大检查，我们刚卖出几份砂锅，就被市容局抓了个现行，餐车被没收了。
餐车是我们的吃饭家伙，交了罚款后，市容局的人迟迟不肯返还餐车。孙文波仗着能说会道，天天去局里和那帮人交涉，却每次都无功而返，那些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理睬她。这把她逼急了，再一次去那里，她在办公室坐着不走，负责办理的科长没办法，就质问她，为什么别人做砂锅的能买能租门面，就你不行了？孙文波说，没有利润。那科长说，别人怎么有利润？你不要贪得无厌。这句话刺激了孙文波，她说，到底是谁贪啊，那些人才贪，他们用的是香精，超标的香精，致癌的香精，而我，我没有用，我们做的是良心砂锅，所以我就拿不出钱来。
那一天，孙文波失魂落魄地回到出租房里，对我说了她和那个科长吵架的事，我还劝说了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真不行，我们就再订制一个餐车吧。孙文波突然趴在床上痛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也许，我错了，我老早就信了你，用香精算了。我说，现在再用还不迟。
我以为她的思想终于通了，没想到，她不仅没想通，反而脑子里涌进了更多的水。在屋里闷了一晚上，第二天，她也不和我商量，竟然打电话到报社，举报罗城做砂锅的使用香精的行为。
倪长林说到这里时，沉默了一会儿，手上暗暗用力，都将纸杯捏歪了，我赶紧给他倒水。
我问他：“文波这是为什么呢？”
倪长林说：“她那时还是太幼稚了，她以为她举报了那些使用香精的，查处了他们，大家就会回到从前，重新在一个水准上竞争了。”
我点点头。
倪长林说：“实际上，罗城食品卫生管理部门只是浮皮潦草地走过场，查了一下，报告说并未发现超标使用现象，原来怎么开的店还照旧怎么开。那段时间，因为摊子开不起来，生意没得做，我们俩天天吵架，直到有一天我被教训了一顿。”
“教训了一顿？”我有点惊讶。
倪长林说：“孙文波真是一根筋，她见这次举报不成，又实名在网上发帖子，把那些做砂锅的使用的香精的各种种类都说得清清楚楚。”
“结果呢？”我问。
“结果？”倪长林摇摇头，苦笑着说，“结果，那些帖子就被删了。过了几天，我一个人到罗城海鲜市场去逛，我在想，能不能在那里搞个摊位做点海鲜生意，等我逛出来时，就像在电视剧里发生的一样，我突然被几个小伙子扭住，拉到旁边的一个偏僻的小巷里被暴打了一顿，门牙掉了一个，脸肿了半个月。”
我叹了一口气：“这可真是的。”
倪长林说：“我从医院回去后，冲着孙文波吼了半个小时，她看着我缠着绷带的头，一声没反击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不该怪她，如果不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了。”
我迟疑了一下说：“你是说，她后来从事的……婚介服务？”
“是的，”倪长林说，“罗城的砂锅做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又回到老家去，可是老家确实没法待下去了，我们不在的日子里，老屋没人住，门前草都长到一人高，关键是，我们在家待着还是没活干啊，挣不了钱啊。在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孙文波就做了个决定。”
“哦，”我说，“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文波就认识婚介所的人了？”
倪长林说：“是的，我们做砂锅的时候，摊子上经常来一个客人，那个女的很喜欢我们摊子上的砂锅，她是识货的，每回来都夸我们的砂锅做得好，做得真，真材实料。她和孙文波也很说得来。那一次，我们的砂锅摊四处打游击的时候，她就对孙文波说，你不如做婚介吧，你能说会道的，这一行轻松，又挣钱。”
“她，那时，知道婚介是做什么的吗？”我问。
倪长林一口气喝光了纸杯里的水，说：“开始不知道，但很快就明白了，等明白过来时就一切都晚了。有的行当就像抽鸦片，你一旦入了行就没有回头路了。所以孙文波后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她在里面出不來了，她什么都不相信了。这次，求你劝劝她吧，别让乐虎走跟我们一样的路。”
倪长林说着站起来，看着我，竟然很正式很郑重地冲着我深深鞠了一躬。
五
倪长林走了，可他让我帮忙劝说孙文波这件事着实让我为难。
孙文波现在从事的行当，对外人说是婚姻介绍所，其实真正所从事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上大学期间，只要回瓦庄，我母亲都要和我说说孙文波，她说村里人都知道孙文波在罗城做生意，具体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有没有赚钱，不过，她一连好几年过年都没有回家了。
那些年，孙文波和我也彻底断了联系。我再和她见面，已是两年前了。有一天，一个微信名“滔滔如波”的人突然请求加我的微信，一看这名字，我猜，这肯定是孙文波，通过验证后，果然。她还像过去一样热情，嫌打字不够快，干脆就用语音和我聊天，这么多年，除了嗓音略有变化，她说话还是那样喜欢用排比句，引用名人名言，激情四溢，这说明她的状态与处境不错。我当然也十分高兴，因此随口就问了她一句，现在在做什么生意，她略一迟疑后说，还在罗城，从事婚介服务。我没有反应过来，说，那你业务肯定好了，你那么能说会道，这个行你算是入对了。孙文波打着哈哈，不再接我的话，然后就说过一阵子她会回来，到时见一面。
那年国庆长假，孙文波从罗城回来，她并没有回到她那个河边的老屋，而是直接到我们宜州市区来。按照导航，她到了我们小区门口，我下楼去接了她到家里。孙文波的穿着打扮让我有点惊讶，她烫了一头卷发，前面用发箍拢住，上身是黑底粉红点衬衫，下面是格子短裙配连裤袜，一双高跟鞋的鞋跟又细又高，简直如一枚钉子，脸上也涂了过多的粉底，胸前、脖上、手上和脚腕上都套了各种饰品，照我看来，是走的扮嫩、娱乐路线。
我们住的房子是老章单位的，属于他们学院的教工宿舍，物业都由学院负责，因此小区环境很好，假山堆叠，花草繁茂，特别是早年栽种的大片银杏树都长成了脸盆粗，枝丫纷披，扇形的叶片青中带黄，迎风如舞蝶，自成一派风景。孙文波一进到小区就开始称赞这里的环境，到了屋里，就连珠炮地称赞屋子的装潢、陈设。我带她参观了卧室、书房和阳光房，她看到阳光房里那些绿植，便说，罗城那地方有个大的花鸟市场，下次回来，我给你带一盆好花。
带孙文波参观房子的间隙，老章算是给我面子，亲自去烧了开水，泡了茶，和孙文波打了个招呼就钻到书房里去了。待坐下来后，孙文波才告诉我，她准备在宜州市里买房子，这次是特地回来考察几家楼盘的，她已经相中了两个地方，回头让乐虎来看看，比较比较后再定下来。
我问她：“那你是以后准备落户在宜州了？”
孙文波说：“反正先买个房子吧，乐虎谈了个对象，要结婚，前提是买房买车，迟早要买的，迟买不如早买，是吧？”
她说得似乎挺轻松，我猜测，她应该是赚了不少钱，便说：“你生意不错啊，干脆回老家来开个分店算了，哈哈，这边我给你打工，你给我发点奖金就行了。报社现在任务太重了，我又要写稿，又要编辑，还要搞发行，头都大了。”
孙文波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神情，她笑笑说：“你说笑话呢，你是我们瓦庄多少年才出一个的大学生，听说，你天天跟在市里的领导后面做大事呀。”
我说：“这倒是不假，我经常跟在领导后面，可是那是写报道，说白了就是个记录员，领导可能连我姓什么都搞不清呢。”
孙文波说：“你别骗我了，你们记者能耐大得很，红道黑道都吃得通呢，我知道。”
那天我想留孙文波吃个晚饭，她却十分赶，要连夜回到罗城去，所以坐了一小会儿，她就起身告辞。临走时，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等我在这里买了房，你一定要到我新房那里去吃顿饭。”
我说：“好啊，好啊。”
她又强调说：“我也要买个和你这个一样大的。”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只好说：“好啊，好啊。”
又一个春节到了，为了奖励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以及在学校获得特等奖学金，兑现之前我和老章的承诺，我们一家子去了菲律宾长滩岛度假，整日晒着热带的阳光，躺在柔软的银白的沙滩上，吃吃冰沙和海鲜饭，假装自己也是有钱和有闲人。所以我没有回老家，瓦庄也没有与孙文波有关的消息传来，我也不太关心，我甚至一点儿没想起孙文波来。
不过，度假回来上班后，我遇上了一桩事，这事让我突然烦躁起来。
这缘于一场人事变动，我们报社原先的主编被提拔到市里，这纯属意外，因为原主编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按道理不应该再换到重要岗位了，但因为市里的那位出车祸当场死亡，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们的原主编便捡了个便宜，于是，顺理成章，原副主编升任主编，这样就空出了一个副主编的位置。消息刚刚公布，报社中层立即一个个在心里掂量，空出的位置由谁补上？
开始我并没有想法，但随即出台了一个方案，这次将在报社中层干部中公开竞聘产生副主编人选，对照条件，年龄、学历、资历、成果，我都符合，特别是新闻业绩，我敢说，我是要甩其他部室主任们十几条马路的，再者，我又是女性，又是无党派，闺蜜替我细细分析了一番，认为我不去竞争这个岗位太可惜了。“别清高了，这就是为你特意订制的一顶副处级帽子啊，还不去拿来？”她说。
我忽然有了强烈的欲望，想象着，有了这一顶副主编的帽子，生活会否有了新的意义？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散淡的人，可当诱惑来临时，我第一时间就恨不得扑上去。我一下子想了很多，假如我是副主编了，是不是就不必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可以按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做报纸，做我感兴趣的新闻？假如我是副主编了，即便不想在报社干了，是不是可以凭着这个副处级的帽子，像之前的几个副主编那样，换岗到下面的县区做县区常委、宣传部部长？
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有了斗志。于是，赶紧准备竞聘事宜，重头戏当然是竞聘演讲。我并不是个伶牙俐齿能言善辩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感染性也不强，因此，在家磨演讲稿时，特意对着镜子一遍遍地演说。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孙文波，我想，早知道这样，我当初也好好学学演讲啊。闺蜜帮我请了个市演讲学会的老师过来辅导我，教我演讲时，如何面对评委，如何走台，如何处理声音腔调，如何在该煽情时煽到位。
公开竞聘时，我发挥得不错，竞聘演说得了最高分，群众评议也排在前面，部室里的同事们都已经提前喊我主编了，并嚷嚷着要我请客，我也觉得这顶帽子十拿九稳了。一个月后，却从市委党校派了个原先教马列的教研室主任来当副主编，据说，这个教研室主任是省里某某某领导的侄子，而那场竞聘不了了之，领导解释，成绩将作为以后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当然，谁都明白这只能当作一个笑话听了。
我开始失眠，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也开始各种不服。以前我还算有一点新闻理想，工作中还是挺卖力的，但现在，我甚至懒得出去采访，我负责的焦点新闻部，连续几周都没有出现A稿，我也不当回事，同事有几次来找我讨论选题，也被我一顿无名怒火怼开。我明知这样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在外面怒火熊熊，面目可憎，在家里眼冒凶光，坐卧不宁，老章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个双休日，他想出了一個办法，劝我和他一道去爬山，就是城边的那座叫“齐山”的山。他说，他从书上看到的，爬山这种有氧运动是针对中年焦虑症最好的解药。
我说：“我真的有病了？”
老章撇着嘴说：“病得不轻。”
我说：“好吧，我就当我是病人。”
齐山不高，但因为杜牧、包拯等人在此地做官时曾经登临，所以在宜州还是有点名气的。古人在山巅建了一座亭，名翠微亭。山上的植被很好，蓊蓊郁郁，各种杂树伸展开新枝和绿叶，一条石径直通山顶。一边爬山，一边呼吸着山里特有的气息。杜鹃鸟开始啼鸣，阳光透过树叶筛下来，将人的衣服照成网眼服。很奇怪，我的心情竟然慢慢好了些。
爬上山顶，亭子里坐着一对谈恋爱的年轻人，他们见我们来了，主动离开。于是，抱着一种歉意，我和老章坐在亭子里，遥望着城里的万家人烟，广电大楼、市政府、文昌塔，通过这些地标建筑，我搜寻到了我们家的位置，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继续搜寻，顺利找到了孙文波那湖边新家所在的小区。总是那样兴致勃勃、能说会道的孙文波为什么突然不再发声了呢？联想到我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我突然想念起孙文波来，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我沉默的时候，老章问我想什么，脸色怎么如此凝重，是思考什么重大国计民生问题？
我说：“我想到了一句诗。”
老章问：“什么诗？”
我笑着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老章笑得很夸张，他说：“你什么时候这么会熬鸡汤了啊？”
我说：“我就是喝心灵鸡汤长大的，怎么了？”
一看我有点要发火，老章赶紧说：“没怎么没怎么，天变了，我们赶紧下山吧。”
那晚回家，不知道是不是爬山的原因，我竟然睡着了，虽然睡得不深，但毕竟入睡了。我记得我那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和孙文波在同台竞聘，也不知道竞聘什么岗位，我们俩面对面演讲，我竟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彻底将孙文波比了下去。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在哭泣声中，她还在顽强地背诵着：“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七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爬齐山，有时和老章一道，有时一个人去。夏秋之交的一个周末，因为老章出差去了，我吃过午饭后又一个人去爬山了。
一个人爬山格外轻快，从山脚到山顶，只花了三十分钟。亭子里有一群老年人，他们吃着各种食品，亭子里充斥着鸭舌头、葱油饼干、葵花籽、椒盐花生等速食品的味道。我没有停留，决定从山的背面下山。背面的山脚下是一座宜州本城最大的寺庙，叫开福寺，香火很旺，香客众多，也因此，嫌不够清静，我们很少从那里下山。不知为什么，看到亭子里那一群老人那样执着认真地吃东西的劲儿，我突然有了到热闹处去走走的冲动，反正老章不在，也没人笑话我。
到了开福寺，果然是热闹，寺前的放生池边，有卖各种小吃、儿童玩具、香纸、水果的，我看中了卖山楂糖葫芦的。明知山楂上那鲜红的糖浆是糖精和色素勾兑出来的，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串，人活着也不能天天时时都那么理性对不对？
我一边啃着糖葫芦，一边四处乱走。这地方我都有好多年没来过了，只知道寺庙越修越大，寺前推出了一个大广场，广场地面全是花岗岩铺地，每块石头上都雕刻着莲花。寺庙的东侧原来是一棵大松树，很像黄山的迎客松，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代之的是一堵文化墙，墙壁上嵌着一块块大理石浮雕，说的是开福寺的历史与佛教文化，却并没有什么人去欣赏。墙壁下面配着十八罗汉雕像，这里得到人们的关心倒更多，有些人模仿罗汉的造型拍照，而更多的是罗汉像下坐着的人，他们面前摆着八卦图，写着“算命看相”或“梅花易数”等。这些人目光炯炯，盯着往来行人，不时地招徕香客。我扫了他们一眼，又扫了一眼，忽然，我吃惊地发现，这些为别人预测人生命运的半仙中，有一个，竟然是孙文波。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只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孙文波也看见了我，她站了起来，冲我笑了笑。
她的风格完全变了，一身打扮似尼姑又似道姑，头上的头发挽起来，横穿了一个簪子，身上却罩了一件长的海青衫，胸前挂了一串长而大的油黑佛珠。我看着她，我的样子肯定很傻，半颗山楂卡在嘴里，吞不下，吐不出。
孙文波收起面前摆着的广告牌，拎起屁股下的小马扎，歪着头，指着另一边的公园长廊说：“去那里吧。”
“不好意思，欠你的钱到现在没还上。”孙文波上来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我们坐在长廊的两边。这是一座木头长廊，两边种满了紫藤，现在紫藤花早谢了，藤叶正绿，将长廊遮得严严实实，因为不见阳光，地面也潮湿起来，一条蜒蚰拖着软体与黏液缓慢地爬行。我们俩像两个看守长廊的人，一人一边坐着。
孙文波这样说，让我先前的那点不舒服立即消散了，我说：“没事，没事，我想着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我也一直穷忙，也没打你电话。”
孙文波面色苍白，她动了动嘴唇，试着笑了笑，叹了一口气说：“你肯定奇怪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吧？”
“你怎么了？”我问。
她不停地拉扯着衣服领口，脸色有点涨红，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拉扯了好一会儿，挣扎着，挣扎着，她的脸色归于正常，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说：“美娟，你听我说吧。”
我知道你早晓得了我在罗城开的婚介所是做什么的，我也知道，倪长林去找过你了，但是，有些事情他也一定没对你说过。
我们在罗城做砂锅失败了，我就去一个认识的朋友那里开那种婚介所，一开始，我也不踏实，我心里也抵触，也挣扎过，做了三个月，我还是离开了。
倪长林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他把我也拉进去了，我们做了很短的时间，就知道那是传销，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跑出去。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跑出去，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想跑出去。因为我和倪长林属于能说会道的，很快，我们就被提上了经理层，专门负责培训新入伙的人，就是天天给他们打鸡血。干了有半年，我们这个点被公安一锅端了，我和倪长林挣来的所有的钱都被没收了，在收容所待了一个月，才被放了出来。
我哪里也去不成，又回到罗城。可是在城市里我们做什么呢？我以前老以为我和倪长林嘴巴皮子利索，我们能做推销，可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尝试着去做保险推销员、超市导购员，等等，总是做不了一个月就自动走人了，为什么？赚不了钱，我们所能想起的，还是先前做过的婚介生意，人哪，做了哪一行，尝到了挣快钱的甜头，再离开就很难了。
你还记得我到你家房子里参观那一次吗？我看到你住的房子那么好，我羡慕，嫉妒。我本来并没有想那么快买房子的，我是想把欠的债都还了，可看了你的房子后，我下决心一定要买房，一定要多多挣钱。我想着挣够了钱，我就可以不干了，可以天天和你在宜州一起逛街购物，我又可以像以前兴致勃勃地生活着了。
所以，我心急，那时候，婚介所的生意很好，我就铁了心要让乐虎也开一个店，两个店挣钱总比一个店挣钱快得多。为这个，倪长林和我吵了不止一次，可我觉得他还是太理想主义了，自从做砂锅失败了后，我就不相信别人了，我就相信我自己，我就相信钱。
乐虎的店开起来后，生意果然不错，瓦庄越来越多的人都跟着做起来。乐虎看准了，又做起小姐中介的生意，从外面引进一个小姐，店里一年就要給他五万块钱。坏就坏在我们又贪心搞起了第三个店，租门面时，乐虎借了高利贷，本来是没有风险的，按我们店里的收入，足可以在几个月内还掉贷款。也许是罗城的婚介所太多了，差不多形成了一条街，名气也越来越大，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危险的信号。今年3月份，罗城突然来了一次“扫黄”大行动，是省里直接督办的，我们以前的公安那边的关系网全失灵了，两个店全被查封了。要命的是，乐虎的那个店里还有一个小女孩是十七岁，未满十八岁，算是未成年人。店里的工商执照当初是以倪长林的名字办的，倪长林就被抓进去了，我们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能把他捞出来。
两个店一关，没有收入来源，债还不了，那边放高利贷的不干了，天天催债，乐虎被逼不过，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把猎枪，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幸亏被我发现了，我只好把宜州这里的那套房子给卖了还债。
一只“吊死鬼”拉扯着细丝从长廊上方往下滑行，在我的眼前晃荡，我吹了一口气，它就荡秋千一样荡到旁边的藤蔓上。剩下的两颗山楂糖葫芦我再也没吃，将竹签捏在手上，趁这个机会，扔到了身后的垃圾桶里。
“那他们俩现在做什么？”我问。
孙文波说：“乐虎跑到江西去了，说是到那边做生意，我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生意，现在我也管不到他了。”
“那倪长林呢？”我问。
孙文波叹了一口气说：“他揽下了所有罪行，判了七年，现就关在宜州黄泥湖农场，离这里近，我半个月去看他一次。”
我说：“你这生意咋样？”
孙文波一直绷着的神情突然松懈下来，她笑了笑：“还行，能管得起我在宜州这里租房子、吃饭，外带给倪长林送香烟。”
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业务是怎么学的？”
孙文波说：“交了八百块钱，上了一个算命大师的网上视频课，一个月就出师了。”
正说着，她忽然起身，朝那面文化墙走去。她说：“瞧，老客户来了，她每个月都要来找我算一次，我得过去了。”
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朝她挥挥手。
这时，开福寺的山门里走出一队做法事的僧人，他们举着各种法器，锣鼓磬铙一齐响。僧人们一边围着放生池转圈子，一边念着经文，他们的嘴唇微张，如口吐莲花，仿佛花岗岩地面上刻着的那些莲花是由他们嘴里吐出来的。
我踩着那些莲花，独自上山，下山。我走得气喘吁吁，喉咙里像塞进了棉花团，想咳却咳不出来。我拉扯着衣领，突然担心我是不是失声了。我把衣领拉了又拉，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往水面上蹿。我终于在寂静的山林里喊出了一声：
“啊——啊——”
喊声惊起了林中的一只鸡雉，它扇动着翅膀，飞过树冠，消失在无边的夕阳里。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