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婧
摘要：奴视角”研究法作为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每一位民族音乐学者所必备的技能。本文从局内人、局外人的概念界定、双视角互换之融入与跳出以及双视角的质疑与反思三部分出发，对民族音乐学的“双视角”研究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双视角;方法论;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8-0083-01
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界定
所谓“双视角”研究法，全称是“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即“研究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应当从该音乐所处之文化的‘内部和“外部这样两个视角去进行观照。加换句话而言，这种视角的双重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想“他人”之所想，又要做到“旁观者清”。那么研究者在具体的实地工作中如何使用“双视角”研究法？这里就必须要谈到两种社会角色：‘局内人”、咼外人”。
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问题，笔者认为是研究者看待被研究事象的一种观念及角度。笔者是一个土生长的秦安人，独特的方言和文化传统已扎根在笔者内心深处，单从地域的角度来说，可以算的上是一个“局内人”。但当笔者开始关注秦安小曲，并對秦安小曲的历史流变、曲牌概况、曲种及演出形式、发展现状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自己实则是一个“局外人”。
在民族音乐学中，“局内人”和“局外人”就是看待同一研究事象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局内人”是以主位的研究视角去审视被研究事象，局外人则是以客位的研究视角去看待被研究事象。无论是基于认识范畴的两种视角，还是基于文化范畴或社会范畴的两种角色。只要合理把握二者之“度”，即找到局内和局外、主位与客位的“平衡支点”，才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键。
二、双视角互换——“融入”与“跳出”
沈洽先生基于对“局内人”、“局外人”的思考，提出“能否意识到，并适度地把握音乐人文圈子的‘局内/局外关系和能否自觉地注意到采用‘融入和‘跳出的技巧去关照自己的研究对象。②那么，何谓“融入”与“跳出”？
笔者认为“融入”“跳出”的关系实则是一种基于两种不同社会角色（局内人——局外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其目的为了使研究者在看待被研究事象时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即既反对“个人中心观”，又反对“文化（价值）相对主义”。
对于没有合理把握“融入”与“跳出”之“度”的问题，笔者深有体会。笔者在2019年2月13日赴李堡村对高志堂的的个人访谈中，当笔者问及秦安小曲曲牌分类的问题时，高志堂老先生回答：秦安小曲在曲牌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现存最多的基本都是小调”。当听到“大调”与“小调”这两个概念时，笔者“本能”地联想到西洋大小调。但在访谈结束后，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才知小调是音乐不长的中小型曲牌;大调是音乐篇幅较长的大型曲牌。笔者用所谓“正规的”音乐知识来分析被研究事象的错误做法，显然是没有做到“融入”与“跳出”。这种单方面的“个人中心观”在今后调查中不应再出现。
三、“双视角"法的质疑与反思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沈治的“双视角”研究法应该说是实地调查工作中的最佳状态，但是所有的理论都需要付诸于实践，能否在真正的田野活动中做到兼备，这一点笔者有所质疑。
首先，研究者要想从旁观的“局外人”到参与其中的“局内人”并非易事。因为置身于异文化中的每一位研究者，都会受到其“文化冲击”的影响，而这种文化冲击受到自我的情绪、与本我文化的博弈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异文化”。
其次，作为内文化中的“局内人”并非真的了解本文化。笔者在研究秦安小曲时发现，大部分所谓内文化中的局内人均为“半路出家”。笔者不禁想问，这一类置身于“异文化”中的所谓的“局内人”，能否算是一个真正的“局内人”？
再次，每一位研究者很难抛开所有的客观因素制约（如工作、上学等），完全置身于异文化中。所以现今中国民族音乐学“蜻蜓点水”般的过客式的田野工作就成了不能完全“融入”的阻碍之一。
在今天看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于某一种音乐事象“乐声”形态的研究，而更注重一种音乐文化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既要注重音乐形态的分析，同时也不可忽略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背景。在田野工作中，一方面要凭借研究者多次进入田野工作的经验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既要试图以一个“局内人”的姿态参与到研究事象中，同时又要以作为旁观者的“局外人”姿态对研究事象进行客观评价。
注释：
①沈洽.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意义[J].中国音乐学，1998（02）：65-85.
②沈洽.“融入”与“跳出”：中国音乐学之道[J].中国音乐学，1992（04）：24.
参考文献：
[1]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去——兼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01）.
[2]沈洽.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民族音乐学的一种新定位[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