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演讲稿－－激情燃烧的岁月
１９５０年９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农村来到武汉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这是一所享誉国内外的教会大学，它基本上是沿用美国的一套办学风格。
那时我们学校采用的是学分制，每个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完规定的学分。所谓学分，就是每一门课的周学时。例如，大学语文每周四节课，那么大学语文就是四个学分。学分又分为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每个学生只有修完规定的学分后才能毕业。新生一入学就有同系的高年级学生来帮你选修学分。一般大一和大二尽量多选修一些学分，大三大四就少选修一些学分，以便腾出一些时间来写论文或外出联系工作。由于大一的学生都愿意多选修一些学分，有的多达每个星期上２４—２６节课（２４—２６个学分），因此显得特别忙，理科的同学做实验多是排在晚上。虽然紧张，但大家都很乐意，而且非常努力。
双语教学是教会大学的一个特点。当时不叫双语教学，只是老师们在教学中大多用英语，较少用汉语教学。由于是教会大学，特别重视英语，有时学校张贴海报也用英语，参考书大多是英文版。因此，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对付英语。为了看懂海报，几乎每个同学都随身带有一本小英汉词典。这种学习环境对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简直不堪重负，但谁也不泄气，几个月苦读下来，英语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
那时老师讲课的自由性较大。有些教师上课只带几根粉笔，第一堂课，教师先作自我介绍，然后简单地讲讲他教的这门课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讲完后，在黑板上写上一大摞参考书，要大家去图书馆借书，并就此下课。开始我们对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很不习惯，时间长了，老师也并不是每节课都这样讲，我们不仅习惯了，而且对老师旁征博引，不拘泥于教材和参考书感到很满意，因为这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 那时每个同学的独立学习和生活能力都很强。虽说每个年级、每个班都配有班主任和辅导员，他们负责对学生各方面的指导和管理，而我们一切都靠自己，否则就会落后于他人，甚而被淘汰。这就要求自己充分发挥自觉性和独立性去刻苦学习。那时的图书馆很小，阅览室更是拥挤不堪，大家只能在寝室里学习。５—６个人住一间狭小的寝室。幸运的是，我同寝室的每个同学都非常自爱，学习刻苦，从不影响他人，各自比着劲在学。在这种热烈、有序的学习氛围下，人人都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对我们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学年将近结束前，在全校师生员工的要求下，政府接管了华中大学，与其他几所兄弟院校共同组建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我们也随之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学习环境。
改制后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在思想上、教学上、生活上等各方面都与原来的华中大学不一样，它采用的完全是原苏联教育的一套模式。
首先是改学分制为学科制。即取消了原来的学分制，改为按教学计划规定的每个年级每学年应学完几门课。例如，大一学生按教学计划应学完６门课，你就必须在一年级内学完６门课，否则就不能升入二年级。教学计划是政府制定的法定文件，不能随便改动，如要改动必须报有关部门批准备案。改制后我们立即参加了半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堂极深刻的阶级教育课，我们每个同学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批斗地主阶级。半年多的土改，使我们在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收获。返校后，我们带着土改运动的收获随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在华中大学度过了一年的学习生活，土地改革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四年大学总共只剩下了２年半的时间。根据当时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在２年半的时间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四年课程，时间上是极为紧张的。那时为了完成四年的学习任务，我们每天要上６—８节课，白天排不完课，就晚上上。晚上下课后还要复习当天学的内容，每天几乎都是晚上１０点钟以后才熄灯入睡，学习非常紧张，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反而觉得生活非常充实。
其次，教师的教学非常规范和严谨。每位授课老师都有详细的讲稿，老师按自己准备好的讲稿一字一句的讲解。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教材和参考书，我们只能聚精会神地按照老师讲的一字一句的记。开始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磨练”慢慢习惯了。当时记笔记是大学生掌握知识很重要的一环。因此，大家都努力练习记好笔记，否则就会影响学习成绩和知识的掌握。为了记好笔记，我们曾经采取了一些“补救”办法。首先是把大家组织起来对笔记，这种做法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由笔记记得好的同学在全小组念，其他同学就对照，然后自己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充实自己笔记的不足；
其次就是组织互帮。这主要是针对病了或有事请假漏了课的同学，则由学习小组长安排个别笔记记的快的同学帮忙记。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班上出现了一些记笔记的“尖子”，他们能同时记两本笔记。当时的学习就是要仔细、认真听讲，记好笔记。同学们戏曰：“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考笔记”。这是在那种特定的学习条件下的一种特有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我们除了学到不少的知识，还掌握了记笔记的技能。这种技能使我终身受益。
在华中大学的第一年，学习基本上是独立性的，一切都要自己做。改制后，学习上的集体性和互助性是当时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除了记笔记外，也反映在教材基本上是采用前苏联的。当时由于来不及翻译，供不应求，少量的教材和参考书就成了稀有之物，大家互相竞借，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班上就来了个“全盘”考虑，由学习委员统一调配处理，然后分到各个组，一定时候再由各个组轮换，这就无形中形成了学习上的集体性和互助性。对这种“制度”，同学们不仅积极支持，而且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制度”，表现在大家都很爱惜书籍（尽量不损坏，损坏了自觉补好）；
珍惜时间，为了不影响轮换，大家争分夺秒地抢时间读书、做笔记。这就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
课堂讨论是前苏联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当时也叫“习米纳尔”（俄语意为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教师在一门课讲完一章或一个单元之后，根据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出２—４个题目要求大家事先写好发言稿，然后用２节课的时间全班进行讨论。老师们出的题目不能让同学们简单地重复笔记本上的内容，而是一定要有创意。在讨论时除了主题发言外，还要展开辩论。然后由主持老师（多是助教）作总结。讨论完后，每个同学的发言稿都要上交，以此作为平时成绩。这种课堂讨论深受同学们欢迎，它不仅可以加深同学们对老师所讲内容的理解，还可以开拓、启发同学们的思维，扩大知识领域。
改制后的华师，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段宝贵的学习光阴。阅览室每晚都是人满为患，晚自习熄灯时间到了，同学们还不肯走。在这样一种繁忙而紧张的学习中，学校十分关心同学们的健康，经常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办好伙食，使同学们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来学习。
在我的印象里，感受最深的，就是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当时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扫舞盲”，全校师生都来学跳交谊舞，校广播室还放着音乐，在广播里喊大家出来学跳交谊舞。此时的校园，操场上、路上、走廊上全都是学跳舞的人，这也成了当时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跳累了，同学们又玩起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此时年过２０的小伙子、大姑娘又回到了童年、少年时代，心情是那么愉快舒畅，忘却了白天的紧张学习生活。每周星期六下午２点钟后是全校性的大扫除。做完清洁，分小组席地而坐，开始一周一次的“民主生活”会。在会上同学们先各自总结一周来的表现，然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同学们彼此真诚相见，提意见也是诚恳而尖锐。提意见的人是“言者无罪”，被批评的人是“闻者足戒”。这种严肃、友好的民主生活会既使每个同学在集体中不断进步，又使集体更加团结和睦。
大学四年生活结束了，我们唱着《共青团员》之歌，满怀激情，依依不舍奔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班被分配到内蒙、黑龙江、陕西、湖南、恩施、黄石、武汉等地，现都年逾古稀。改革开放后的多次同学聚会，我们共同回忆起美好的大学生活，无比自豪的说：我们也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深情地感激党、人民和老师教育了我们如何治学、做人和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