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李
最好的科创鼓励政策，要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理解上。应该精准分析研发企业负责人和一线科研人员的深度需求，设计出实事求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鼓励长期核心创新的激励机制，并且公开透明，全社会集思广益，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美国真实的科创体系
美国国力强大，实力雄厚，经济纵深大，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它采用固本强基策略。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研究的投资，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从而全面系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保持可持续的内生创新能力。政府本身不强调直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所以市场的力量可以自行完成科研成果的转化。甚至很多科技原创发明在美国而最终在日本、欧盟等进行市场化转化，也就是说，美国对于R（Research，研究）的重视强过D（Experimental Development，试验发展）。相比之下，日本、新加坡在基础研发上的政府投入较小，其有限的政府投入资源主要是帮助企业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转化。
美国的科创体系布局之所以与他国不同，盖源于美国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自信。美国动员全世界的科技力量为己所用的能力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不仅能够自己培养人才，还能够从全世界把最好的人挖过来;不仅能够挖已经成才的科学家，而且能把很多其他国家最优秀的“毛坯”拿过来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美国给优秀科技人才提供了长期的上升空间，包括各种头脑风暴、强大的研发条件以及优越的生活待遇，这些都是美国强悍的科技研发能力的根本保障。同时美国在R和D这两块都有强大的能力（尽管不一定直接部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纵深和梯队。从最基本的人才体系、基础研究到最前沿的应用型研究都有层次分明的分工。具体说来，高等教育体系负责人才梯队的培养建设;很多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和基金会比如NSF、NIH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负责基础研究;很多企业界的联合攻关计划以及单个企业的研发部门则负责贴近市场的应用型研究。同时美国又把研发体系扩大到全球，利用其全球科研攻关总协调人的地位，在全球布局。比如说我们所关心的光刻机，竟然放在荷兰生产。但是荷兰的ASML不只是一个荷兰企业，其背后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强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系统集成，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科创体系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和物流等的整个供应链体系，实际上是把产学研用的各个环节高效有机地联成了整体，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利益共同体，从而在全球范围最大化地配置资源，协调合作，提升效率和规模经济。可以说，美国利用其全球霸权地位，结成了一张硕大无朋的蛛网，即全球科创体系利益共同体，美国就是蹲在网中心的蜘蛛。这张网如果有任何的破洞，它会第一时间修复;有任何网住的猎物，即新的研发突破，它会第一时间去享用。
美国作为全球科创利益共同体的总协调者，即所谓的带头大哥，为了让小弟们听话，设计了一整套激励机制，但是小弟们也分层次。随着苏联东欧体系的瓦解，美国体系实行（长期的）经济利益至上原则。凡是未来有可能挑战美国带头大哥地位的，哪怕是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都会受到美国的忌惮。这既包括传统老牌大国英国、法国，也包括德国、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其实并不真正地允许“系统的、核心的、可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出现在这些重要盟国中，这从美国近期的一些布局中即可看出。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有相当多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是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忌惮，这些系统的基础研究能力也受到了巨大限制，近30年已经大部分转变为应用型研究。但是同时，美国允许一些“坚定的但不重要的”盟国获取顶级但非系統的科技和加工能力，成为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荷兰的ASML（光刻机器），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芯片代工），芬兰诺基亚（2G），韩国三星（3G），以及日本东芝、尼康（半导体器件）。这些获取了一定核心应用技术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美国利益共同体中的最坚定成员，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绝对不可能背离美国。而且，这些精心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国内市场狭小，后续的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不能自给自足，必须长期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科创利益共同体才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和长期的可持续性上都对美国有巨大的依赖，也基本上不可能背叛。反而是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有深深的忌惮，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美国构成过重大的挑战，自身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也有未来挑战美国的能力，至少是有利用自身地位进行讨价还价的可能。
以前有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导弹不赚钱，卖茶叶蛋可以赚钱。但是一个国家需要算大账，不能光算小账，光卖茶叶蛋技术没法进步。所以，对于那些茶叶蛋，也就是基础研究已经做完、离市场很近的应用型研究，美国可以交给市场化主体甚至国外的主体，这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继续做。但是只允许你研究怎么把茶叶蛋做得更精致，不能让你做导弹。换句话说，虽然看上去搞导弹的没有卖茶叶蛋的挣钱，但是搞导弹那背后的研发体系不可能给你！所以，中国当年搞“两弹一星”，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要自己做，原因就是随时会被别人断供。别人可以给你核保护伞，但是不允许你自己造伞。所以我们只得从头做起，建立自己的核心研发队伍，先做基础研究，然后才能做到应用研究。
日本在三四十年前被美国经济制裁以后，对于基础科研就没有了太多的雄心壮志，现在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应用层面，这样就不会让美国忌惮了。新加坡更是不会研发基础核心技术，这也不符合他的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国策。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需要美国保护，就更不敢得罪美国了。美国可以跟他们说，搞导弹不挣钱，因为导弹做出来以后，放在洞里，可能一直都不用，所以我来做就行，我给你们提供保护。而且，这些国家即便是想开创独立的体系，因为国内市场过于狭小，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人才梯队更是不支持。卖茶叶蛋多好！每天都挣钱，有流水，有利润，有分红，所以，这些边缘国家的小兄弟们都为美国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性，创造着无数的应用产品。美国作为一个大金主和全球市场的协调者，把所有的资源收集起来以后，统一配置使用，追求最大利润，从而回馈资源，反哺其基础研究，形成源源不断的科创实力，以及通过培养和引进相结合，保持对于核心人才队伍的控制。这是其强大综合国力的体现。
所以，美国创新体系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产学研用体系健全，且全球布局，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国家主体和市场化主体分工明确;二是重视人才梯队，培养和引进并重，通过制度安排把最好的人才萃取出来并且留在美国;三是系统完备的基础研究放在国内，保持随时对外围国家断供的能力。这种制度提供了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全球的科创积极性，但又确保了美国的核心地位。外围国家可以通过应用型的技术突破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因为没有基础研发和人才队伍的持续保障能力，无法从根本上背叛和挑战美国。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人对地球技术进步的遏制就是体现在基础研究上。基础研究不能再发展，未来各种应用型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这种“卡住源头，放开末端”的政策，是其几十年来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
笔者认为，其实每个国家对自己的经济圈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美国觉得全球范围内都是他的经济圈，哪怕不在国内，也可以通过经济合纵连横，比如说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把全世界的市场都纳入他的体系之内，为其所用。同时通过长臂管辖权和强悍的军事外交实力，确保全球都继续充当他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前端和末梢。正因为美国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这些最终转化成果能直接惠及其经济和国民，所以不需要那么在意最终是由自己还是由盟国小兄弟们完成成果的转化。而日本、新加坡等国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小的格局上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国际分工上不得不更加注重末梢的应用型科研成果转化。这看上去非常实惠，却是以放弃国家的科创自主权作为前提的。他们自觉自愿把自己作为美国的棋子，也决定了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国际关系上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坦率地说，这些国家内生造血能力不高，一旦与美国关系恶化，美国只要从基础研发的源头上断供，那他们可能就没落了。
二、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
以前，美国愿意中国成为他的全球研发体系的一个环节，这既包括应用型研究以及终端市场，也包括科研人员的“原料供应地”。但是，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完全放弃自主研发，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心一直很强，在研发能力上要保持1—2代的代差。如果中国愿意长期接受这种现状安排，那相安无事;一旦中国觉醒并反抗，美国就会系统打压中国未来自主研发崛起的能力。
美国的判断是，在科技进化树上，中国已经开始逐渐赶上并且局部超越美国的领先地位。虽然中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为几十年之内难以全面赶超美国，但是美国的精英阶层有足够强的危机感，他们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迅速发展所震惊，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技术超越，先是在点上（局部的突破），将来会连成线，然后开始出现整个面，再到整个系统全面超越。美国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延续，将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构成全面挑战，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坚决遏制。
美国现在逐渐意识到中国不是他的后院。就像以前他采取各种策略对付苏联东欧的经互会体系一样，在这一体系基本瓦解之后，又通过瓦森纳协定对付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现在美国又把中国挑出来作为他最重要的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未来，在科技研发领域里，中美两国的互补性将越来越低，竞争性越来越高。所以防范美国从源头上对中国进行科技研发的断供，将成为中国国家科技研发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维持与美国的较好关系，避免成为其假想敌，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从现实来看，很多事情是不以我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的。
三、中国可能的对策
第一，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
美国不愿有其他的力量建立一套與之并行的科创体系，并挑战他的地位。中国，他当然不允许。其实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他也不允许。这些传统盟国，如果老老实实跟在美国后面，美国出于不想四面树敌的考虑，可能还会与其继续保持亲密合作关系，一旦这些国家想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科创体系，美国一样会出手打压。未来，这些国家可能成为中国需要广泛联盟的统一战线，最有可能结成利益共同体。欧洲是最有可能的，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意识形态多元，长期与美国存在比较多的矛盾，在空中客车研发、欧元体系的建立等很多方面，都曾经被美国狠狠打压过。中国未来要打好统一战线这张牌。
鉴于美国的围堵遏制，我们首要的是把自己的内生性体制建设好;然后还需要拉一帮小兄弟，让他们赚点钱，这对我们的国力无伤大雅;甚至，我们还可以把美国忌惮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也拉进来。我们拉拢，美国推开，如此态势下，这些国家将来怎么选择就很难讲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拉拢，美国反应过来也拼命拉拢，那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与这些国家分享很多核心竞争力，比如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这必然会伤害美国的全球科创霸主地位，因为这些国家在获得大量的研究能力加持之后，他们会发展得更快，会更加动摇美国作为世界单一技术霸权国家的地位。中国最佳的结果是全面超越美国，次佳的结果是促进形成全球多极体系，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谁弱小我们就帮谁。
第二，人才队伍培养。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才队伍才是持续不断的核心竞争力。国家应该重视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的设计，包括科研人员研发激励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要重视科研成果向应用的转化，否则只是烧钱，可持续性也较差。另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能够走长期化、基础化研究的道路。板凳要坐十年冷。华为在面临断供的时候，可以有底气说已经做了十多年准备，有足够的备胎。我们国家也应该有这种底气，这就需要一大批科研人员，能够做好成为备胎的思想准备。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从来没有在战争中使用过，但是不能没有，它们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备胎。为核武器研发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科研人员，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些技术的最终使用，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他们就是国家安稳的根本基石。对甘于为了国家坐冷板凳的人，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又流泪。市场化的研发，国家当然要支持，但是其主要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来自市场的回报。甘愿做备胎，为国家奉献自己全部力量的那些基础科研人员，他们不大可能获得市场化的巨大回报，国家一定要对得起这批人。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有条件，可以对得起这批人，让他们成为共和国的英雄。
美国现在试图从根源上掐断对在美华人华裔科学家的培养。这是昏招，但是在美国今天的动荡时局下，竟获得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大量中国科技人才辗转回国。这段经历让美国深深地担心：华人科学家将来未必会为利益甚至意识形态驱使而留在美国，相反可能出于朴素的爱国心而返回中国，成为中国科技研发的核心力量。美国现在对他们，甚至推而广之对在美华裔甚至亚裔二代进行技术封锁，不允许他们从事最尖端的科技研究。从短期看这是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从长期看更是自毁长城，一批优秀的人有可能因为在美国得不到发展机会，而辗转其他国家。这其中一些人是不是可能为我所用？华人华裔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其他的呢？包括伊朗裔、俄罗斯裔，等等。建议研究打造宽松的国际人才特区，大力吸引这些人才流入，同时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建立人才梯队。这些人不仅可以直接用于研发，而且可以在我国高校兼职，培养下一代国内技术精英。
第三，国家作为科创总协调人，要用好各种科创主体。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事关综合国力提升，一定要汇聚社会之力。国家可以主导，但是不能全包，还要充分发挥个人、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这样不仅能汇聚各种资源，形成合力，而且还可以把所有人变成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凝聚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在人力和资金资源上支持了国家的创新体系，而且在未来，当这些创新体系的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时候，也能更好推动全社会去使用这些创新技术。比如，不能我们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技术提升华为、中兴，但是大家都仍然使用苹果、三星手机。科创体系是系统工程，国家应该像乐队指挥一样，不仅要把各位乐手的最佳水平发挥出来，而且還要和谐，形成合力。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业都是重要主体，但需要更好配合。政府就是要精心研究这些配合，有哪些领域还有欠缺，如何补足短板;哪些领域已经充分，甚至过度发展。国家要引导，提供信息，并且尽可能设计机制，引导市场自己出清，不要使用太多行政手段。国家资源有限，要慎重使用，不能洒胡椒面，要警惕运动式的科创大跃进，防止钻空子套利行为。
四、多措并举，激活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表面上看，民企搞研发只愿吃软柿子，赚快钱，对长期研发兴趣低。但深究原因，民企总体上还很艰难，很多仍然面临生存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仅7—8年。企业生存问题不解决，就难以顾及长期发展。就大型民企来说，仍有不安全感，这主要来自政策的摇摆。近期，中共中央提出“坚持两个不动摇”，打消企业家对于国进民退的不必要担心，这将会提升其长期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国企长期研发投入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激励机制不对称。比如去赌场赌钱，如果老板说：“赢了你拿走，输了算我的”，那所有人都愿意赌，甚至豪赌。但现在在部分国企领导眼里正好相反：输了算我的，赢了跟我没啥关系。企业负责人任期制、短期绩效考核压力、容错空间不足等，都使得很多国企领导觉得创新就该点到为止、中规中矩，因为多做多错。
那么，在现有制度下，如何更加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以及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力，多做原创性的创新，少做微创新、浅表性创新和伪创新？这是一个深远的问题，其解决之道恐怕还需继续推进深化改革。
我在前文中分析了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走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荷兰和芬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科创道路。我们不属于美国主导的科技创新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即便中美关系缓和，我们仍将会长期被美国保持至少1—2代的研发代差，同时面临随时被断供的风险。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必定要走独立自主的科创研发道路。我们优势很多，挑战也很大，制度上双向发力的多措并举，应该是国家鼓励的尝试。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科创体系建设中提倡所有制中立。
应该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谁能干让谁上。很多国内民营科创企业起点低，但是机制灵活，生命力强，给点阳光就能灿烂。对一些技术要求较低的项目，可考虑开放给他们，鼓励其发展，甚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进军更高端的市场;至少可以形成鲶鱼效应，并且有可能成为好的备胎。马斯克的SpaceX作为民企承接美国官方卫星发射很有启示。美国在NASA时代，很多大型项目因为成本太高，不可持续，不得不最终放弃;而民营企业接手后，性价比大大提升，得以出现新的转机。所以，如果国企没做好而任正非、马化腾和马云做得好，可否放开交给民企做？未来甚至可以鼓励其兼并。国企可以收购和投资民企，民企反过来也可以收购和投资国企，这样更好地推进盘活科创资源。
另外，适度放宽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招标的准入资格。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没有重大负面清单上的内容，都实行同等待遇。
第二，支持国企控股民营科创企业。
民企特别是中小微科创民企，被国企控股后可获得大量资源，能够深度对接体制内丰富的研发力量和长期技术积累，如果同时保留它机制上的灵活性，比如不限制工资总额和分配机制，可以实现强强联合。比如，通过参股和控股，在国企内设置一些主要从事科技研发的特区，给足宽松政策，并且把一批已经被证明了能力的企业家科学家组合请来负责，更好地解决其生存危机和安全感问题;设计比较合理的长效考核机制，既考核内生的经济效益，又考虑它的外溢效应，即为社会带来的技术推动贡献。这样，把民企的灵活机制嫁接到国企的坚实基础上，既充分发挥民企的活力，又对接国有体系的资源和政策优势，从而更好地推动长期创新。
第三，试点民企控股国企和科研院所。
从定义上看，国企是由国家主导的，至少国家有绝对控股地位。民企控股是引入民企的管理机制，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股权投资人。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甚至集团母公司，都已经通过股份所有制改革，允许社会部分持股。但是在科创型的民企控股国企时，能否在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允许改革的步子更大一点，走得更快更远？具体说来，就是能否把一些重要的决定权交给企业的管理层而不是上级国资委？并且企业的管理层追求的目标也不是政治上的升迁，而是真正以一个企业家的心态，考虑企业和社会的长期利益。可以由国家支持企业设计一个双向兼容的激励机制，既保证企业中短期利益不受损（企业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作为科创体系的可持续载体，而且最好不是只能靠国家不断输血才活下去），又让它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情怀。即便在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方，近年对于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也都提出更高要求，不再追求单纯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其内生性的评价来自于自身的利润和可持续现金流，其外生性的评价应该更多汇聚在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支持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这些社会责任指标将会成为企业评价的维度之一，不仅影响未来政策支持力度，还会通过股价等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基本面。这些建议和我国现有的改革方向并不冲突，因为很多国有企业甚至是它的母公司都在逐步被推向公开股票市场，成为股份制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比如“两桶油”和“四大行”。我们只是在其多维目标评估体系中更加清晰地界定对国家长期重大战略的支撑，并把它提高到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现代治理机制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上，通过各种指标影响市场，让针对这些有情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考核机制更加匹配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支持，比如行政补贴、税收优惠、优惠贷款、优先上市、科技人才的落户指标和人才房提供、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招投标资格，等等。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全面提升企业获得感。
我们讲久久为功。国企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不同。民营企业家和企业是一体的，他退休了往往传承给孩子，很多制度会萧规曹随。而国企领導退休后，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人的连续性就很难有政策的连续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很难做到。国企负责人当然关心收入待遇，但是可能更加关心职业发展特别是任期，其任期限制了长期研发投入。作为对策，对于一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企业可否有所突破？比如民企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他可以说：我研发20年的项目，我一辈子可能做不完，但我儿子可以接着干。对于国企领导可否提升其任期延续性，从而提升中长期研发的积极性？具体来说，如果对于科创有巨大贡献，在其任期考核时可否适当延期退休？
第四，改革重大科研攻关评价机制，大幅提升对重大原创性突破的事后奖励。
一位著名政治家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或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重大科研攻关的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但效果往往有限。很多项目在事前评价中极为诱人，但是事后看效果平平。甚至出现中介公司专门帮企业做项目评审“攻关”，带来制度套利，浪费了国家宝贵的研发资源。我认为可以改革事后评价体系，重奖那些事后长期产生可持续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项目。
这里可以参考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也有造假的冲动，在上市之前为了把利润和发展前景搞得好看一点，往往采用违规操作，操纵报表，上市后往往出现业绩变脸，股价暴跌。那为啥不继续造假呢？因为造假也有成本，长期捂不住。由此想到，我们很多项目，开题甚至结题时都很好看，三五年后就可能原形毕露，但这时已无可奈何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在激励机制上进行重大改进？考虑到人性的问题，不用全部推翻现有体系，可以保持一定连续性，但是应做个加法，增加一个“事后评价重奖机制”。中标后的资源配置要采用更合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价机制，防止出现“事前看都是任正非，事后看都是贾跃亭”。事前、事中要让企业有足够的资源来启动和推进项目，但要通过机制改进，使得绝大部分的回报是在事后，并且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充分验证之后。作为试点，可否选几个几年前结题的重大项目，重奖团队成员，包括已经退休的，而且不限制奖金的使用。不仅奖励当时的团队，也奖励现任领导;激励既有企业层面，也有个人层面。对企业来说，社会责任和现代治理机制的改善不仅带来资本市场的重大利好，同时获得国家优惠政策比如纳入到社保基金、国资委投资基金等的重点支持关注、国家银行未来的支持力度等。在个人层面，给现有的企业管理团队留一定比例的奖励，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就不会有动力去争取。
这样一个机制不用一下子全面铺开，可以像商鞅变法那样，拿出100金重奖一两个项目，并且广泛宣传，让所有企业家都觉得：我也能得！不要舍不得花钱：千金买马骨！奖金发放的兑现，对于民企完全让它决定，对于国企提升容忍度，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决定。要形成干成大事有重奖的预期。但是“干成”必须有科学的定义，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仅靠评委说，更要看社会和市场的认可。一个可能指标是技术投入使用之后带来的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多少企业真金白银采购了你的技术，以及因此带来了多少的收入提升、就业增加和税收增加。具体的设计可以交给技术部门和专业人士充分酝酿讨论，完善细节。随着方案的试点实施，更多高招和改进意见可能会源源不断地出来。
第五，改革国有科创企业分配制度，适当布设“闲棋冷子”。
现在国企留不住人。一方面，国企要求增加国家对研发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很多钱进来以后七转八转变得和研发没有关系。一方面，核心研发人员不受重视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国企整体待遇让人趋之若鹜。这种分配机制不打破，即使投入再多的资源也难见效。这需要国有科研体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拉开差距，倾斜到一线科研人员。同时也要看到，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同样重要。人都需要被尊重、被需要。为国家做事不能亏待，可也没必要动辄给几百万、上千万。善待他们及其子女，让他们衣食无忧、老有所养，成为共和国英雄，也有作用。有些完全市场化的人才，如果要价太高，所在企业难以承受，那就不要放在国企的体制里。毕竟国企在现阶段对于公平性、透明性、合规性各方面都有要求，没有办法充分实行市场化的强激励。可以把这部分人交给任正非、马云们，让这些人更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这样“肉烂在了锅里”。国家应该乐见其成，不要设置各种障碍。如果不忿国企辛苦培养的人才流失，可否收取一些“转会费”？
另外，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大多数研发人员做的是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不产生利润的创新，企业没积极性。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要采取制度养一批“高级闲人”。很多最好的技术是备胎，比如“两弹一星”也大多不用，但是国家没有它不行。对于科技研发型大型国企以及有条件的大型民企，可否借鉴日本机制，养一批“闲人”？这些人对利益没有太多追求，对于赚钱不那么敏感，但是愿意潜心做长期的深度研究。科技人才去市场化民营企业很时髦，但是很多人去了以后也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老板给你100万，你至少得给他挣200万，压力很大。而且很多民企很急功近利，与你长期的研究志向未必吻合。另外，离开了强大的国有平台支持，只能做短平快的小修小补，有些人一段时间之后不适应又回流了。科研人才当然需要维持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但是可能更需要稳定的就业保障、足够的经费支持，以及一定的研发自由度，让他们可以潜心做喜欢的研究。国企制度可以保证他们不用太考虑短期市场压力，心无旁骛做深度长期研究。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中提出科技工作者要“板凳甘坐十年冷”，能不能给出具体的建议？比如对于那些已经在前期做出巨大成绩且有巨大潜力的明星研发人员和团队，不给太多束缚，给足钱，让他们充分试错，拉长考核期。给他们充分长的跑道，让它能够起飞“大飞机”。也许十个中有九个最终没做出来，但哪怕只有一个做出原创深度研究，那也值！所以国企制度（包括少数有雄心壮志的民企比如华为）所提供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清晰研究目标，是很多研究人员很看重的，要发挥好作用。
总之，国家鼓励创新，应该多措并举，各种办法应出尽出。国企、民企甚至外企最好一视同仁，谁能干让谁上。最好的科创鼓励政策，要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理解上。应该精准分析研发企业负责人和一线科研人员的深度需求，设计出实事求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鼓励长期核心创新的激励机制，并且公开透明，全社会集思广益，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