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盖房子，就问：‘为什么盖房子啊？’父母答：‘让你爷爷奶奶住。’孩子接着问：‘为什么爷爷奶奶要和我们分开住？’父母说：‘他们年纪大了，爱生病又不讲卫生，分开住我们就清净了！’孩子接着说：‘哦，那你们把房子盖结实点，等以后我也让你们住进去！’父母心头一震，便不再和老人分家，并且越来越孝顺了！”
在给农民们讲课的时候，尼山圣源书院的秘书长赵法生经常讲这个关于“孝”的故事。从2013年初开始，书院组织一批学者在尼山周围讲授儒学。他们立足于孝道，用生动的故事，直白的话语，把儒学道理讲进农民们的心坎里。
尼山的海拔，只有340米。但是，尼山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高地。2565年前，被后世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就诞生在这里。
“尼山是孔子的出生地，儒学从这里传遍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在这里建立书院、开展乡村儒学活动，就是要让‘道’回尼山，让儒学再出发，让传统美德发扬光大，‘种进’最基层群众心间。”赵法生说。
“一调查真是吓一跳！”
2008年10月8日，山东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在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800米远的地方，尼山圣源书院揭牌成立。在成立最初的四年里，书院凝聚阵容强大的学者团队，打造出在学界颇负盛名的“尼山论坛”。但是，儒学对于一墙之隔的村民而言，仍然高悬在云端。
“书院虽然就位于尼山脚下，但我们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真是吓一跳！”2012年底，赵法生在书院周边走访后惊讶地发现，住在夫子洞旁的乡亲们口里挂着的仍然是“孔老二”，许多经历过“批林批孔”的老人提及孔子还心有余悸。“圣人故里”的民风更是堪忧：老人年纪大了，儿女瞅着村里哪里有块空地，就粗粗拉拉盖两间房子，让老人搬进去自己住；有人不仅不愿意负担父母的生活费，连每年几十元的新农合都不愿缴；有一位老人因为儿子不尽赡养义务，80多岁了还下田干活，一次晕倒在田里，第二天才被发现；一名妇女与婆婆一言不合，抬手就给一巴掌；小偷小摸、打架吵嘴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学者们陷入沉思。出身于农村的赵法生认为，由于儒家教化体系破坏殆尽，读书人走出乡村，导致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又进一步导致乡村的价值真空和底线失守。乡村，本来是传统文化的“蓄水池”。“没有乡村的儒学，是无根的游魂；没有儒学的乡村，是失魂的空壳。”学者们决心从孝道入手，“灵根再植”，重建乡村儒学。
儒学讲堂，开起来了！
2013年1月16日，乡村儒学讲堂第一讲在尼山圣源书院二楼会议室开讲。主要的听众，就是书院所在地北东野村的村民。
在讲堂筹备之初，赵法生、陈洪夫等书院的教授们跟村支书庞德海说：“孔夫子故乡的人得比别的地方的人更懂道理，更有礼节。能不能给老百姓办个儒学培训班？”庞德海认为，老百姓都是死脑筋，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有什么好培训的？但如果不办，他又觉得对不起书院的教授们，于是他说：“先试试吧。”
开课前，庞德海在大喇叭里号召村民，可他在心里嘀咕：“乡亲们不少只有小学文化，他们那思想，就像块大石头、大冰块，撬不动，化不开，我就不信能教好。”
为了吸引村民们前来听课，教授们买来毛巾、肥皂、脸盆等礼品，提出只要来听课就能免费领取一份。即便如此，教授们心里仍然没底儿：多少人能来听课呢？
没想到，开课当天，会议室很快挤满了人。到后来，即使不发礼品，很多人也愿意走进讲堂听课。
两周一次的乡村儒学讲堂，就这样在圣人故里开起来了。开始是北东野一个村，3个月后，覆盖到周边6个村。每到学堂开讲时，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拄着双拐的，有眼睛失明让人领着路的，那种扶老携幼的情景令人感动。到2014年6月，讲堂已开办到第76期。据当时统计，听课村民累计已达2.3万余人次，逐步形成覆盖泗水县圣水峪镇60个行政村的学习网络。
乡村儒学讲堂，打通了弘扬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公里”。
一年多以来，赵法生、刘示范、颜炳罡、陈洪夫、王连启、张颖欣、孔为峰、李树超等12位义工讲师团的“铁杆老师”一直坚持为村民授课。此外，还有来自北京、山东、广东甚至美国的义工来帮忙维护课堂秩序。圣水峪镇的孟昭峰、颜磊、范国栋、李俊、种楠和张雨文等镇干部也加入到义工行列。
不能把自己当教授
“开课后我们发现，给农民讲课的难度远远大于给研究生上课。”赵法生说。因为在这里，只要老师稍微讲得不好懂，就有人半途退场，再也不愿来了。
赵法生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堂课的情形。他就站在农民中间讲孝道，从古讲到今，从远讲到近，结合身边的事讲，好几位老人不知不觉掉下泪来。他总结道：看看每个村，不孝敬老人的，几乎没有一户能兴旺发达的；日子过得好的户，一般都是家风比较好。
这话引起了庞德海的共鸣，他抢过话筒对村民们说：“咱村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出去当兵的，连个连长都没干上。在政府上班的，连个乡长也没有。我们得从家风村风上反思一下了。”一堂热烈的讨论课开始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下课了也没人走。从那以后，每逢上课，小组长再也不用挨家挨户叫人了，只要大喇叭一吆喝，村民们扎推儿往教室赶。
多举身边的例子，是上好课的一大“法宝”。书院执行院长、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经常讲到朱伯宜的例子。朱伯宜是北东野村的民办教师，退休后来到书院义务管理专家小院。老朱是热心肠，有人向他打听路，他不把人送到目的地不回去。颜炳罡说“老朱是乡村的儒者”。听了老朱的故事后，官庄村有7位村民主动申请当义工。颜炳罡由衷地说：“农村的生活，处处渗透着百姓‘用而不知’的儒学。这些身边的故事，最容易激发起埋藏于百姓心中质朴的儒学情怀。”
在这些授课的“办法”背后，更重要的是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35岁的张颖欣是乡村儒学授课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每次去泗水讲课头一晚，她都要把自己的衣橱翻上两三遍，找出最简单、最朴素的衣服穿上，有时甚至找母亲借衣服。“穿得不合群，容易让乡亲们产生疏远感。”她说。城市长大的她，到第一个教学点上课，没有公共厕所，村支书让她到田野里“方便”，听得她直发愣。有时到老乡家里，热情的主人递过一杯茶，茶杯里侧有茶垢、外侧有污垢，她怕乡亲们觉得她见外，端过来就喝了。
“到乡村讲儒学，你不把自己当教授，要把自己当成从农村出来又回乡的子侄，老百姓就和你亲。”颜炳罡说。赵法生每次讲完课，都要到村民家里坐坐，遇到人家干什么，他就帮着干，人家让吃就吃，让喝就喝。书院周边的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家庄村，半数以上的户他都去过。听说北东野村有个孤儿，他立刻捐出2000元钱。
心总是用心来换。后来，讲师们到村里，村民们这个送把新下来的花生，那个端个地瓜，还拉着去家里吃饭。
村民才是学习的主体
在教学实践中，乡村儒学讲堂的学习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村民。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村里墙壁上写了许多修身齐家的格言，办起了传统文化墙报栏，还将《弟子规》和孝道音乐在村里定期播放。在学习过程中，讲堂将村民分成学习小组，由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带领其他村民自发学习，不同小组之间展开学习竞赛。讲堂还从常来听国学的孩子中挑选出二十几个，组成“小小国乐团”，经常在儒学课堂上为村民演唱。县里还定期组织儒风孝道志愿演出团到讲堂表演《借婆婆》《背公公》等孝亲敬老节目，展播以泗水孝亲人物为原型拍摄的《爱的奇迹》《泗水乡医》等微电影。此外，讲堂还针对当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病人不断增多的现状，从省城济南请来专家义务讲解防治三高知识并现场义诊，还请来教育专家为家长讲解如何在现代社会教育好孩子。
在讲授《弟子规》的时候，书院邀请礼仪专家来给村民演示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儒家生活礼仪，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书院给来听课的孩子们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每天帮长辈做一件事，如端茶倒水、叠被子、搬凳子、端便盆等。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讲堂在2013年8月组织了一次村民有奖背诵比赛。那天，200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很多人只能站着。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下至4岁的孩子，上到85岁的老人。老年组第一个上台的是83岁的庞德征，他不识字，完全根据课堂上老师教的内容记忆，一口气背诵了七八句。另外，因为青年人留在村里的少，比赛没有设立青年组。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来他们俩也多次前来听讲。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来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赵法生认为，孔子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在乡村依然富有生命力。那些好面子的村民，内心蕴藏着向善的能量。
不过，现实的“尴尬”依然存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听课的村民主要集中在老人和孩子两个群体。尽孝的主体不在身边，孝道又如何实践呢？讲堂采取的“补救”办法，主要是利用节假日等年轻人集中回家的时间段，组织文化活动，加强两代人以及乡亲邻里之间的沟通。
“大石头慢慢被撬动了”
荀子说：“儒者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所谓“美俗”，就是化民成俗，使民风淳美。
一年多来，北东野村这个有300多户、1100人的小村庄，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原本儿子们谁也不愿接她回家住，有的连每年200元的赡养费也拿得不爽快。2014年春节，老人特意来找庞德海说：“他三叔，学习孔夫子管用了，每个人200块钱都给我了，还争着叫我去家里吃饭。”说到此事，大儿子红着脸说：“大伙都在行孝，俺们若不改，将来儿子都找不到媳妇。”
朱伯宜介绍说，自从讲堂开课后，小偷逐渐没了，花生摊放在扬场晒得响干，都不会少一颗。负责村内保洁工作的赵士新反映：“以前一天能清理三四十车垃圾。现在十天半个月才扫一回，垃圾加在一起也不满一车。”
甚至，村民们脱口而出的话语，都开始透显出儒雅的气息。一次，有人提议年底对好媳妇进行表彰，一位村民马上接口说：“对，《弟子规》上说得好：道人善即是善。”一位学习小组组长看到有人在练毛笔字，顺口就说“你是‘有余力，则学文’”。
还有一次，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向村民冯宝清打听小河集怎么走。这位教授是来圣源书院开会的，想看看中国的乡村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交通不便，冯宝清主动用三轮车将他送到5公里外的集市，并且按照约好的时间将他接回来。教授拿钱酬谢，冯宝清坚辞不受，只说自己是乡村儒学的热心听众。教授十分感激，事后逢人便说孔子老家的人好。
在儒学的熏陶下，村民们逐渐懂得怎样处理公义和私利的关系。2014年7月，北东野村完成了电网改造。让村干部没想到的是，这次砍伐村民树木200多棵，村干部没到一家做工作，却没有一户出来“打横炮”。而8年前那次电网改造，干群之间屡起冲突，好几个村干部被打。
“我是说过村民的思想就像大石头，但现在大石头确实慢慢被撬动了。”回想起自己最初说过的话，北东野村的村支书庞德海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变化，不只发生在北东野村。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孟昭峰总结了辖区内的几大变化：骂大街的没有了，偷窃现象消失了，卫生状况明显改善。村民自愿多走几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对公共事务也不再“打横炮”。全镇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8%，2014年上半年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5%。
当然，现实中不可能所有村民都对儒学感兴趣。一位17岁的年轻人坦言，儒学“都是很晦涩的古文，看完一句还要找注释，太麻烦了”，还有的村民说，教授们讲的道理“没觉出多大意思”。
“学界不缺我那几篇论文”
几乎所有的乡村儒学讲师，都遭遇过周围人的不解和质疑：人家往“上”跑，争取到省级、国家级课题，有资金，能发论文，这才是真本事；你们往“下”跑，要钱没钱，也不能出“成果”，到底图什么？是不是在正常轨道上不好取得成绩，而以旁门左道沽名钓誉？儒家文化有很多糟粕，你们给老百姓讲不是误人子弟吗？
面对质疑，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示范这样宽慰大家：“当前传统文化虽然越来越受重视，但仍有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乡村儒学是新事物，有偏见也正常。”
颜炳罡承认：“这个社会是现实的，一个大学老师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一个研究员没出版几本书，你做的社会贡献再多，人家也不承认你。”但他坚信：“当前学界不缺我们这几篇学术文章，但农村却缺唤醒伦理纲常的人。去农村点燃儒学的火种，让人们的生活回归儒学，同样体现我们的价值！”
孔为峰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体现价值”的事。他的教学点在圣水峪镇椿树沟村，教室设在村奶牛厂会堂。刚开课时，皇城村的村支书动员村民张现义去听课，张现义以为去学奶牛饲养技术，很痛快地答应了。来后才发现是讲孝道，他扭头就走，好不容易才被本村人拉住。一上午的课刚讲完，张现义找到孔为峰，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请孔老师下次讲课时一定告诉他。还有几个在临沂打工的泗水小伙儿，每逢孔为峰讲课，都要赶260多里路回来听。孔为峰说：“这时候的成就感，比写几篇文章、得个什么名号都强！”
在这些“成就感”背后，是老师们默默的付出。
赵法生有两本学术著作迟迟没有完稿，但他却拿出时间，将《弟子规》重新注释一遍，并自掏腰包5000多元，为乡亲们印刷；王连启老师生活较困难，但他多次自费买车票，从没耽误乡村儒学的课；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颖欣，为了不影响本校的教学工作，经常备课到夜里两三点；76岁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示范患有心脏病，每次来泗水讲课，夫人都要怀抱一个保温瓶，手里攥着急救药前来“保驾”……
职称问题是年轻老师们要共同面对的坎儿。孔为峰早就动笔写的几篇业务论文，至今没有完成；王连启曾应一家杂志邀请，写几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但迟迟没有交稿；张颖欣今年将第二次参加副高职称评定，还缺三篇论文，估计怎么赶也完不成了。
在颜炳罡看来，他们是在“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因为“每个学者都是自费来农村授课”，而他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则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敬仰——“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地入世，具有一种为拯救世人于水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担当精神”。
以孔孟之乡为圆心
2014年6月22日，韩国陶山书院举办“人文精神价值论坛”，颜炳罡受邀参加。主持人打破议程，请他介绍乡村儒学的情况，并表示在韩国也要选一个村做乡村儒学试验。
7月12日，颜炳罡辗转收到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副会长张植珊发来的邮件，称乡村儒学“与民国初年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先进办理农村教育的壮举，前后辉映”。
来自同行们的肯定，是讲堂不断前行的动力。然而，在前行的道路上，问题仍然不少，比如师资力量的短缺，比如教材的不健全。“我给目前的工作打60分。”颜炳罡说。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学者离开农村后，依然有人能够在乡村传授儒学。在计划中，他还要以孔孟之乡为圆心画一个圆，把乡村儒学讲堂扩散到更多的地方。“让孔子从2000多年前穿越而来，儒家的理论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据悉，目前已有济南历城区高尔镇、青州王坟镇、泰安仪阳镇和日照莒县等地主动要求尼山圣源书院到当地开办乡村儒学讲堂。类似的讲堂，还有聊城市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孝礼儒学讲堂”等，也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处处皆可作尼山
2014年10月，曲阜市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计划在全市405个村庄都配备一名儒学讲师，还将实现“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
在政府的全面介入下，乡村儒学正在齐鲁大地上呈扩散之势。
据山东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介绍，该省已将乡村儒学纳入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投入了大量扶持资金，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在教材制订上，正在组织专家精心编制全省统一教材；师资队伍上，与基层公共文化辅导工程相结合，培训了首批500名乡村儒学骨干。截至2014年9月，山东省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率先建成儒学讲堂，举办讲座1.6万次，覆盖80余万基层群众。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指出，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学的源头本来在乡村。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未来儒学发展的真正空间却在城市。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城市生活样态的儒学如何存在，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问题。
对此，颜炳罡认为，能在乡村做成的事情，一般都合适在社区推广；在社区做成的事情，却不一定适合搬到乡村。“我们把乡村作为典型，再推广到社区就比较容易了。”
2014年5月，山东省文化厅在全省推进“图书馆+书院”服务模式，在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工程。它们都有一个统一标牌，一尊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室或展板，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一个文化体验室或活动区。该省还将适时建立“全省尼山书院联盟”，推动尼山书院走出图书馆、走进社区，形成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并举的局面。
对于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也不乏质疑之声。有人认为不够理性，担心走偏。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王大千认为，儒学传播不能“简单地借助行政手段”。
或许，重回尼山的儒学，如何再次走进千家万户，还需要艰苦的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干春松的看法，山东依然有条件成为“新时期儒学发展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