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作家热衷于写“动物小说”，文坛上甚至出现了“动物小说”热潮。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这些都是名噪一时的长篇“动物小说”。至于写动物的中短篇小说那就更多了。不过现在人们一般不把它们叫做“动物小说”，而是换了一个新的说法，叫“生态小说”。好在这并非换汤不换药，因为和“动物小说”相比，“生态小说”中确实出现了某些新的精神质素。
不管董立勃是否愿意，他的这篇小说难免也会被人归入“生态小说”的范畴。因为，生态小说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所谓“反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上的生灵万物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千百年来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中心与边缘或主与奴的权力关系。因此，生态小说的核心精神旨趣其实还不是重建所谓的自然生态，那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域，而是重建一种和谐的精神神态。显然，近年来的许多生态小说还更多停留在关注自然生态的物质层面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于精神生态的观照和挖掘。即使是关注到了精神生态，也往往偏重于对文化生态的考察，诸如《怀念狼》、《狼图腾》、《藏獒》之类的生态小说，作家们集中思考的还是原始的野性文化对日渐退化的现代文明乃至人种的文化拯救问题。但仅从文化层面来关注精神生态还不够，生态小说还应该从生命本体的角度关注精神生态。把生态小说写成了文化小说或文化寓言，这是目前生态文学创作中需要规避的倾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生态小说关注生命本体的精神状况和心灵处境，在动物与人的生命关联中洞察、反思和拷问人性的弱点。毫无疑问，董立勃的《一只叫虎子的猫》正是这样的生态小说。
董立勃的文风以素朴见长，这篇小说也不例外。比起狼和藏獒那样凶猛而稀见的动物来，董立勃写的是一只居家中常见的猫，这就有了更多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小说写了一个少年与一只猫的故事，这其实是典型的“少年文艺”，甚至是“儿童文学”。但切莫以此低估了这篇小说的深广涵义，要注意到作者在萧散简淡的叙述中倾注了自己的幽情哲思。如果借用苏东坡称誉渊明诗的话说，这篇小说可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当然，要理解这篇小说丰饶绵远的意蕴，一切还得从生态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小说中“我”与猫的关系，本质上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其实是人类的代言人，“我”和家人所代表的正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象征秩序。虽然这个文化象征秩序内部也会有分歧和冲突，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上却是共通的。而小说中的猫则是大自然的化身，它代表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没有被人类文明同化或污染的声音。这篇小说的深度就在于写出了猫所代表的生命本体的自然声音与“我”和家人所代表的人类中心话语之间的复杂对话关系。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所代表的人类文化象征秩序而言，小说中那只猫是名副其实的“他者”。这只叫虎子的猫是只野猫，带有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它的到来激起了我家人不同的反应。“我”是喜欢猫的，作为一个少年，一个还没有被成人世界或者人类中心文化象征秩序所规训的未成年人，“我”对猫所代表的生命自然声音有着本能的亲近。但娘却不喜欢这只猫，这不仅因为它是野猫，它身上难驯的野性与人类中心文化秩序有着本质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娘作为成年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始终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的功利为中心的，她认为猫在大过年的时候冒昧闯入这个家庭，有着不可告人的物质动机。“我”虽然不是“成人”，但已经有了“成见”。“我”认同了娘的理性分析，于是驱逐了猫。但猫在大年夜归来后并没有偷吃我家的腊肉，它只想与人类和谐共处，所以逐步得到了我家的认可和接纳。这只猫充满了灵性，它陪伴“我”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光，和“我”同眠，送“我”上学，善解“我”意，助“我”捕鸟逐兔，捉迷藏。它还帮“我”打败了小恶霸，由于小恶霸的爹是生产队长，“我”爹屈从了队长的意志，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利益，“我”虽然不忍，但最终还是把猫交给了小恶霸，任其宰割。从这里分明可以见到人性的弱点。正是通过写一只猫在进入人类文化象征秩序中孤独而悲惨的命运，作者表达了对人性的拷问和精神生态的忧思。
一只叫虎子的猫从“我”的生活秩序中消失了。但它一直活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对猫的怀念，意味着作者对人类史前期自然生命状态的追念。
李遇春，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