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一年中国的外交，可圈可点的事不少。要从这么多事中选出特定数目的若干亮点，不是很容易，一定会留下遗憾。在编辑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中国在这年为促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重大进展所起的作用，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角色等，就未能入选本期的十个亮点，这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我们的想法是，不求面面俱到，只将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若干事列举出来。这些内容得到了外交部有关领导和部门，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相信也会得到读者的认可。而八位司长和两位学者对它们的评述，使这期“封面话题”显得更加厚重。
邀请外交官和学者共同点评中国外交，“世知”近年做过多次。“钱其琛风格”、“中国外交以人为本”、“打造良好大周边”等，都是这样。2003年年中，在李肇星外长促成下，我们还曾邀请外交部五位司长谈胡锦涛主席就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出席上合组织元首会晤、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
也欢迎读者提出你们心中的2007外交亮点。
——编者手记
推动“和谐世界”
十七大丰富和发展我国外交战略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在论述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后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坚持和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外交方针政策。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全面阐述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主张的深刻内涵。此后，这一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司长马朝旭对本刊记者说，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外交战略思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
当前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和谐世界思想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建设人类美好家园，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思路。它所倡导弘扬的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保五个方面的政策主张，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马朝旭认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认识和科学把握。推动世界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向发展，有利于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马朝旭说，和谐世界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外交战略。它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等思想，提升到新高度，发展到新境界。这是我们党在外交上的与时俱进，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建设，做好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马朝旭指出，中国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也是积极推动者、建设者和实践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任重而道远。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不懈努力。
首脑外交活跃
展现全方位外交理念
2007年，中国的首脑外交依然积极活跃。
从年初出访喀麦隆、利比里亚、苏丹、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和塞舌尔等非洲八国，3月出访俄罗斯，6月出席八国集团领导人与五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领导人对话会议，到8月观摩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平使命—2007”反恐演习、访问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并出席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七次会议，9月出访澳大利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胡锦涛主席足迹遍及亚、非、欧、大洋各洲。
从1月访问菲律宾并出席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第二届东亚峰会、主持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4月访问韩国、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到11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六次会议、中俄总理第十二次定期会晤和“中国年”闭幕式活动，同月访问新加坡并出席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第三届东亚峰会及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温家宝总理同样行程紧密。
此外，这一年还有38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我国进行访问。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系统地指出了这些高层外交活动在多个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是增强政治互信，推动我与有关国家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其战略选择，对本国有利，对世界有利。
二是促进互利合作，就提升双边合作水平达成共识。访问期间，我与有关国家在多领域签订合作协议，并为未来合作的长远发展勾画蓝图。
三是推进人文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多次走近外国民众，传递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和美好祝福。
四是加强同各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努力。领导人亲自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做工作，有力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进程。
五是宣传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增进世界对我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的认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利用演讲、致辞、答记者问，广泛介绍中国发展形势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政策，宣介我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对外方针，并就气候变化、全球贸易、区域合作、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等外界关心的重要议题阐述立场，增信释疑。
六是揭露“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在台湾问题上赢得国际支持，反对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已成为国际的共识。
刘建超认为，首脑外交以其不可替代的方式为我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融冰之旅”
巩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和风化细雨
樱花吐艳迎朋友
冬去春来早
——温家宝访日诗句
4月11日，正当温家宝总理抵达日本，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的当天，天空下起了细雨。温总理在与时任首相安倍开始会谈时幽默地说，东京虽然下起了雨，但中国有句古诗，叫“好雨知时节”。安倍首相也很有诗意地引用京都岚山周恩来总理诗碑上的一句话“一线阳光穿云出”来作答，并表示希望温总理的来访能为日中关系带来“明朗之兆”。
这是中日关系摆脱五年政治僵局后我领导人首次访日，也是我总理时隔七年再次访日。这些年，中日间冷淡的政治关系，使两国民众心里都结上了一层冰。2006年10月，安倍首相应邀访华，双方初步破冰，此次温总理访日继续“融冰”。
短短的52个小时，温总理出席了几十场活动：会晤日本天皇、首相和各党政团体负责人，在日本国会发表情理交融的演讲，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广泛接触日本民众，出席“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开幕式。
4月12日，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这是我领导人时隔22年再次在日本国会演讲，也是中国总理首次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除了会场上日本众参两院议员外，中日两国将近15亿民众通过电视实况转播，一起聆听了中国总理的讲话。“尽管风在呼啸，山却不会移动。”温总理引用这句日本谚语，隐喻中日关系虽然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不会动摇。温总理的演讲高屋建瓴，情理交融，全面阐述了对中日关系过去和未来的看法，多次博得热烈掌声。时任首相安倍称之为“历史性的演讲”，参议院议长扇千景表示“中日间的坚冰已经消融”。
访日期间，温总理还广做日本民众工作，充分展示了中国总理平易近人的魅力。温总理与东京市民一起在公园里晨练，教他们打太极拳，和他们交谈、合影。温总理到关西农户家做客，边交谈边品尝农户自家生产的大米和甜豆，并亲手栽种了两株西红柿。在参观立命馆大学时，温总理身着象征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35号球衣，和学生们一起打棒球。这些亲民形象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正跃指出，这次访问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取得了圆满成功。
胡正跃说，政治上，双方以《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明确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框架，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
经济上，双方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举行第一次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确定能源、环保、高科技、信息技术等重点合作领域，并签署七个合作协议。
人文交流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就开展人文交流推出重大举措，包括双向开展大规模青少年交流、合作实施年内两万日本人访华计划等。
胡正跃认为，温总理此访巩固了安倍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势头，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温总理访日时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顺利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我国防部长和海军舰艇访日，“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多边外交
展示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
2007年，积极主动、成效显著的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又一光彩夺目的亮点。中国通过一系列多边渠道和手段，精心运筹大国关系，进一步推进睦邻友好，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协调，广泛深入参与国际体系建设和国际规则制定，维护了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建设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作为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吴海龙这样概括2007年中国的多边外交。
多边首脑外交成果丰富。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温家宝总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国际会议，全面阐述中国内外政策主张，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与各方沟通协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了解，加强与各方的政治互信。
在多边机制对热点问题的审议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伊朗核问题以及中东等问题上，中国积极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与协调，强调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推动“双轨”战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为最终在该地区部署非盟和联合国“混合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还派遣工兵积极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行动。在缅甸问题上中国主持公道，在缅甸局势发生动荡后，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甘巴里的斡旋努力，与各方一道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
多边经济外交取得积极成效。在这一年里，我们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增强在国际经济和发展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深入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机构的活动，对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施加影响。在债务可持续性、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上增信释疑，维护利益。
气候外交积极主动有效。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升温、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呼声上升的压力，中国利用各种多边场合全面阐述有关立场和主张，介绍节能减排措施，提出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倡议。积极建设性地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推动就巴厘路线图达成共识，表明中国愿意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和原则，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坚定决心。
为北京奥运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在第62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187个联合国会员国参加联署，显示了国际社会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和信心。对外介绍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所作的努力，为奥运争取良好的舆论环境。
吴海龙总结道：2007年中国多边外交融首脑外交、热点外交、大国外交、经济外交、环境外交为一体，积极进取、大胆开拓，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中美关系
总体稳定并有重要进展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07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刘结一对这一年的中美关系状况做了自己的评论。他指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分别于6月和9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和澳大利亚悉尼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成功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新的动力。两国元首还通过通话、通信等多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
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的沟通和对话进一步增强。刘结一回顾说，在吴仪副总理和保尔森财长的共同主持下，第二、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分别于５月和12月在华盛顿和北京成功举行，达成诸多成果和共识。杨洁篪外长结合出席联大和中东和会两次赴美，与美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戴秉国副外长与美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共同主持的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也在美成功举行，对增进中美战略互信、扩大两国务实合作产生了重要积极效果。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和双边重要领域互利合作，刘结一用“继续深化发展”六个字进行了点评。2007年1月至11月，双边贸易额达到2763.1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全年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自美进口继续快速增长，取代日本成为美第三大出口市场几成定局。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与我方就扩大两军交流达成六点共识。两国议会间、人民间的交往更加活跃，反恐、执法、科教文卫等合作进一步扩大。双方并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着有效的磋商和协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刘结一说，我们积极评价美方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陈水扁当局搞“入联公投”，敦促美方以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与中方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我们对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和一些人炒作中国输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向感到担忧。我们反对任何人利用达赖、人权、宗教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他们以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尊重别国选择的发展道路。
2008年，我们将迎来中美建交30周年。回顾过去30年中美关系的历程，刘结一认为，共同利益是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对话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实践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说，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加强各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和平使命”
上合组织联合军演增进互信
2007年8月17日，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天高气爽，草木葱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天。应普京总统邀请，胡锦涛主席与其他成员国元首这天亲赴现场观摩了实兵演练。
这次演习是从8月9日开始的,地点先后在中国乌鲁木齐和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演习分为“战略磋商”和“联合反恐战役的准备与实施”两阶段,采取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方式实施;主要内容是成员国部队协同作战,联合歼灭恐怖分子并解救人质｡此次演习历时十天,投入总兵力4000余人｡
17日当地时间13时开始,这片位于乌拉尔山附近的“战场”上战机轰鸣､铁流滚滚､炮声隆隆､硝烟升腾｡随着俄方一架“蜜蜂-1K”型无人机从西北方向进入演习地域,演练开始第一个作战行动——联合侦察｡此次实兵演习重点演练联合侦察､夺控要点､分区清剿､机动打援､立体追歼五个作战行动｡当地时间15时,历时120分钟的演练行动在炮火声中全部结束｡
维护和平,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前提,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使命｡从“协作—01”中吉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到“联合—2003”上合组织五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从“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到“协作—2006”中塔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各成员国已相继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多次联合反恐军演,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作日趋密切和深化｡
外交部欧亚司司长程国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演习是各成员国元首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深化本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作出的重要决定｡各方对此高度重视,全体成员国武装力量均派部队参演｡演习获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增强成员国联合反恐的行动能力､震慑地区“三股势力”､增进成员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互信和推动成员国关系发展的目标｡
程国平指出,上合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以及对外开放的原则,不是军事集团或军事组织｡举行反恐军演是提高成员国联合执法行动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他特别强调,“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邀请了其他国家驻俄罗斯武官观摩,完全是开放和透明的｡
当前,本地区安全局势总体稳定,但影响安全稳定的跨国性因素进一步突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经过打击遭到削弱后,仍在相互勾连､频繁活动,手段也更加隐蔽｡毒品､武器走私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这些对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上合组织作为本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组织,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依靠多边力量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优先合作方向之一｡2001年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打击“三股势力”作出明确规定｡上合组织成为最早举起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在2006年上海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们再次重申,打击“三股势力”仍是本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今后,上合组织成员国还会继续举行类似演习｡
程国平说,中国将恪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精神,一如既往地与各成员国密切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欧亚地区作出更大贡献｡
关注达尔富尔
组合行动推动妥善解决
“达尔富尔地区生存条件很艰苦,但是它地下埋有丰富的资源:一个是石油,一个是铀,还有地下水｡这就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
——刘贵今
2007年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任命中国前驻南非大使刘贵今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刘贵今大使在“世界知识论坛”演讲时曾说:“我在南非工作的几年,正是‘新殖民主义论’和‘掠夺资源论’甚嚣尘上之时,经常有一些大学邀请我去进行演讲,我也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我说,中非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平等,二是互利共赢,三是开放透明｡”
非洲有53个独立国家,中国一向重视对非洲外交｡2007年,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贾庆林政协主席先后对非洲进行了访问,还有很多部长访问非洲｡9月底,在联大期间,杨洁篪外长和非洲国家的外长根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果进行部长级磋商,非洲国家对中方所采取的落实北京峰会的行动感到特别满意｡
达尔富尔问题成因复杂,解决难度很大｡2007年上半年骤然升温,演变为最受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是2007年中国外交,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外交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是一次重要的实践｡作为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宋爱国参与了很多相关工作｡他说,中国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一贯持积极态度,并为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阐述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四点原则:第一,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第三,非盟､联合国等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第四,促进地区政治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加速政治谈判进程｡遵循上述原则,中方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中方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于2007年7月31日推动安理会一致通过授权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和联合国“混合行动”的第1769号决议｡
采访中,宋爱国指出,中方推动达尔富尔问题妥善解决是一种组合的外交行动｡他系统地论述说,这种组合首先是劝和促谈,一方面劝说苏丹接受安南三阶段维和方案,另一方面劝说有关方面不要动辄对苏丹施压或制裁｡最终,苏丹全面接受了安南方案｡其次是大力倡导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原则,坚持发挥非盟､联合国和苏丹政府协商解决问题的“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作用,并主张平衡推进维和行动与政治进程的“双轨”战略｡第三是除运用双边渠道做有关方面工作外,还积极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并通过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推动各方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形成共识｡第四是制度创新｡在2007年初以来中国政府特使两度访问苏丹的基础上,中方于5月专门设立了中国政府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积极开展斡旋工作,加强了与非､美､欧等洲和联合国的联系和沟通｡第五是派兵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多功能工兵先遣分队已进入该地区｡第六是中方率先提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发展问题,并积极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承诺的8000万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已分五批全部运抵苏丹｡中国公司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第七是积极促进苏丹全国民族和解｡中国政府热情接待了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自治政府主席基尔访华｡中方还参加了苏丹民族团结政府与达尔富尔地区反对派复谈的国际会议｡
宋爱国欣慰地说,中方的外交努力对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该问题降温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积极评价｡在未来的日子里,中方将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妥善解决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成立领保中心
“以人为本”理念机制化
2007年1月5日,新年伊始就传来牵动亿万国民心弦的消息:五名在尼日利亚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劫持｡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全力营救｡外交部､商务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协调各方开展工作｡经努力,被劫持人员于1月17日全部安全获救｡但随后又频频传来消息:4月,中石化在埃塞俄比亚项目组遇袭;6月,七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绑架;7月,一名中核公司员工在尼日尔北部被绑架……
一桩桩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安全的事件凸显了依然严峻的海外公民安全形势｡随着全球范围内局部动荡频发､恐怖袭击猖獗､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环境污染等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海外安全状况也越来越复杂｡鉴于这种紧迫的形势,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在原有的领事保护处的基础上于8月23日宣布成立｡在此前后还颁布了新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新指南明示了领事保护的职责,增加了出国前的提醒和出国后的提醒,扩充了常见的问题,在最后还增加了中国驻外使馆的联系电话及有关部委的网站｡
“2007年，我人员和机构海外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涉我人员和机构安全的恶性案件呈多点同时爆发之势，针对我海外人员的袭击绑架案增多，部分国家形势变化对我人员和机构安全影响加大。”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魏苇简洁地概括了2007年领事保护的特点。
这一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先后处理了数十起我人员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巴基斯坦及墨西哥等地被绑架案件及其他多起涉我人员和机构海外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如韩国丽水火灾、巴基斯坦枪杀案、智利海难、加拿大工程事故、肯尼亚空难、南非持枪抢劫案、马尔代夫爆炸案、留学生乌克兰遭袭案以及巴基斯坦、缅甸局势动荡护侨等。
“依法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魏苇在采访中特别强调领事保护中心的成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与原领事保护处相比，领事保护中心人员扩充为１５人，职责方面更加强调协调能力，主要包括：协调、指导我国内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妥善处理各类涉我公民和法人的领事保护案件；及时收集、分析和发布领事保护预警信息；加强领事保护理论研究，学习借鉴外国领事保护经验，调整、完善我国领事保护指导原则和方式方法；强化对中国公民安全和守法意识的宣传教育等。
杨洁篪外长在8月23日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指出，领事保护是外交工作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建设。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要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本着对祖国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重视做好这项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强化机制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基础，积极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领事保护工作体系，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魏苇指出，成立领事保护中心是适应当前海外涉我人员、机构安全局势的机制化举措。中心成立后，涉我海外安全案件的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与国内外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作用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案件处理运作体制日趋成熟，必将对我整体外交工作形成有力配合和补充。
屡任国际高官
凸显中国国际地位上升
“搏击外交风云的斗士”､“中国派”､“一张嘴胜过千军万马”､“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战士”､“富有激情的外交家”､“不怕刺刀见红的勇士”……这些都是在网上搜索“沙祖康”的“结果”｡这些描述不禁使往事重现｡1993年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中,他与美国调查组斗智斗勇,让美国陷入尴尬的境地,揭露了美国践踏国际法的做法｡2001年,面对英国大使对中国的人权指责,他回敬说,我一看见你这张脸就想起了鸦片战争,你强行占领香港多少年,而且从来没有搞过任何选举,这样的国家哪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2004年,面对美国威胁要搞反华提案,他说,搞不搞反华提案,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定要打败你……2006年,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在回答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的指责时,他说,美国最好闭嘴!同年,陈冯富珍以24票高票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作为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外交官,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2007年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任命他为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经济和社会事务实际上就是发展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把这项工作交给他,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出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中国人不仅仅是沙祖康｡吴建民本人在2003年就出任国际展览局主席(这也是我们请他进行这项点评的原因之一),直到最近刚刚卸任｡他向我们介绍了在国际组织任职的其他高官们｡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任期为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6月30日｡张月姣,2007年11月27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这位中国律师为该组织的上诉机构成员,这是中国内地的律师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要职｡2007年11月初,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刚刚结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中国人)的工作｡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蒲晃一郎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在章主席的倡导下,和谐理念在本组织——教科文组织深入人心｡”
国际组织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中国人?吴建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发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二是他们本人的努力､本人的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仅仅是标志着21世纪出现的一个动向,这个现象才刚刚开始｡21世纪,炎黄子孙将会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吴建民告诉记者:“11月底,我本人卸任国际展览局主席｡作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来自亚洲､来自中国的人士,从2003年12月到2007年11月底,我这四年的工作最后受到国际展览局代表的广泛赞扬｡卸任时,大会两度为我全体起立鼓掌,这在国际展览局历史上是罕见的｡”
吴建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中国人出任国际组织的高官｡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地位在上升;另一方面,我们正在把有才华的人派往国际组织｡同时,“我觉得,国际公务员也要从青年抓起,从青年干起最好”｡“我还认为,国际组织在21世纪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世界要建立一个法制的世界,形势呼唤着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对多边主义的重视就说明这一点”｡
中国将来在国际组织里面的声音也会更多地得到重视,这是必然的趋势｡
开展气候外交
中国阐述鲜明立场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我们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是胡锦涛主席于2007年6月8日出席八国集团领导人与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时有关气候问题的一番讲话｡
气候问题的热度在2007年是非常高的｡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它被列为超过恐怖主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等问题的最主要问题;4月,联合国大会讨论了气候问题;6月,G8会议再次把气候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接下来,9月的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大会､11月的中欧首脑会议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无不将气候问题作为重要议题｡
在全球关注气候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各种多边或双边外交场合多次重申了鲜明立场｡如胡锦涛主席在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四项主张,即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中国将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外交部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小组,由杨洁篪部长任组长､武大伟副部长任副组长;在条法司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同时任命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于庆泰为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引述了吴建民不久前的一个说法:2007年也许会以“全球气候政治元年”的称号载入史册｡王逸舟赞成他的这一判断｡他对本刊表示,虽然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后果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但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把它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上｡
究其原因,王逸舟认为,主要不是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在这一年有多么显著的不同,也绝非人类在技术上有什么突破性发现或“倒行逆施”,而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中的各种相关因素累积叠加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强大冲击力,是国际间重大议题的“钟摆”自然指向(选择)的某种结果｡恰似苏联解体冲击波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反恐热潮形成于9.11事件之后一样,近些年几次震惊国际社会的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全球范围关于人类居住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大争论､后京都议定书阶段即将到来及大国间为此产生的复杂博弈,以及超级大国美国由于伊拉克危机带来的软实力的大幅下降,使全球气候政治迅速成为各种新旧崛起势力角逐的战场,成为国际进步和人类发展新的着力点,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包括形形色色的NGO)施展手脚的又一次大的机会｡
虽然全球气候政治充满了博弈过程,包括各种算计甚至个别的阴谋,但总体上讲,应当说它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的新起点,对于国际社会和各国利大于弊｡王逸舟着重指出,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承认,尽管我们在国内这几年做了大量工作,为改善发展的质量､人民生存的环境以及遏制温室气体效应做了努力,但我们国家不是国际上这方面的倡导者,不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与一些发展中大国对比也不是先行者,仍然有许多缺失和问题｡他说,中国人不能因少数西方大国不合理的压力而畏缩不前,放弃在国际上做出相应承诺的应有努力｡这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理念的重大而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