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庄子》以及其他典籍中，几乎没有庄子饮酒的记载。庄子论酒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却与孔子不同，代表另一种文化精神。另外《楚辞·渔父》与《庄子·渔父》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可以看作道家观念的阐述。
《楚辞·渔父》中记载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所标榜的“随波逐流”其实就是老庄“和光同尘”的齐物哲学。
《老子》第十二章也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俗人昭昭，我独闷闷”可以看作是“众人皆醉”的注脚，无知无识正是老子大智若愚的体现。而“俗人察察”也可以看作“我独醒”的注脚，这正是道家所要摒弃的。老子主张不仅要愚民，而且要愚官愚君愚政，如此上下皆愚，通归于浑沌、真朴，这样就接近了道。
庄子论酒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饮酒和体道结合起来。其实，众人皆醉与愚也有关系。正如王绩认为酒可以全身、杜明、塞智，就把酒与老庄绝圣弃智之说联系起来。庄子提出饮酒贵真自得的观点在当时是富有正对性和叛逆性的，对于中原礼乐文明以酒礼灭饮酒之天真，扼杀人性来说是一种反动。荀子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说“庄子弊于天下而不知人”倒也切中要害。庄子总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肯定自然、天真，否定人为、文明，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人的社会属性。主张无以人灭无，这既是老庄哲学的缺陷所在，也恰恰是它的精华所在。
酒礼实际上也是违反人性的，过分强调酒礼，往往很难达到酒以合观的目的。比如器以藏礼。突出酒器、宴会参加者的森严的等级身份。而《渔父》则主张“饮酒乐，不选其具，处丧以哀，不问其礼”，就强调饮酒、处丧的情、性在乎于天真，而不是礼制，况且制作酒礼限制饮酒本来是维持秩序，但结果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庄子的结论就是无为，以礼饮酒纯属多余。
庄子学派的饮酒观念，是中国酒文化史上与《诗经》、孔子等为代表的中原礼乐文化为核心相对立的一种新的饮酒文化观念，在考察整个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整个中国饮酒文化观念时，独不能不谈庄子，而且每次谈起他都会让我们轻松而充满乐趣。
选自纪录片《中国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