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摘要: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和方法是“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做是教和学的中心。 “知行合一”与“教学做合一”都强调做,即行,“教学做合一”是“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应用和发展。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在对“知行合一”的批判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关键词:知行合一 陶行知 生活教育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部主任、全国教师用书发行协作会理事长张圣华先生在为《陶行知教育名篇》写序时说:“一个没有读过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呢?”[1]然而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只知道陶行知先生其人,而不知道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教育方式要显得更容易一些。而“知行合一”就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钥匙,认识了“知行合一”就可以进入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世界。

一、“知行合一”由王阳明首次提出

大凡讨论知行关系,想要建立知行观的人必有一个动机,那便是“行”。“行”是“知”的归宿。陶行知先生研究“知行合一”,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他是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朱熹提倡的“知先行后”,其也强调“行”。只可惜,朱熹所推崇的认知方式——“格物”,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使人不能行动。按照此法去实践的人终日只在书本上遨游,以至于终身不能行动。

明代中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先生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能行,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亦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2] 。王阳明先生认为造成知而不行的原因是知行分离的认知方式。 “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足下但以此细思之,当自见,无徒为此纷纷也”[3] 。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一种知行互动的认知方式,是致良知的手段。其目的是获得真知去指导行动而后又获得真知,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先生对中国思想理论的独特贡献,然而它始终只在致良知的阶段,他所说的“知”、“行”统一于人的内心活动,这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也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还不够彻底。

二、“知行合一”指引陶行知走上教育之路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近郊的小村庄, 1910年,陶行知先生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他开始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信奉“知行合一”。他还将自己的笔名取为“陶知行”,目的就是为了发愤求知。陶行知先生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4] 。这其实就是陶行知先生用他所信奉的“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表达。因此说,正是由于陶行知先生认识了“知行合一”,认识了教育的功能,才使得他走上教育之路。

1914年秋,陶行知先生自费赴美留学。在此期间,他师从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杜威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范金豹先生在《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中写到:“实用主义哲学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5] 。王阳明先生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杜威先生对知行关系论述之后讲:“从做中学”。“从做中学”强调的是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这点是王学与杜威之学的不同之处,可他们都注重“知行合一”。由于曾师从杜威先生,所以此时的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又多了一层认识。1917年,陶行知先生留美归国之后正式改名为“陶行知”,并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至此,陶行知先生真正的走上了教育之路。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

随着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认识的深入,其教育思想也在逐渐的成熟。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之后,提倡实用主义。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到处碰壁,使得他认识到了杜威先生的洋教育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要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教育。于是陶行知先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先生在《什么是生活教育》里说:“‘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杜威先生的“學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绝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先生还曾给生活教育下过定义,“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 ‘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 ‘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6]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活”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点,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的独特贡献,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发扬开来 。

四、生活教育理论是对“知行合一”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先生针对知行分离的认知情况而提出的一种知行互动的认知方式。杨国荣先生说其过程是通过本然之“知”指导“行”而获得明觉之“知”。明觉之“知”即王阳明先生所说的“真知”。王阳明先生认为“本然之知”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理。因此,他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所以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里虽然有行动的因素,但它只停留在致良知的阶段。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在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深刻的认识之后而形成的。起初,陶行知先生也认可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直到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实践碰壁之后,他开始对知识的源头进行新的思考,并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对王阳明先生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这正是他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关于知识源头的观点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得来的。

生活教育的教育方法之“教学做合一”的中心是“做”。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做合一》里写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他在《在劳力上劳心》中又说:“昨天我讲<教学做合一>的时候,曾经提及‘做’是学之中心。那末我们必须明白‘做’是什么,才能明白教学做合一。盲行盲动是做吗?不是。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 “教学做合一”不是停留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阶段,它是在“行动”的阶段。“教学做合一”是从“知行合一”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因此,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在对“知行合一”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知行合一”奠定了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陶行知先生通过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认识,使得他走上了教育之路,并通过对“知行合一”的 批判、继承和发展,进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之改革事业奋斗终身。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知行合一”,认识“生活教育理论”,学习陶行知先生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便日后为中国教育尽自己之精力。

参考文献:

[1]方明. 陶行知教育名篇[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2]王阳明著、王学典编译. 传习录[M].蓝天出版社,2007.

[3]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等编译.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陆建非. 陶行知教育名著(大学生读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5]范金豹. 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N].中国教育报,2004-10-14.

[6]陶行知.行知教育论文选集[C]. 原载于1943年4月.

作者简介:游青明 男 籍贯:江西赣州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级研究生 导师:欧阳恩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研究方向: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