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期间，《抗战文艺》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除了译介多国文学作品外，还在译介理论方面做了相关探索，并将中外文学交往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刊物。
关键词：《抗战文艺》 外国文学 译介 交往
《抗战文艺》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其主要目的是团结抗战时期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抗战文艺》上刊登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作品，刊物主要涉及前苏联、西班牙、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坛状况和文学作品，同时也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交往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刊物。
一、期刊基本情况
《抗战文艺》于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汉口，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编辑，自1938年10月8日起，《抗战文艺》编辑部迁至重庆，一直出版发行到1946年5月的第10卷第6期。经彭玉斌考证，《抗战文艺》一共编辑了正刊74期，相对独立的特刊共6期。因有两期正刊未能印刷出版，一共出版发行了78期。{1}靳明全认为，《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国统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期刊，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和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
曾经是编辑者之一的孔罗荪认为，《抗战文艺》是当时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从创刊到终刊，《抗战文艺》始终活跃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时期，无论是编者、作者，还是帮忙印刷的排字工人，都是《抗战文艺》能得以连续出版的重要保证。编辑者之一的蒋锡金认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主要在于团结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培养和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队伍，保卫和巩固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推动并繁荣文艺的创作、演出和翻译，沟通与国外同情并赞助我国抗战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联系。{3}《抗战文艺》作为其会刊，特别关注各种文艺发展动态。每期都会有文艺动态的相关报道，有常规的《文艺简报》，也有专题活动报道。
孔罗荪还提到国民政府审查机关对刊物出版的审查细节，有直接垄断印刷厂阻止印刷的，有千方百计将他们认为和革命有关的原稿滞留在审查机关以拖延发稿日期的，也有直接在原稿上进行检查删除的。对于删除的文字，刊物可以加上一个“略”字，或者留白。但后来就不允许这样“开小天窗”，必须把断掉的文字联排下去，至于文字不通也不管了。{4}由此可见当时出版情况的艰难，编辑者们都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证刊物的正常出版。
二、文学作品译介情况
关于《抗战文艺》对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主要以前苏联和法国为例作简单介绍。
前苏联方面，和苏联文艺家及整个苏联新闻和文化出版界一样，中国文艺家及整个新闻与文化传媒界，也以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向中国的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持续、大量地译介苏联的文艺及各类政治文化作品。其中，在文学的译介方面尤偏重于小说和戏剧作品。{5}在第2卷第11、12期合刊中，刊登了高植翻译的M·Brovin的原载于1938年9月12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上的《托尔斯泰110周年诞辰纪念》一文。《抗战文艺》出版这期合刊的日期是1938年11月26日，译介的时效性高，仅间隔两月多。第4卷第3、4期合刊中，有3篇关于高尔基的文章，一篇是戈宝权的《高尔基与中国》，一篇是蓬子的《在抗战的艰苦阶段纪念高尔基》，另一篇是叶以群的《高尔基给予我们的启示》。第4卷第5、6期合刊中，刊有铁弦翻译的苏联作家V·古谢夫的《苏联之歌》。
在第9卷第5、6期合刊中，唐旭之译介了戴雷季埃夫的《战时的萧洛诃夫》一文。文中对萧洛诃夫有一个基本的评价：“《静静的顿河》与萧洛诃夫较后期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曾使我们熟悉俄罗斯人民——军人们与建设者们——他们正在走进那为革命、内战与集体耕作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时代。”{6}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比较文学意识，选取作家在某一段时期的表现来进行分析，将此段时间的主要作品和他整体时期的代表作进行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入研究一个作家的风格和特点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和苏联文艺界的交往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抗战文艺》中，刊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布的《致苏联文艺界书》，强调苏联的文艺学习经验和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活动的重要影响。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在《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抗战前后中国文学在苏联》的论文。文章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苏联的情况，以《真理报》和《国际文学》为例，列举了被译介的诸多中国现代作家和一些军人写作者的作品。
法国方面，第6卷第3期上发表了金满成翻译的法国作家阿笛勒作的欧战报告文学《休假十日》。第9卷第5、6期合刊里，发表了《论红与黑》一文。第9卷第3、4期合刊里，发表了李青崖翻译的法国人杜哈美尔的散文《我们见天儿的面包》，以及侍桁翻译的勃朗台斯论文的《论斯丹达尔》。
在《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合刊中，推出了“怀念罗曼·罗兰”专辑。有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写的悼词《悼念罗曼·罗兰》。刊物大密度地刊载了一系列和罗曼·罗兰有关的文章，包括茅盾的《永恒的纪念与景仰》、萧军的《大勇者的精神》、焦菊隐翻译的原载于《法国文学》的法国阿拉贡的《罗曼·罗兰》、焦菊隐的《从人道主义到反法西斯》、孙源的《敬悼罗曼·罗兰》、冷火编的《罗曼·罗兰年谱简编》等文字。
此外，第7卷第2、3期合刊里，发表了任钧的《略谈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日本文坛》一文，论述了前进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窒息、战争文学的流行、农民文学的隆盛和目前的情况和动向等几个方面。第2卷第9期上还刊登了《意大利法西斯蒂在瓜达拉哈拉的遭遇——西班牙日记》一文。
除了上述一些主要国家文学译介外，还有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值得特别强调。第6卷第1期上，有一篇梁宗岱翻译的歌德诗歌《穆罕默德礼赞歌》，还有张秉铎翻译的埃及人陶斐克哈肯作的《伊朗（波斯）诗人费尔岛西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抗战文艺》能做到如此全面的译介，实属难能可贵。
三、文艺理论译介情况
编辑者之一姚蓬子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翻译抗战文艺到外国去的重要性》。文章基于抗战利益和文化本身的原因出发，认为文协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将优秀的抗战文艺介绍到外国的文艺杂志上去。他举例美国杂志《新群众》就非常盼望能够常刊登中国的抗战小说，还提到美国书评价和中国作家合作翻译关于抗战小说在美国杂志发表。世界文学的交往是相互的，既要有译入，也要有译出，这也是文学交流的本质所在。
戈宝权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加紧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工作》的文章。他认为：“翻译和介绍外国文艺的工作，从抗战一开始时就显然地退了步，一直到现在还可视为是最弱的一环。这其中如许多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外国书报杂志的购置不易以及从事翻译工作者的生活不安定等，俱形成了翻译及介绍工作退步的原因。”然后，特别提到了美国、前苏联和西班牙三个国家的文学在抗战期间的译介状况。他特别强调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尤其有积极翻译及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必要：“为了丰富我们的文艺作品写作活动，像苏联以内战及反军事干涉为主题的作品，以及西班牙两年来英勇斗争中产生的作品，更有介绍的必要。同时促进中苏作家与中西作家之间的友谊，以及把我们的作品介绍到苏联和西班牙去，也是我们的当前的工作。”{7}
此外，还有一篇署名“猛”的作者写的《关于翻译作品到外国去》。作者担心外国人对于中国抗战的误解，于是提倡做些翻译工作。作者特别强调译介内容的问题，他认为翻译的重点是抗战文艺，表现我们抗战生活的作品。总体来说，在同时代的各类文艺期刊中，反映中国抗战生活的抗战文艺作品并不少见，但被译介出去的作品却相对较少。
马宗融还提到阿拉伯文学译介到中国来的重要性，他在《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一文中讲到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的目的时，“以引动国人之关心东方古国文化者及从事阿拉伯文研究的回教同胞对于阿拉伯文学去加以注意的兴趣，俾得产生如顾颉刚先生所希望的回教‘优秀文学家’，不特使阿拉伯文学作品大量地介绍到中国，给我们正在转化，需要着外来新鲜空气培养的新文学以更新鲜的影响、更强烈的刺激。”{8}
厄尔·迈纳说过，“解释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建立在事件的连续性的基础上”{9}。《抗战文艺》在译介方面对中外文学交往所做的贡献，是解释的一部分，也是比较诗学的一部分。综观战时10卷《抗战文艺》，对于外国文学译介，对于中外文学的交流和交往，编者、作者和译者们都做出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文字和刊物有时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一个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战时《抗战文艺》在某种程度上，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
{1} 彭玉斌：《<抗战文艺>的版本问题》，《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第200页。
{2} 靳明全：《重庆抗战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3} 锡金：《武汉时期的<抗战文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第346页。
{4} 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第205页。
{5} 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397页。
{6} 戴雷季埃夫：《战时的萧洛诃夫》，唐旭之译，《抗战文艺》1944年5-6期合刊，第21页。
{7} 戈宝权：《加紧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工作》，《抗战文艺》1938年第3期，第35页。
{8} 马宗融：《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抗战文艺》1940年第1期，第59页。
{9} [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