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答问录

三、在中宣部工作的前七年(上)

(1980——1983)

李:现在,请谈一谈您到中宣部任职以后的情况。一般认为,从您参与文化部的领导工作,直到中宣部工作后的这十多年,是您一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在那之前,人们主要把您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看待,从您的作品认识您,在那之后,人们更多地把您看作一个思想文化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您的讲话、观点和倾向性认识您。而您在文化部,特别是到了中宣部以后的那些年,又正是思想文化战线情况非常微妙复杂的十年,您在中宣部又恰恰是分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这样,那些年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重要事情、敏感问题,就都牵涉到您,与您有关,您也就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敏感人物。一方面,有相当广泛的干部和群众支持您称赞您,另一方面,对不起,我直话直说了,关于您的传言、流言甚至是谣言,也相当之多,不仅在文艺界内外传播,还经常在海外的媒体上传播。贾漫在《诗人贺敬之》那本书里面,把你的那一段工作经历称为“风雨十年”。为了方便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请您先简略概括地谈一下“风雨十年”期间的主要情况,或者说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好吗?

贺:好的。我是1980年7月从文化部正式调中宣部任职,1987年10月离职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之后。

根据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的新情况,中央要求,在坚持解放思想,继续批“左”、批判“两个凡是”,继续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要重视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突出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要求在反倾向问题上,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以后,多次对思想战线发表谈话,耀邦同志在初期,也注意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决议精神。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7年,中央决议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到1989年“六四”之后,小平同志指出,“六四”教训,主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以上这些,就是十多年来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斗争的历史背景。

李:就是说,这十年间,风风雨雨,很不平静,是“多事之秋”啊。您在中宣部的工作,实际是分为两个阶段吧,中间有一段您离开了中宣部。

贺:1980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开始是协助周扬同志,他也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1982年4月,周扬同志任顾问,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艺就是我来主管了。一直到1987年10月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离开中宣部,这是七年。1989年9月,中央又要我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到1992年我辞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三年。前后两段加起来,我在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恰好工作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也真的是“风雨十年”了。

李:这十年里边您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文艺界内部乃至在全国都沸沸扬扬的事情。您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重要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一下吗?

贺:好的,根据我的记忆,我尽可能多地谈一些材料。在某个问题上,我所谈的,可能跟有的文章里面介绍的不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是以事件的亲历者的身份,以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来介绍事情的真实情况。

1.文艺总口号的调整

李:首先一个,想请您谈一谈文艺总口号的调整问题,也就是“二为”口号的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在你到中宣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贺:是的,那是从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文化部工作。在小平同志的祝词草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得知胡乔木同志向中央提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乔木同志的这个意见,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并且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讲的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十分拥护这个意见。与此同时,周扬同志在那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也把原来草稿中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删改掉了。

李:也就是说,从四次文代会开始,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了,但是,邓小平只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与后来的新口号相比,在表述上还 不够完整。那么,新口号的完整提出是在什么时候?用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在文艺界内部有没有争论?

贺:在四次文代会和文代会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对如何形成新的口号,还在继续征求意见。中宣部在王任重部长主持下,开了几次有思想战线各方面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上会下,意见都不大一致。有人表示,还是应该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戏剧界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同志,还情绪激昂地直接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意见。另外还有几位当时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同志提出,只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提出文艺为什么服务的问题了。此外,中宣部理论局还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发了言,后来那篇发言稿整理成为一篇文章。

李:就是《贺敬之文艺论集》里边的《谈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那一篇吧?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

贺:对,那是我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个发言的最后部分,我对作为完整的总口号应该怎么提,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和建议:“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

1980年2月,在我主持剧本座谈会期间,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到这个问题时,耀邦同志插话说过:是不是可以简化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就可以了?我表示同意这样的简化,但同时也向他建议,可否考虑再加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久,我调到中宣部以后,又向王任重同志提出了同样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