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雁塔，韩东写道，“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言下之意，对一些我们不能深入其中的事物，还是沉默闭嘴的好。可是有关下放地，韩东似乎有无穷的话要说。
“我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长篇小说《扎根》中的这句话在该书的前言、后记以及相关访谈中反复出现，像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XX”一样顺口、一样自然。每当韩东谈到自己，谈到自己的生活，这句话总会第一时间出现。
时间倒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的韩东，被大家认可的身份还主要是个诗人。他在一首名为《叙事》的诗中，对他年少时下放的生活有比较集中的描写：
披红挂绿的车队驶过大桥
锣鼓喧天拍打着江面
六口之家奔赴它未知的前程
葬礼和婚礼同时在冬天举行
下放的家庭和土地结合
孩子们翻开了田野的书页
被触摸的牛——我的屬相
它的真实胜过一根皮带
我们是外来者，第一批落户的人
我的种族有赖于我是一个男孩
提亲的队伍络绎不绝
大队书记的千金
该不会辱没老韩家的门第
……
这首诗一如韩东其他的诗作，客观、节制、平实，但里面却蕴藏了大量的信息：关于下放的具体情况，对这段生活的大致认识等等。可以说，韩东之后的关于下放地的书写，其内容与主题几乎就是在这首诗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扩充、深化和展开。
下放地在韩东作品中的位置
1995年，韩东的第一本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收录了韩东的28篇小说，创作时间从1989年到1994年。通过这本小说集，大致可以看到韩东开始着手小说创作后其学习与探索的最初轨迹。
他的关于下放地的小说书写应该从1991年的《描红练习》算起。这个短篇十分详细地叙述一家人从城里到下放地的经过。接下来的1992年，韩东陆续创作了以下放地生活为素材的《母狗》《田园》《西天上》。其中《母狗》和《西天上》写知青在下放地的命运，《田园》写下放干部被隔离审查。以上小说后来都成为韩东长篇小说《扎根》（2003年）的重要章节。小说《扎根》写作家老陶1969年率全家由南京下放苏北农村的一段生活。他们企图在当地扎根，打万年桩。最后，却由于各种原因又离开了那块土地。小说的题材明显见出韩东个人生活的影子。
前面提到，韩东的第一部小说集名为《树杈间的月亮》，这个名字取自集内的一篇同名小说。但韩东对这个名字十分不满，他原本拟定的书名是《西天上》——这是这本集子中另一篇小说的标题，该小说被置于该小说集压轴的位置。出版社未征得韩东本人同意便更换了书名。对此，韩东气愤不已，指责出版社的行为是一次“对作者的强奸”。其实这部小说集中关于下放地题材的比例并不占优势，但韩东选择一篇写下放地的小说作为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一题材的看重和它们在他创作中的分量。
时隔12年，2007年，韩东终于出版了小说集《西天上》——此举仿佛圆了他的一个梦似的。除了《西天上》，这部集子还收录了韩东关于下放地书写的质量较高的作品，共16篇。其中有7篇已收录在《树杈间的月亮》中。可以说，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下放地之书。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又说，“有关下放的小说我还会再写。”下放地的生活对韩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与乡的思考
其实“下放地”这一说法是政策性的，它只对有关“下放”这一政治行为的人员才有意义，而对当地农村人或被迫成为下放地的居民来说原本根本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当韩东频频使用“下放地”这一指称时，潜意识里便是在提醒自己：我是个外来者。
在关于下放地的长篇小说《扎根》中，仅仅从第一章节我们就能感受到叙述者看待下放生活的立场。比如谈到上厕所。“三余人一般是在园子里埋一口粪缸，三面用芦席或玉米秸扎一道本人高的篱笆，上厕所的时候便蹲在里面。粪缸前没有篱笆，无遮无拦，一面出恭一面可以向外面张望。”而来自城市的老陶家虽然也在园子里埋了一口粪缸，但那是倒马桶用的。他们在屋内上厕所，使用痰盂。虽然这件事情做得很隐秘，但“老陶家人的秘密最终还是被村上的人发现了”。三余人惊讶于他们在屋里上厕所，“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卫生”。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的：“可见，仅仅是在如何上厕所才是卫生的这样的事情上，老陶家人和三余人的分歧就很明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通过这些叙述，我们不难看到：城市/乡村的对比，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意识一直悄悄地贯穿在韩东关于下放地的小说当中。但，韩东毕竟是韩东，这种常见的城乡二元对立到了他笔下也会多多少少跟别的作家不同。
以韩东非常重视的一篇《西天上》为例。为了摆脱当地人的提亲，知青赵启明选择和同样是知青的顾凡谈恋爱。赵启明绝不会同某个贫下中农的女儿谈恋爱，因为“和这块土地联姻的危险使他不寒而栗。”当上民办教师后，他更是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脚再踏上杨庄的土地了。”他看不起乡下人，只和下放干部家庭来往。同样下放自南京的学生小松成了他的忠实听众与伙伴。他们用南京话彻夜长谈。一般作家写到这里也就打住了，也就是将知青赵启明的地域身份认同建立在南京/杨庄，城市/乡村的二者对立之上。而韩东在小说中，对这一问题的呈现显然并没有停留在如此简单、浅显的层次。除了想离开杨庄这个鸟不拉屎的乡下，这个被时代环境所困的知青赵启明还怀有更大的梦想——去美国。他告诉小松：“从南京到杨庄来的人都知道杨庄是乡下。从美国到南京，南京就是乡下了。你说乡下好还是城市好？”①赵启明的言外之意是他可是胸怀美国，放眼世界的人。写到这里，城市/乡村对比的范围一下就被扩大了。韩东的眼光并非局限在南京/杨庄这样具体的城乡对立中。这种对立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跟美国相比，由于参照系的变动，南京的身份就不再是城市，转而变成了乡村。韩东关心的问题，毋宁说是结构性的、原理性的。同时，它也就跳出了知识分子/贫下中农——那个时期人的政治身份认同的范畴。正是在这些幽微的地方，韩东显露出其独特的思考。而这样的处理并非偶然。
在韩东另一篇写女知青的《母狗》中，当女知青小范被当地人奸污后，当地女人的态度是“反正和城里女人睡觉不吃亏，睡一个赚一个，睡一次赚一次，不睡白不睡。”“我们的男人要睡他们的女人，我们的女人不能让他们的男人睡。”一般的作家写到这里就止住了。因为当地人的态度已经明显，知青的困境已经构成，而两者沟通之无望正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此时，韩东却插入议论：“时间向后二十五年，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土，这种论调即变成‘和外国女人睡觉或娶她们为妻是爱国。反之，被老外睡或娶走了就是卖国’。看来性关系上的爱国主义是由男人来执行的。”②这里，韩东的思想没有局限在下放知青与当地人的表面的对立上，来渲染与加深某种仇视与敌对，以致使自身和读者被情绪带入过深。而是，通过制造一种距离感——“时间向后二十五年，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土”而使自身和读者从故事情境中及时抽离出来，抓住乡人论调背后的逻辑来客观地分析当时乃至现时的現象与问题。韩东理性的态度、其描写对象与欲表达的落脚点之间的距离可见一斑。另外，诸如“看来性关系上的爱国主义是由男人来执行的”等调侃语句又弱化了批判、诊断的意味，使小说行文更为内敛。
下放经验对韩东的教育
当然，下放的经历，那个年代的知青都有。许多知青作家都写过同类的题材。但是，韩东的下放经验与一般知青不同。
首先，有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韩东在书写这段历史时采用的童年视角。大谈该角度如何特别，如何消解了一段惨痛的历史。这种忽视作者具体的历史的客观条件而夸大作者主观因素的做法并不罕见。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当人们赞叹于他的仰拍视角与固定机位时，他自己却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拍，最直接原因是方便使然。回到韩东。之所以在关于下放的小说中多采用儿童视角，难道一个实质性的原因不是因为韩东在随全家下放的时候只有8岁，本来就是个儿童吗？因此，与其说他故意用童年视角去“重新打量”那段历史，消解那段历史，不如说他只是如实地写出那时那地可触碰的生活。正因为是儿童，韩东并非处在时代的荒唐/绝望的中心，成为卷入颇深、负担沉重的主角。他只是处在边缘，有距离地感知那些人事激荡起的波纹。
其次，由于成长寂寞，突如其来的乡村生活扩大了成长期的少年的眼界，给他原本狭隘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一般的知青小说，因为与叙述者自身前途、命运关系得紧，所以在下放当地的生活中，若说他们得到了更深的认识与教育，这认识往往是人事方面的。这些人既包括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也包括别的下放人员，也包括他们自己。但总的来说，大致纠缠在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与命运中。
郜元宝先生曾指出：“当代江苏作家从汪曾祺、高晓声、苏童、叶兆言、顾前直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后来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但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卑微，人的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他们直率地写出被假道学的主流文化掩饰的这种独特的真实，满有宽容与怜悯。”③其实，不如将这份名单再往前延伸一些。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的鼻祖——沈从文。
在对韩东的阅读过程中，有好些使我想起沈从文的地方。例如，在谈到在苏北农村的童年生活时，韩东说：“这段生活对我还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宝贵。重要之处就在于使我与大地有了某种联系。人是自然之子。农村生活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使我与自然、与大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了解和交流。特别是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伴随我的成长，因而更为重要。城市的夜晚虽然华灯齐放，但有人甚至长到这么大都没有见过银河，真是太可悲啦！这是很壮丽的景色。忽略这些也造成了一代人欣赏趣味的低下。他们不习惯于长久稳定，平静而深邃的光芒。”沈从文则说：“从冷静的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他们都从自然中得到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的视野。
又如，当评论家向韩东们索要“深度”“理想” “精神”“价值”等东西时，韩东反驳说，他的写作“不是价值意义的取消，而是它的悬置。它不相信任何先入为主的东西，不相信任何廉价得来的慰藉，不以任何常识作为前提。”这和倔强的“乡下人”沈从文当初回应批评者的“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就是不给他们！”何其相似！
当然，就出身与背景来说，韩东与沈从文的差异是明显的。沈从文本来就出生于偏僻的湘西，身上还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他自称“乡下人”，自卑也好，自傲也好，至少从表面上看，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确定不移的。而韩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出生在红色的中国/父亲是纯洁的革命者”。这个本来与自然无缘的城里人，因了时代的关系，有了一段“寂寞的乡村生活”，从此，对城里人的身份变得动摇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一般城市中人不能一样了。
在短篇小说《下放地》的开头，韩东这样写道：“一般很难看出卫民是哪里人，河南或者浙江，或者广东，或者是大概念上的南方和北方。为此卫民似乎很自豪。他常说‘我是世界公民。’似乎一旦看出是哪里的人，这个人就有了局限性。在填履历表中籍贯一栏时卫民更是随心所欲，一会儿是湖南长沙，一会儿是陕西武功，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填目前的户口所在地。不过也有几次卫民填上了共水（该小说中的下放地的名字——-笔者注）。”这篇小说虽也有韩东一贯擅长的反讽。但我们必须挖掘出其中含有的情感真实。抛开韩东在里面所“不自觉”地反讽的那种虚假做作的情绪，从卫民身上看出他对下放地的真切眷念。就像，我们不能因《雷雨》里周朴园过于夸张的怀念姿态就否认他曾经爱过梅侍萍的事实一样。
韩东也好，沈从文也好，抛开他们对自然感受的程度的差异，我想可以把这样的人称为“感受过天空与土地的人”。这样的人与没有感受过天空与土地的人的爱憎、对日常事物与现象的关注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1985年，韩东写有一首著名的《温柔的部分》：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
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
至少我不那么无知
我知道粮食的由来
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
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而早出晚归的习惯
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
只是我再也不能收获些什么
不能重复其中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
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④
这里的温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细腻柔情，而是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与观察世界的方式。“不那么无知”和“解脱”从理解中来，终将导向快乐。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宽容的、学着接受的眼光和态度。这种“温柔”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下放时期接近自然的乡村生活。下放地的生活给了处在成长关键期的韩东一个领教自然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的成果将会伴随作家的一生。
政治中的荒诞意味
对下放地经历的重要性，韩东自己是领会得很深的。关于上文提到的“温柔的部分”，韩东认为“这是从正面谈及这段生活”。紧接着，他还补充说，“若是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对于我它还有另外的收益。”至于这另外的收益具体指什么，韩东没有继续展开。他只是简单地提到“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寻根，寻找他的艺术根据，寻找家族历史。这些东西大概都属于文化范畴，对于我意义不大，也从来没有过共鸣。我是被抛到那个地方去的，具体的地点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他强调了下放生活是当时政治政策的结果。他们一家，是被“抛入”了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生活，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状况，显然不可能是单纯而美好的。
对于这段怎么想也不会太妙的下放地的生活，很多时候，韩东却喜欢用“田园”一词来指代。例如在《叙事》一诗的结尾，韩东写道：“当尸布将那人像婴儿一样裹紧/烈焰的红舌就蹿出了爸爸的口腔/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北上/并结束了身后的田园”。田园，当然是个美好的词汇，带有浪漫的色彩，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但无论怎样看，这首诗里面许多关于不幸的叙述与最后作为收结的“田园”一词都不太搭得上边。
更明显的例子是那篇标题就叫作《田园》的短篇小说。一般读者看到这个题目总会以为这是一篇优美的、抒情的，关于田园牧歌的作品，读下来才大呼上当。因为它非但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还是痛苦的、委屈的、压抑的，甚至最后还呈现为某种血淋淋的现实。这篇小说讲的是下放期间，下放干部一家的女主人洪英一天被通知去公社邮局领取包裹，谁知领取包裹只是个借口，她有去无回——被隔离审查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们家养的狗小白。洪英一去三个月，家里大人愁容惨淡，孩子小松却只关心丢失的小狗的下落。后来洪英回来，却因为政治上的问题还没弄清楚而被剥夺读报纸的权力。小狗下落不明，它在小松的梦境中呈现为一张还带着温度的狗皮。因为饥饿与贫穷，当地人有捕食狗的习惯，最后的梦境可以说是小松对现实紧张的反映。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家破人亡的威胁，温存梦境的破灭以及潜在的不安，这一切与“田园”二字相去甚远。“田园”只是一些人——比如不懂事的孩子——的一厢情愿，或是大人们安慰自己与家人的谎言。因此，我们明白，在韩东的笔下，“田园”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反讽。但在韩东，这种反讽又不是自觉的。他说：“我的小说不是描述田园牧歌的，也不是怀旧的，甚至它也不是一个少年人单纯的成长史。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在我有关下放的小说中都有，但它们不自觉地形成了对以上主题的反讽。我说‘不自觉’，是指它们并不是出于美学思考的颠覆行为。”韩东的不自觉表明了他颇客观的立场，至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赖于读者在阅读中细细地咀嚼和体会。
仔细阅读韩东的下放地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就算是在天真的儿童中間，也多多少少有些“残酷”的部分。在小说《田园四章》中，“农民的孩子全都赤脚上学”，只有下放干部的孩子，来自城市的小涛穿了一双雨靴。班上同学的头头常好、传日问小涛借雨靴穿，小涛不肯。在被传日拧胳膊弄哭后，终于不甘心地脱下了雨靴。为抗议他们的强盗行为，小涛脚不沾地，坐在课桌上，准备等老师来主持公道。常好、传日在劝解无果后，架着小涛出了教室，在雨中将他带到一条浅沟中，扔在一泡大便上。雨靴事件后，小涛显然成长了不少。在他因近视准备戴眼镜去学校之前，他先去常好家找常好和好。他“将糖果、桃酥掏出来”给常好吃，并“吸取了上次不借雨靴的教训”，允许常好戴他的眼镜玩。这样做的结果，小涛总结道：“我被别人叫作四眼狗，除此之外他们对我秋毫无犯。多亏了常好的保护，主要还是我策略上的成功。”这样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当成童年趣事，小孩子间的打闹来读。但城里孩子因作为外来者的无助，被迫与同学“搞好关系”的无奈也从貌似平淡的叙述中透出几分。小涛的身份认同其实还是在城市一边。因此，纵使他可以一时倚靠同学的保护表面上化解冲突，但实际上，由“异类”引发的排斥与敌意却始终存在。韩东说过，“我们是作为外来人来到苏北的，父母是国家干部，受到政治迫害。外来人、坏人、城里人这三重身份造成了某种异己的感情，这些情感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说在《田园四章》中行贿同学的手法还相当成功的话，到了《西天上》，则因小松“不能放弃和赵启明的特殊关系”而受到牵连。为躲避同学的欺负，小松最后不得不转学。这样看来，这些不动声色的叙述的底子里又有一些寂寞的伤痕。
通过对这些与政治相牵连的人事的书写，我们能够看到韩东思想中对命运的感知和认识。他的对世事无常、造化弄人的理解从哪里来？这大概与他对生活的理解有关。韩东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对生活的理解。他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生活在此处。它不是你主动追求的那种，恰恰是你不得不接受的那种。正因为你不得不接受（它的不可选择）才显示了它的严重性。从根本上说：生活就是一种命运。”它既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候就呈现出荒诞甚至可笑的面目。《扎根》一书中，最荒诞的事情难道不就是整个扎根过程本身吗？老陶一家费尽心思、千辛万苦要在三余扎根、打万年桩，最后却统统离开了三余。在老陶的追悼会上，省委宣传部的于部长也好，那些追忆和怀念文章也好，对“老陶率领全家下放的事只字未提”。于是，他们在下放地三余的一切努力、一切考量似乎都白费了。“三余，长达六年的扎根生活，就这么被轻松地抹掉了。”简直虚妄得可以，荒诞得可以。
但韩东不因此而心生怨恨，愤愤不平。他把一切吞了下去，从胸中吐出的是一些真实的碎片，其中纠结着复杂的情感。表面，则是平静的。长篇小说《扎根》，虽然对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和时代环境有所涉及，但小说的最后，也就是整个故事的落脚点，是小陶对自身的确认与寻找。
注释：
①韩东：《西天上》，收入《树杈间的月亮》，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②韩东：《母狗》，收入《树杈间的月亮》，作家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③郜元宝：《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6期。
④韩东：《温柔的部分》，收入《白色的石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版。
⑤[加] 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