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下中共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摘 要】新时代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多重价值,也正是由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党史研究需要在坚持科学性原则、党性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这几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党史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注重从传统的史学研究转向从“新史学”的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从而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具学术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原则;方法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由此可见,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中共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十分丰硕,党史研究也处于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但在党史研究成绩显著的同时也遭遇着像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一系列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史研究应坚持正确的原则导向,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党史研究方法,从而提升和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中共党史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既属于历史学又属于政治学,它既具有學术性又具有政治性。由于党史研究的目标和对象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并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需要建立在科学性原则、党性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这几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

(一)科学性原则

中共党史研究需要遵守科学性原则。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党史研究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理念并具体落实到党史研究的实际过程中。对历史材料、档案资料、书籍文献等历史载体应该客观地去分析与研究,不应主观臆断和随意猜想,要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等历史研究的对象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对党史对象进行研究时应该将其放在当时所处的背景和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衡量过去,也不能用现在的定义去解释过去”。

历史的发展是连续不断地、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对中共党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并不代表党史的各个阶段是孤立的、分开的、没有联系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是前一段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例,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家的一切都焕然一新,从而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隔绝开来,而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党和国家的运行的一系列机制体制、人民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地改变,因此,对党史的研究不能完全把历史割裂,忽略了历史的延续和发展。

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和评价应该“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成功经验也要看到中共所经历的失败与挫折,以史为鉴、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对中共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一些失误和挫折,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不能以中共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失误而否定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应该重视历史发展的本质,抓住其主流主线,不能只执着于中共的失误,而忽视了中共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国家繁荣和富强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二)党性原则

政党是属于政治性的团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应忽视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对触及一些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党史研究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但对毫无历史根据的研究都应该遵守“历史决议”的界定。

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所验证的科学的真理。只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代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历史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以及吸收宝贵经验。

当前存在着一些党史研究者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误导,不仅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反而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历史根据地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与现象。这严重歪曲和破坏了党在学界乃至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始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解决问题。

(三)创新性原则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应该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寻求突破,从而渡过当前党史研究的平台期,例如党史研究的内容还有待深入挖掘、研究方法还应该不断创新、研究视角还需要拓展等等。

党史研究的创新需要更新思维方式,打破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树立理性和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而寻找出党史研究的新的视野和突破口。历史是复杂而又丰富的,中共党史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党史研究内容进行拓展与深化,不仅注重中共上层领导人以及政策、制度的规定,还要注意到基层社会的大众以及各项政策、制度落实到下层的具体情况,挖掘与还原历史复杂的面相也是党史研究的创新。

党史研究需要不断更新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需要从传统党史的“宏观研究”转换到“微观研究”、从“上层政治”的研究转移到“基层政治”的研究、从“传统史学”更新到“新史学”的研究等等。在继承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历史研究新的方法和范式,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例如从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党史,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党的领导人以及社会大众的心理状况,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党史等等,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研究方法。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方法

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注重对中共党史进行宏观式的历史叙述,并且沿袭着传统的“革命史”以及“现代化”研究范式,且较多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革命史”研究范式强调“近代中国就是中国人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命运进而强调近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是革命。”而“现代化”研究范式则主张用现代化的视角来对中共党史进行审视。传统党史研究注重“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对中共历史的叙述简单化、概括化,没有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忽视了对历史的复杂面貌进行还原,对中共与底层民众的互动、中共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阻碍以及对底层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研究还远远不够。

传统中共党史的研究注重对中共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文献以及重大理论等上层政治进行研究,而对底层普通个体、普通群体或者区域地域等下层微观社会的研究不够。传统党史由于历史研究的惯性注重对党史党建等政治史进行研究,而忽略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连的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

由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固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党史研究的多元化与时代性,因此党史研究的方法需要跳出传统党史研究的固有模式,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促进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使之不断符合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从而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当前党史研究的学者们已经注重运用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例如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新史学”的逐渐兴起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传统的史学研究转向新革命史、新社会史、新思想史以及新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并且学者们较之以往也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法的运用。以下笔者就对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中学界运用比较广泛的一些新方法进行分析与探讨。

1.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

社会史研究注重对微观底层社会的研究,注重对基层社会的政权建设、经济状况、思想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进行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史研究更加强调党和国家的机制体制以及方针政策在底层社会的运作时态、中共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以及民众对各项政策方针的反映等等从而展现社会历史的复杂面相。因此,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有利于促使研究材料的丰富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从而展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凸显党史研究的真实性。

如岳谦厚的《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一书是典型的以社会史为视角对1937~1949年华北以及陕甘宁根据地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克服了传统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以宏大叙事为主的固有模式,运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和一手材料,以新社会史和新革命史的全新视角对边区的基层乡村领袖、基层干部体系和干部待遇、劳动英模运动、地主经济和中农经济、土改实践与整党以及女性婚姻问题进行了专题式的研究与探讨,展现了边区基层社会的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土改政党以及妇女解放等边区普通民众的生活时态,还原了社会历史的复杂面貌。

再如,李里峰的《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一书对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干部群体、组织效能以及党政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作者将研究视角从制度层面转向制度运作层面,从上层研究转向下层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主要从党的机构设置、组织路线转向党的各项制度、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

除此之外,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以及张济顺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等等一系列优秀学术著作都是從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

2.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

以思想史、文化史为视角的研究就是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即从思想、文化的起源和产生,影响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实际作用等方面对进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视角对党史进行研究有利于细化研究内容,开拓党史研究新的突破口和创新点。

如洪长泰的《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一书从漫画的发展、木刻艺术、改造说书匠、中共的战争歌曲、报纸媒体、节日建筑等十分新颖的政治文化角度对普通大众的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展现二十世纪复杂的中国政局。再如,美国学者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既不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理念本身,也不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而是以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即以“历史与意志”的矛盾为贯穿全文的的基本线索,对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哲学知识环境”进行分析与探讨,从而展现出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诸多复杂因素。

除此之外,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一书主要探讨“五四运动”之前的士人心态,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的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新旧文化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与互动。作者对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文人心态、思想文化、政治竞争等方面进行了生动形象地描述与刻画,再现了历史曲折复杂而又丰富活跃的动态场景。

3.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主要师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资料、观察资料以及分析资料或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调查或实验进而为提出某一假设或者检验某一假设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具有研究资料的客观性、研究内容的广发新以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等特点,实证研究法具体到党史研究的领域主要就是案例分析法和数量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就是通过对个别事例的分析与研究,从“个别”案例推导出“一般”规律,虽然对个别案例的分析并不一定具有共性,但是可以通过对个案的研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党史研究中通过对个案的分析能够通过普通事例更能体会到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环境对底层普通群众的影响。例如,在岳谦厚《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一书中通过对边区“张初元”这一乡村领袖崛起的这一个案的分析与探讨,从而展现了中共成功重构乡村政权的典型模式就是“张初元模式”。作者为了展现土改具有复杂性,对“郭四颗”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与表达,从而表现了在土改背景下,中共的政权建设对底层农民的影响以及普通群众对中共政策的反映时态。

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科学化的其中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而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会让党史研究更为客观、准确和科学,能让党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与证实,并且通过数量分析能够更为直观和科学地发现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特点和规律。例如,在李里峰的《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一书中,作者运用了近50张的统计图表对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组织的结构和效能、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党政关系进行论证和分析。再如,在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中,作者为了论证赣南闽西地区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而占有的公田比例较大,而综合运用了大量关于这一区域公田占有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分析,从而论证了赣南闽西地区以宗族占有形式出现的公田占据较大比例。

三、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并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规律。新时代下,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利于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以及有利于树立和增强党和人民的“四个自信”。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坚持党史研究的几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打破传统党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和固有框架,注重运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革命史”等“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運用包括案例分析法和数量分析法在内的实证研究法,不断地丰富党史研究材料、深化党史研究内容,从而不断开拓党史研究新领域、寻找党史研究新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① 刘军涛、沈阳:《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

②王瑞熙:《略论习近平的党史研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③ 张淳:《对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理论观察》2017年第12期。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⑤ 沈传亮、王蕾:《再论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⑥张静如:《努力促进中国党史学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