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笔者拟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来阐释林纾与鲁迅的译介活动,同时,试图浅析多元系统理论对译介活动阐释中存在的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字:多元系统理论 译介行为
DOI:10.3969/j.issn.1672-8289.2010.08.029
一、引言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大潮的兴起,原先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范围已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因此,翻译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带有了范围更广的阐释功能,即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译介就变成一种文化问题,涉及到两种文化活动。正如翻译研究学派的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谈到翻译的文化研究时所说,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语言就是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名正在给心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不能对心脏周围的肌体熟视无睹一样,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和从事翻译研究工作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与转换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观照下的描述性研究,即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空间里予以研究和探讨。其中,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本文拟以此理论来阐释林纾与鲁迅的译介活动,并试图浅析阐释中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阐释力
多元系统论以形式主义为基础,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的说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在这一多元系统中,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当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互相之间永远在争夺中心位置。着眼于多元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的多元系统理论运用与翻译研究中启示我们注重对翻译事件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即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使翻译研究出现外部化倾向,研究者主要关注翻译的文化语境,文化动因,文化功能,文化关系等。因而,译介活动的产生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受制于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及各系统间的关系。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翻译活动总是在某个语境下发生的,总是从某段历史出现并进人到该历史中去的。据此,林纾与鲁迅译介活动的发生,目的和译介客体的选择取向找到了理论的支撑。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发生在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期,当时中国的帝王和臣民们刚刚从”泱泱大国”的历史泡沫中惊醒,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崛起毫无思想准备,甚至还不愿相信;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挫折使中国人不得不重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思想。林纾正是在这种客观历史文化背景下开始从事译介活动的。他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影响颇深,曾以这样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翻译目的:“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讲又不易举, 终之惟有译书。”他认为翻译是“开民智”、抵抗欧洲列强的最佳途径。而且林纾从一开始翻译小说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时局的氛围直接影响到他对译本的选择,他大量翻译了有关反对侵略的作品,对受到侵略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寄予同情,想以异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使之振作起来,其中的《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另外,他也十分注意选取描写豪侠内容的作品,尤其“多译西产英雄外传”,以此激励国民,振奋民心。由此可见,林纾选择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语文化的历史内需。不仅如此,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赫曼斯指出制约译介活动的三要素即意识证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在林纾的翻译中也得到很好的印证。满清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在林纾的笔下,狄更斯的The Old CuriosityShop被翻译成《孝女耐儿传》;哈葛德的Montezuma’sDaughter被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克力斯第·穆雷的The Mar-tyred Fool被译成《双孝子咽巽血酬恩记》等。再来纵观鲁迅先生的译介活动,受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影响,鲁迅最初在“科学救国”思想指引下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并译述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与《哀尘》,后两篇译文说明鲁迅开始从事翻译介绍文学时,就具有明确的倾向性:他要唤起抗清救亡的民族意识,主张文学要描写‘悲惨世界’”。 而后,鲁迅重点将译介重心放在一些具有反战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作品,以引起共鸣揭露吃人的社会,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随着马列思想开始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进,自1928年到1936年,鲁迅将译介的重点从日本转向苏联,“重视革命文艺理论,形成他这个时期译文的重大特色”,译文与前两个时期比较,“革命性大大加强了。概括来说是三句话:新世界代替了旧世界,社会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代替了象征主义”。由此可见,林纾与鲁迅译介活动均受到译入语社会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政治环境等文学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正契合了勒菲弗尔把翻译划人译人语文学研究的范畴,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文化、机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强调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强调系统的内在构建与控制机制。”的观点。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
三、多元理论系统的局限性
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中危机或转折点时。”(转引自廖七一,2002 :66)而这也正解释我国近代出现翻译文学繁荣这一文化现象。同时,根据佐哈尔多元系统假说,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会打破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译者会着重译文的“充分性”,也就是说,译者通常会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这时译者着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亦即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佐哈尔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旨在对从特定文化中处于中心的典范文本到最边缘的非典范文本的各种写作形式作功能性解释。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简言之,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严重影响甚至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而在晚清时代,中国文化文学与翻译文学又处于何种地位呢?从客观而言,相对于强劲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到清朝末年已经明显处于劣势,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出现了“危机”,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无疑处于边缘或弱势。根据佐哈尔的理论,此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因而译者遵守的是出发语文化的规范,所采取的应该是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从林纾与鲁迅在译介过程中对译介策略的选择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用中国传统史传文法对外国小说进行改造,删略“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或增补情节。作为桐城派古文家,林纾虽然没有采用中国古典文学语境中的“古文”文体,但却大量吸收史传文学和章回笔法,形成较为通俗自由的文言文。由此,“林译小说”出现了历来为评论家所诟病的漏译、误译和删节。其实,在晚清时代的文学翻译中,尤其是小说界,译介策略和方法几乎是一边倒向“归化”与“意译”。由此可见,林纾在译介活动中对译介策略的选择与多元系统理论的假说相违背表现出强烈的归化取向。而鲁迅由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敢于面对己经落后的文化地位,强调文学的社会改良功能,极力主张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输入新思想和新的表现方式。因而他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强烈的异化倾向,在译介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硬译”的翻译方法。例如,对《域外小说集》的译介,鲁迅采用“直译”的方法,追求“词致朴纳”,强调译文“弗失文情”,连人名地名也不“认情删节”,绝对忠实原作,译笔生涩古奥,“宁信而不顺”。比照林纾与鲁迅的译介策略可知同在中国文化处于边缘或弱势的情况下,两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假说相悖,体现了这一理论对译介活动阐释的局限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确,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定位,或多或少地受到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的高与低、强与弱之影响,而译者本人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是决定其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假如译者的主观认定与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相向不悖,那么,该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推论的那样;假如译者的主观判断与客观状况相背而去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不同于多元系统假说的推论。与此同时,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译介的目的,译介的受众对象也会持有不同观点,这也势必对其译介活动产生方向性的影响。晚清的文学翻译家包括林纾虽然意识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但在骨子里依然抱着一种文化优越感。直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的文化人仍普遍认为,文学惟中国所独有,可以说文学是清末文化人心中维持“中体”的最后一个城堡。尽管林纾为启迪民智,“使民开化”而积极译介外国文学,强调向外国小说学习,但他们却都执著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反观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西方文化(文学),先生心中向来有一杆秤,“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杆秤两边不对等的份量。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抓住了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严重倒退的文化实质,认为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人们始终沉醉在“固有而陈旧的文明”中,人们的一切感情、意志、精神和思想都已经硬化了,这使得人们根本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无法使自己发生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鲁迅敢于面对己经落后的文化地位,强调文学的社会改良功能,极力主张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输入新思想和新的表现方式,因而他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强烈的异化倾向。两者差异表明,在一定的客观文化环境中,译者对该文化的主观态度并非是一致的。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翻译策略一个主客观作用的过程,但选择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所以能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正是取决于译者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当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与译者对它的主观认定相符合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论。可如果主客观两方面不符合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有所改变。除却译者的文化态度之外,译者的译介目的,对象,学术敏感度等等也会对其译介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林纾与鲁迅的译介活动可以看出,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传统译论只注重文本本身的研究的狭窄视野,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译介活动与其发生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条件等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多元系统理论在对译介活动阐释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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