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扩招政策的选择隐含着三种认识上的假设，即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高校扩招能拉动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高校规模扩大可以形成教育规模经济。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三种假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以期人们对高校扩招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关键词]高校扩招 认识假设
[作者简介]冯国有，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河南郑州 450046)；栗玉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副教授(北京 100875)
一、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呈正相关的关系
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源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的含金量越大，对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的贡献也越大，即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受教育者人数与层次呈正相关。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假设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选择也正是在认识上接受了这一公认的假设。的确，这一公认的假设在一定时期内曾被许多国家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事实证明是成立的。但有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迅速扩展，而经济却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尽管人们总是期待投资高等教育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应当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期待是另一回事，期待的实现是另一回事；应当是一回事，实际如何又是一回事。它使人们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扩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呈正相关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随其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甚至层次越高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越少。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的研究成果来看，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随着教育阶段的上升而下降，初等教育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最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则越高。1985年以来，国际教育投资回报率变动的总趋势是随着教育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从一些地区和国家来看，高等教育扩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教育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1983～1985年，台湾高中和高等教育扩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及小学和初中教育大；韩国中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成就率为56％，初等教育为38％，高等教育仅为6％。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已普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其毕业生进入各类高等学校的比例已超过5％，但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几乎为零。1997年和1998年竟连续两年为负增长，年增长率为—0．7％和—0．6％。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人均生产率仅及50年代的1／3。显然，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也不复存在了。甚至有人否认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们通过国家间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批评了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越快，经济增长率越高的观点。80年代初担任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所长的米歇尔·德博韦指出，关于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在6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现在已被付诸争议。他还注意到，当时几乎所有国家、所有国际会议“人们强调的是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对高等教育不能指望过多。它确实能促进机会的均等，但那也仅仅是很小程度上的。对经济发展而言，它能够对达到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它自身并不能导致GNP的增长。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但它担负不起这种发展的责任，它不能拯救灵魂。它能有助于纯粹的学术，但它不能保证这种学术成果能为人类增添幸福。它能为评论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但它不能保证这种评论，它不能拯救世界。对它的指望不应当超出它们能够合理的所希望的。”
高等教育迅速扩展与经济增长不能呈正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过度教育。过度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和生产率提高方面。众所周知：教育供给与需求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基本矛盾，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度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效应。如果教育投资不足，规模不够，那么受过教育的人力需求就会高涨，教育就成为促进受教育者就业的动力．而没有接受相应教育程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获得工作，形成人力资源闲置，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影响。这是教育供给不足而导致经济受到消极影响的典型表现。与此相反，如果教育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将会导致受过教育的人失业，后者就是过度教育对就业产生的消极效应，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需求是有一定限度的。
二、高校扩招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
高校扩招是我国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政策选择。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国内大部分商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而只有教育处于卖方市场，刺激高等教育的消费，无疑在短期内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众多的高中毕业生进人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就业的压力。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一政策远不如预期的理想。
1．高校扩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居民高等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存在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忽视的，但在不同领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的产出乘数不仅小于汽车、住房等消费的产出乘数，而且小于众多行业产出乘数的平均值，影响力系数小于1。尤其是我国教育消费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过度消费。过度教育消费是指居民投资于教育的钱超过家庭消费结构的正常比例，甚至超过其实际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居民家庭收入大部分投入到教育消费，势必要挤占其它项目的消费。据1996年国家城调队“居民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一览表”和北京大学高教所“中国教育收益率城镇居民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之和已超过70％，次低收入的20％家庭的这一数值也超过了60％。很显然，对这40％的家庭来讲，其它项目的消费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即使是其他60％的家庭教育消费投入过多时，他们也不得不减少其它方面的消费支出，这就等于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原本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被教育消费这种形式所替代，形成挤效应。更何况，教育消费所产生的乘数远不及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耐用消费品所带动的乘数效应。
2．高校扩招可以减缓就业压力，但只是把就业矛盾冲突推迟．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就业人口教育时间，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就业压力，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未来就业。虽然解决就业不是高校的事，但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来看，政府及社会能否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成为扩招政策成败的关键。过去人们一直以每十万人口拥有的大学生数量来衡量我国
高等教育的水平，现在看来这并不科学。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大学生关键要看它的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而“不能马上进人岗位的人才，可以将其储备起来”，就更加荒唐。。费孝通先生指出；“人才不能储备，人是在工作历练中增长才干的，人浮于事，无所事事，只能消磨人的意志，导致学业荒疏，摧残人才。”就目前我国就业形势来看，已经存在的失业人口，短期内能从根本上解决更不容易，更不用说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据国家统计调查显示，1998年GDP增长7．8％，新增就业人口为357万，就业率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仅为0．5％。1998年全国械镇和农村失业率人口在1540～1 600万人，实际失业率达8％，比登记失业率(3．1％)高出一倍多。按照GDP增K 1％，新增就业人口80万人计算，扩招的这几年大学生增加近600万人以上，何时能解决就业问题?扩招后的大学生不能及时就业，就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那些上不了大学和上了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感到不满或心理不平衡，而后者的能量更大，危险性也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而培养出一批社会动乱者或反叛者”这样的话也并非危言耸听。因此，高校扩招是把就业矛盾的冲突向后推迟，至于就业矛盾冲突能否爆发，关键取决于我国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多少。
三、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是有条件的
高校扩招前的确存在一些高校规模过小，办学效益低下问题。因此，高校扩招隐含着追求高校教育规模经济的目的，认为扩招可以使高校形成教育规模经济，提高办学效益．这应该说是合乎道理的。但应该注意的是高校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不是无条件的，也并非是规模越大，规模经济越高。
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教育资源利用的充分性、教育资源使用的适当性和教育规模扩大的有限性。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产生规模经济效果，但规模扩大是有限度的，如果规模扩大产生各种不经济的缺陷，也必将损害教育功能。此时，单位学生成本即使减少也不能叫做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在这一条件下，教育规模的扩大应在资源充分运用后立即停止，否则必将衍生各种缺陷。教育规模过大衍生的缺陷最重要的莫过于人际关系的疏离与行政僵化两大方面。许多教育社会学家早已公认，学校的社会结构与学生教育成就有关。他们认为，学校成员间(包括教师、行政人员及学生)有社会交互作用存在，这种交互作用的品质决定学校教育的成败。也就是说，在学校社会结构中，如果各领域交互作用情形良好，则良好的教学及学习气氛因之产生；反之，如果这种交互作用情形不良，则教学及学习气氛将转坏，行政人员或教师可能因此而移动，学生也可能辍学。
有关学校规模大小对学校成员间人际关系的影响，西方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就行政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而言，美国学者艾克顿社会信任(The Acton Society Trust)研究结果显示：行政人员名字的认识与规模大小呈负相关，而与谣言的接受性呈正相关，而且成员对组织事务的兴趣程度亦与规模大小呈负相关。就教师与学生之间而言，美国学者莫纳汉(w.w.Monahan)的研究发现，超过2100人的学校与少于2100人的学校相比，教师明显地不认识其学生。许多教育学者曾就此批评规模大的学校，他们认为规模大的学校教师主要根据名册来认识学生，其所熟悉者常是成绩最好或最坏或有特殊表现及专长的学生，至于大多数表现平平的学生常易被忽视。有人甚至指出，规模大的学校的学生之所以辍学率较高，学生感到在学校不被注意或重视是主要原因之一。就教师与行政人员而言，美国学者史密斯(A．G．Smith)的研究指出，学校规模过于扩大引起阶层层级增加时，教师与行政人员沟通的障碍与误解的机率均会增加，也会影响到教师的服务热情。同时美国学者布里基(Bridges)的研究发现：学校规模影响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通常较大规模学校的教师比小规模学校的教师有较低的参与率。就学生与学生之间而言，美国学者拉森(Larson)研究发现：大多数小规模学校的学生易于结交朋友，而且喜欢所认识的人；而尽管大规模学校所提供的活动种类较多，但参加的学生并不多，或者仅参加一种，甚至有些感到参加活动有困难。
学校规模过大也会产生行政僵化缺陷。规模扩大后，阶层组织增多，沟通及协调困难增加。层级距离拉长，部门本位容易产生，滋长人际关系冷漠、不参与以及不隶属情绪，并延长办事时间，影响办事效率。如果要改进行政僵化的局面，须加强行政人员服务支出，这就要求增加额外资源，从而产生不经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