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驻守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儒将刘伯承在接见从延安来访的丁玲、刘白羽、田间等作家时，曾把诗人高沐鸿与小说家赵树理并称为“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称赞他们为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著名戏剧家、文艺活动家李伯钊则把高沐鸿誉为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推上新诗坛，“大革命时代狂飙社的老将”。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诗人，他为这块痛苦呻吟的土地给力呐喊，他为这块土地获得新生而纵情放歌。流泻在他笔下的一行行诗句，蕴含着一位赤子对故乡土地的深情依恋，记录着一位历史见证者伴随时代前行的沉重足音……
小荷初露尖尖角
高沐鸿，原名高成均，1901年11月11日出生在晋东南武乡县一个书香之家。9岁时，高沐鸿进入私塾。虽然枯燥难懂的“四书”“五经”使他备受折磨，但他却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去处——城北的鼙山书院。那里藏有大量古典诗本，他常去借阅。词采瑰丽、想象奇伟的屈原，沉郁顿挫、情感深沉的杜甫，通俗质朴、明白流畅的白居易，都使他深深着迷。14岁进入县立高小时，他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国文写作功夫已使全校教师刮目相看，成为校园里颇有名气的人物。
1918年，高沐鸿以出色的成绩，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五四”运动的火种蔓延到古老的太原城。高沐鸿与同校的张友渔、张磐石等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创办了“共进学社”，办起了《共鸣》杂志，抨击旧思想旧势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语丝》《小说月报》等进步文学刊物，阅读鲁迅、茅盾、郁达夫的小说，阅读郭沫若的诗歌，受到了新文艺思想的感染和熏陶。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中流入中国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潮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念一度占据了他的头脑。
在省立一师就读时，高沐鸿通过堂兄高成哲的同学高歌，结识了高歌的长兄、诗人高长虹。1924年8月，高长虹邀集已在太原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的高沐鸿和段复生、张磐石、荫雨、籍雨农等文学青年，在太原组织起“贫农艺术团”。9月，高长虹创办《狂飙》月刊，刊名为高沐鸿题写。加入“狂飙风社”成为他文学生涯的起点。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一批新文学作品诞生了，高沐鸿也收获颇丰。他一口气写下了描述青年人恋情的散文诗集《天河》，暴露当时社会黑暗和反映青年人忧郁苦闷的散文诗集《夜风》，描述青年人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徘徊的散文集《狭小囚笼》，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红日》，试图给青年人解除苦闷、指明前进的方向。
翌年10月，高长虹应鲁迅之邀赴北京参加《莽原》周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并主持编辑《弦上》周刊。高沐鸿身在太原，继续支持老友高长虹的文学事业，以“高成均” “劣者”等笔名，为上述两刊物撰写了十几篇反映青年人与黑暗势力作战的杂文、小说、散文、诗歌。1928年，应高长虹之邀，高沐鸿离开太原前往上海，与高长虹、柯仲平、尚钺、向培良等一起续办《狂飙》周刊，出版“狂飙”丛书，把“狂飙”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办刊之外，高沐鸿又创作了《湖上曲》《时代的战士》等长诗。
不幸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不规律生活，加之时常夜以继日工作的体力透支，使高沐鸿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他不得不回到武乡老家休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辗转绥远、太原等地，先后在绥远省立图书馆和山西青年图书馆给临时班带课以维持生计。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先锋》。这部书的原型即是高沐鸿的同乡好友李逸三。书中描述了李逸三在武汉参加北伐军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出路；于是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武乡老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青少年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故事。该书由北平震东印书馆出版后，在晋东南一带青少年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2年初，《山西民报》得到冯玉祥将军的资助，进步学生史纪言受聘担任该报副刊主编。在高沐鸿的建议下，副刊停止刊载旧体诗词和章回小说，全部发表新文艺作品。一时间，高沐鸿、王中青、杨蕉圃等进步文艺青年创作的新诗、小说、杂感、散文等占据了副刊的大部分版面。此外，他们还特别注意在副刊上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富于战斗性的短论和述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导文艺创作。鲁迅在1933年6月写的《致榴花社》一文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而高沐鸿正是活跃在太原新文艺界“开垦者”队伍中的一员主将。
在高沐鸿周围，一些共产党员如李逸三、武灵初等成为他的挚友。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他认识到，革命的力量在最底层的民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对顽固的旧势力产生致命一击，于是他决定回到家乡从事宣传发动民众的工作。1933年4月，他与李逸三、武光汤、史怀璧、武骏图等创办《武乡周报》，他被推举为名誉社长，武光汤出任社长。当时担任武乡县长的是高沐鸿的老师吕日薪，他借师生关系请县长题写了报头，并拨发了办报经费。这样，《武乡周报》就成为公开合法的报纸。借助于这块难得的舆论阵地，他们反映农村阶级矛盾和社会现状，揭露地主豪绅的不法行为，对于发动当地农民抗租抗息，起到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作用。高沐鸿还多方筹资，在县城成立了“流动图书馆”，购置进步书籍1000余册，发展了大批城乡青年读者。
这年8月，中共武乡县委在高沐鸿家里秘密建立，不料却很快被国民党山西当局侦知，《武乡周报》被查封，武乡县也被列为全省“四大赤县”之一，高沐鸿遭到通缉。他只得避居北平，参加了北平的左翼文艺运动，并于1936年由常芝青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讲话》精神播太行
1936年，日军全面侵华的企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共党组织派高沐鸿回山西配合“牺盟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阎锡山政府理论委员会委员的合法身份，推动山西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高沐鸿与常芝青、任行健、亚马、卢梦等在太原日报社创办了《开展》文学副刊，高为主编。他们组织赵树理、冈夫、王中青等进步文艺工作者，撰写发表了大量体现大众化、通俗化，富有现实性、战斗性的文艺作品。高沐鸿还召集文艺工作者酝酿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太原分会”，创办了文学月刊《太行》。这些抗战文艺活动，成为山西文艺界抗日救亡的先声。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向晋南撤退，高沐鸿出任晋中地区榆社县第一任抗日县长。他发动各界民众为抗日出钱、出粮、出力；与榆社县八路军工作团一起，扩大抗日游击队等地方人民武装；组织当地民众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做好坚壁清野和支援八路军的动员工作。他出色的工作受到了中共冀豫晋省委、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的表扬，赢得了各界群众的拥戴。
1939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正式成立，高沐鸿被推选为主任理事兼驻会秘书。他与冈夫、郑笃、郝汀等克服战争条件下的困境，创办了油印月刊《文化哨》，该刊被誉为“晋东南文化运动的第一支响箭”。同年5月，山西省牺盟会长治中心区创办了《黄河日报》，北方局调高沐鸿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没有收发电台、收不到新华社电讯的困难情况下，他一方面派报社人员外出向各界知名人士组稿，另一方面亲自写短评、社论或专题文章，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在根据地军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十二月事变”后，报纸被迫停办，高沐鸿回到晋东南“文救总会”主持工作，与冈夫等创办了《文化动员》杂志。该刊经常特约发表杨献珍、李伯钊、张磐石等知名人士的文章，在当时颇具影响。高沐鸿也在该刊上连载了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遗毒记》。李伯钊曾评价说：“那是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一般的写作技巧着实老练，他刻画出了抗战现实中的‘新型’官僚——吃摩擦饭，发国难财，‘救亡专家’的丑态，尽情暴露了抗战的黑暗面。这是我在抗战后敌人后方见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940年百团大战后，“晋东南文总”改称“太北文联”，高沐鸿担任太北文联主任。他提出“把太行山建成华北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的口号，创办《华北文艺》，发起“太行诗歌社”，在一些文化基础较好的集镇设立文化俱乐部，指导戏曲、美术等群众文艺工作，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呈现出万象更新的生动局面。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举行临时参议会，文联更是大显身手。会场所在地桐峪镇街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诗篇传单，文艺界分别举办了各种祝贺晚会，高沐鸿、冈夫、袁勃、高咏等登台激情朗诵了自己的新诗作。高沐鸿当选为文艺界参议员，他的二妹高成绚也被推选为妇女界参议员，高家“兄妹参议员”的美名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高沐鸿反复学习《讲话》精神，认真反思了自己过去创作中立意抽象、语言晦涩、脱离群众的倾向，更加自觉地走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他不仅号召文艺工作者适应斗争需要创作墙头诗、小快板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还亲身到前线体验生活。如1945年他随李达率领的太行西进部队攻打沁县段村，采写了记录段村战斗实况的《随军杂记》，发表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后被延安的《解放日报》转载。
解放战争时期，高沐鸿担任太行文联主任。他主持创办了《文艺杂志》并亲任主编。该刊前后出版了18期，发表过不少佳作，如赵树理的小说《富贵》《邪不压正》《田寡妇看瓜》，郑笃的报告文学《英雄沟》，曾克的《女射击手》，阮章竞的长诗《圈套》《漳河水》，高咏的遗作《漳河牧歌传》等。杂志团结了赵树理、阮章竞、冈夫、袁勃、于黑丁、曾克、张柯岗等一批老作家、老诗人，还培养出刘江、赵正晶、韩文洲、袁竞生、彦夫等一批文苑新秀。高沐鸿本人发表了短篇小说《土地的吵架》《东山王》《黑熊》《赵书记长》《罗网》《战斗》及一些时评和杂感。1946年，韬奋书店还出版了他的《古话正误》第一、二、三集。
作为太行文联领导，太行剧运也是他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他组建了“太行光明剧团”，培养了武乡盲人曲艺队、襄垣鼔书团等一批民间说唱文艺团体，带动了太行山区农村剧团、鼔书演唱队、秧歌队等一批地方文艺演出团体。太行山上，浊漳河畔，到处洋溢着边区人民翻身解放后的喜悦之情。
回春之作留遗憾
1949年，高沐鸿率山西文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返回山西后，他又奉命筹建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威望，从全省各根据地会师省城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一致推举他担任山西省文联第一任主任。后来，他又转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在和平年代，铁马冰河、猎猎战旗仍萦绕在高沐鸿的心中，挥之不去，于是，《太行吟》《寄茶歌》《十二月之歌》等一批回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诗作诞生了。诗人说，当年“我身在其中，当然亲身经历过或见闻过那种炮火连天、敌我搏斗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那种贫下中农翻身、土地还家的动人的狂欢场面；那种地主们叛国投敌，二皇军作威作福的无耻场面；那种敌伪蒋阎合流，矛头一致指向我们的敌我形势交错的场面。这些场面，都深嵌在我的心中，储藏在我的心中，成为不灭的印象。”这些诗作情感真挚饱满，热情奔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淋漓尽致，一泻千里，使人读之深受感染。诗人说：“由于进行创作时沉湎在回溯当年战争的情境之中，只觉得脑子里云雾腾腾，竟把一鳞一爪的东西，汇成一条江河似的，难分章节地形成一个繁冗的长篇。”因此，这些诗不拘章法，信手挥洒，导引着读者随诗人的情感跌宕起伏，融入诗中。
正当诗人为新生的共和国纵情高歌之际，命运发生了陡然逆转——由于对进城后的干部作风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高沐鸿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先是降职为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又被下放回武乡老家。
直到1978年，高沐鸿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委员、省作家协会理事。壮心不已的老诗人不顾病痛，像重返战场的老将军一样，连续创作了《我祈祷一场春雨霖霖》 《春雷》 《攻关》 《三年祭》 《开国三十周年题句》 《我要高歌赞美诗》 《生命最宝贵》 《病》 《冬眠》 《梦辨》 《希望》等，以及长诗《故乡三部曲》，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生涯中最后一个短暂的高潮。
诗人晚年的诗风仍充满昂扬的激情，但激情背后显得更加深沉，味道更如陈年老酒般浓郁醇厚。如他在《有一个闸门我再不打开》中咏叹道：
我心头是一座大水库——
汪洋的内海。
它深藏着我的无限的——
辛酸的眼泪，慷慨的情怀，
失去的青春，中断的欢快；
更有那无数战侣留下的斑斑血迹
与一个孤魂寂寞的永存的遗爱——
那是一支何等金光闪闪的宝钗！
然而这一闸门我再不打开，
打开它，我可不多了点个人的感慨？
诗人将自己最后一本诗集定名为“回春室诗钞”。他在自序中写道：“值得庆贺的是，1978年我重新执笔写诗，新的诗稿当然是回春之作了；即使是旧作如《太行吟》等，今日得到与读者重新见面的机会，这不也是富有点回春的意义吗！作品的回春，当然由于作者的回春。因此我就把抄存、整理这些新旧诗稿的我的工作室，名之为回春室；所钞的诗，名之曰《回春室诗钞》。”
不幸的是，上天给予这位老诗人的回春之日太过短暂，1980年8月25日，病魔夺去了他刚刚复苏的宝贵生命，给中国诗坛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