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异国 思想启蒙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904年，14岁的李汉俊在其胞兄李书城（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挚友吴禄贞（兴中会会员）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李汉俊极为聪明，学习东西特别快。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让人很难分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日本，李汉俊主修的是工科，但他却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十分感兴趣，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特别关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为此，他特意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学识渊博，不仅精通日语，还懂得英语、法语、德语。尤其是德语，特别精通。当时，日本德文版马克思著作很多，这就为李汉俊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创造了条件。在阅读了大量原版的马克思著作后，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也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在中共建党之初，被公认为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李汉俊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年7月，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回国后，李汉俊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工科出身的李汉俊如果不从事革命工作，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工程师。然而，李汉俊一回国就投身到社会革命活动中。在上海，他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汉俊结识了从武汉到上海寻求救国之路的董必武，便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筹备“一大” 矛盾暗生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住进渔阳里2号。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李汉俊与陈独秀相见恨晚。1920年5月，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他们又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选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这个小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再三敦请，离沪南下，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李汉俊夜以继日地忙碌着，除了负责党务工作外，还要编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不但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稿所得稿费都拿出来用于革命需要，而且还将已故妻子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变卖钱财贴补活动经费。当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便写信给陈独秀，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每月支200元作党的经费，结果被陈独秀拒绝。不久陈独秀要前往广州，临行前，他与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00元。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由此，李汉俊对陈独秀产生了不满。后来，李汉俊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再次相左。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
后来，李汉俊与陈独秀二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新青年》也不编了，还把党的名册和文件全都交给《共产党》的主编李达，让李达代理书记。虽然不当代理书记，但李汉俊仍积极地和李达一道筹备中共一大会议，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也是当时李汉俊的寓所的一楼餐厅举行。
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很明显，李汉俊的主张违背了列宁的“中央集权制”的建党原则，理所当然地未能被会议接受。但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他认为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这一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也有支持者，但大多数代表并不接受李汉俊的意见。结果会议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中指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在一些观点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后，便不再过问中央局工作，而是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对当时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裂痕加剧 脱党远走
在党的“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李汉俊却连个候补委员都未选上。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李汉俊不可能没有想法。1922年初，自认为在组织中没有什么地位的李汉俊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先后出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等职。
1923年2月，为躲避军阀吴佩孚的抓捕，李汉俊前往北京，暂避在哥哥李书城家里。后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先后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
李汉俊自行脱党，在客观上，是由于与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和矛盾；在主观方面，他本人也有很大的责任。李汉俊的性格刚直，有时候固执己见，好意气用事。当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产生意见分歧、感情交恶时，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地走开。当中央一再通知他参加党的“二大”、“三大”会议时，李汉俊再次感情用事，一意孤行，置党的纪律于不顾。
尽管李汉俊主动提出脱离共产党，但中共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李汉俊开除出党。脱离党组织后，李汉俊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白色恐怖 血染街头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系军阀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一时间，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这是国民党右翼为置李汉俊于死地而造的舆论。在局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李书城曾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却因妻子怀孕而不忍离去。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终于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
1927年12月27日下午5时，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李汉俊的家。当时，李汉俊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被捕时李汉俊脚下穿的是拖鞋，其身怀六甲的续弦之妻陈静珠见状声泪俱下，叫他换上鞋子再走。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妻子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在军警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离开家门之后，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子薛文淑求助。薛文淑闻讯后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薛文淑见到李书城，告知李汉俊被捕的消息。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他告诉薛文淑：“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时，突然见本家堂叔李万青跑了进来，气喘吁吁道：“不好了，大先生（即李书城）和孔庚先生一起被抓走了！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后又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晚上9时许，即在被捕4个小时后，李汉俊和詹大悲二人在未经审讯下，就被押往汉口单洞门附近的刑场执行枪决。临终前，李汉俊怒吼道：“胡宗铎的手段真毒辣啊！”声音未落，即响起了无情的枪声。
李汉俊牺牲后的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李汉俊、詹大悲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胡宗铎、陶钧不敢加害他。李书城被关押了数日后，经冯玉祥、程潜等人出面营救，这才获释。李书城获释后，通过关系将已暴尸街头多日的李汉俊的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抱冰堂旁边的一个庙宇内。几年后，李汉俊的遗骸才在李书城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下。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古卓刀泉寺，这里先后埋葬着许多位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