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沈从文写了一篇《无从驯服的斑马》，说自己“卅年学习，前后只像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和‘古为今用’，影响到我工作，十分具体。”工作，当然是指他后半生从事的文物研究；但他特别强调的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呢？是时代的烙印？是随便说说的空话？其实自五十年代以来，沈从文经常用这一类的词语来反复解释自己的工作，譬如，在一九六八年的一份申述材料里，他说：“我觉得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
这样的说法是在新时代里改造的结果吗？是为了适应新时代而不得不采用的说辞吗？在我看来，都不是。我把它看成是沈从文的“借用”，“借用”流行的说法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奇妙的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恰恰能把这样的说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使得这些词语都有实指。相反，这些词语和说法在时代的强音中却往往只是空洞的形式、口号，或意识形态的训诫。
由此，我们来看看沈从文的文物研究。
一、杂文物和普通人，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历史的长河
先看看沈从文关注什么东西，简单罗列一下他的一些专门性研究：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当然还有历经十七年曲折、在他七十九岁问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代表性巨著。你看他感兴趣、下工夫的东西，很杂，所以他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但这些很杂的东西有个共同的地方，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说，他的杂文物，大多不登大雅之堂。这些杂文物，和他的文学书写兴发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统一的、通联的。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与一般文物研究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
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和研究，“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物的背后是人，举个形象的例子，“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沈从文年复一年地在历史博物馆灰扑扑的库房中与文物为伴，很多人以为是和“无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枯燥无味；其实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汪曾祺也说：“他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也就是说，物通人，从林林总总的“杂文物”里看到了普通平凡的人，通于他的文学里的人。
文物，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艺器物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无名者相接相续而成。而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什么是“真的历史”？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在回乡的河流上有忽然通透的感悟：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这是一种非常文学化的表述，这样的眼光和思路所蕴含的对历史的选择取舍，对于承担历史的主体的认识，到后半生竟然落实到了工艺器物的实证研究中。杂文物所连接的物质文化史的长河，同样使他“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文物研究与此前的文学创作贯通的脉络如此鲜明清晰，实打实的学术研究背后，蕴蓄着强烈的“抽象的抒情”冲动：缘物抒情，文心犹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实物图像为依据，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探讨服饰的历史。在引言中，沈从文有意无意以文学来说他的学术著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这还不仅仅泄露了沈从文对文学始终不能忘情，更表明，历史学者和文学家，学术研究和文学叙述，本来也并非壁垒森严，截然分明。一身二任，总还是一身。
二、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是挂在很多人口头上的话。如何看待悠久的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观念和兴趣，都需要不断反省。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严复此前《群学肄言》里也说，“于国民生计风俗之所关，虽大而不录”。一百多年前新史学所倡导的引发激烈论争的观念，今天看来也许十分平常，不过如果再看看一百多年来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和兴趣究竟有多大改变，仍然会觉得那些意见未必过时。
沈从文不一定清楚世纪之交那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辩论，他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而不是某种史学理论的支持，三十年代在湘西的河流上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沈从文不是理论家，可是他的研究实践却强烈地显示出明确、坚定的历史观和物质文化史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研究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理解是必然的。通俗一点说，沈从文研究的那些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没有多大研究价值。五十年代，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如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另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一方面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确实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形式的羞辱。“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正统的）历史研究训练，他如何着手杂文物研究呢？笨办法：与大量实物进行实打实的接触，经眼，经手，千千万万件实物，成年累月地身在其中，获得了踏实而丰富的实感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历史博物馆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他们觉得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做的。沈从文从一己的经验，体会和总结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沈从文对王国维古史问题探索方法的呼应，不是理论上的选择，而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并且，“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静安先生时代工作条件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种丰富材料”，可以利用的文物数量大大增加，“但一般朋友做学问的方法，似乎仍然还具有保守性，停顿在旧有基础上。”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
新的文史研究必须改变以书注书、辗转因袭的方式，充分地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充分地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才能开出一条新路。对这一主张，沈从文相当自信，反复强调。以服饰为例，“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一开篇即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所谈，不仅说明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而且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
事实后来终于证明，沈从文所主张的观念和方法，经过他自己的多年实践，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别人无从替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