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述真事、显真心、抒真情见长。“真事”体现为作品中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真心”体现在它庭院讲故事般的氛围中。故事讲得轻松随意，颇能迎合当下青年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精神心理。而“真情”既来自剧作中人物真实可感的情感变化，又包含了制作者怀念、先烈热爱祖国的真情的自然流露，还包括对观众情感的激发。《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
关键词：《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真事 真心 真情 启示
根据已经在各大论坛激起网友强烈反响的同名漫画改编的连载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一季已告完结。这部时下在网络上走红的“微漫”延续了原漫画的精神主旨和情节套路，又不乏独具匠心的加工改编，它在调侃之余也让不少网友不得不承认被“戳中泪点”。在火红岁月的光芒日渐离我们远去的今天，对于“90后”的新生人群，这样一部个性鲜明、时尚老道的动画的出世不仅满满的充盈着爱国主义的正能量，而且以其“别有洞天”的创意带给今日的文艺工作者许多启迪。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改编自网友长帖，它用不同的动物指代不同的国家，如用老鹰指代美国，用毛熊指代俄罗斯，用兔子指代中国，用象指代印度，用小羊指代巴基斯坦等，童话般地表现出这些国家的鲜明特点，它用戏谑、隐喻的笔法记述了我国自近代以来经历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网友对以兔子指代中国的原因颇多诠释，一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经由故事、漫画、动画的改编和传播，中国“腹黑小白兔”的新形象在互联网社区已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故事贴、原版漫画不同，动画版《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在调侃之余发散着着深厚强烈的情感取向，情节更具故事性，人物形象更为完整丰满，同时大量专业术语、网络习惯语被通俗化处理，这使它可以面向更广的受众，也使作品的爱国主义基调更为鲜明。可以说在网友的努力下，改编成动画之后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渐趋成熟，已经不仅仅是娱乐的谈资，更是具备了优秀动画剧的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点。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特点可以用“真”字来概括，即述真事，显真心，抒真情。
“真事”体现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中的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依托的历史知识虽不一定完全可靠、无懈可击，但从原帖到动画每个系列的制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网友尽心尽力还原历史真实的孜孜努力，在动画版《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每集结尾更有大量相关的历史照片和视频片段作为佐证助解，主要情节的设置和渲染：如志愿军兔子的冲锋陷阵、留学生兔子的一心归国、科学家兔子的前仆后继等都是依托于史料的合理还原与想象的结果，同时又处理的深入浅出，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观众便能理解它的用心。在被“萌”化处理、说着网络语言的动物形象背后，真正能打动人的就是这些有史实作为依托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爱国与自豪不需要刻意提示，那些令人动容的故事一旦从纸面中走出来，成为真实跃动的影像，兔子们的一句“眼泪是会冻住的”或“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打出来”便会深深打动受众的心。特别是由于过去岁月中文艺界形成的比较僵化的思想宣传套路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息浸染只顾娱乐和“大话”、“戏说”的各种“神剧”的甚嚣尘上，我们今天格外需要真材实料、可信可感、生动平易的文艺作品打动人心、慰藉人心、纯化人心。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真心”体现在它庭院讲故事般的氛围中。作为一部纯粹由民间人士创作的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制作者没有太多的算计，也没有太多的顾虑，因而大量使用他们习惯用于表达的网络语言和军事论坛里既成的段子，故事讲得轻松随意，颇能迎合当下青年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精神心理。同时，它又将代表各国的约定俗成的动物形象进一步进行了漫画化的刻画处理，把自然界的猛禽猎兽变形为了“萌萌的”小动物形象，营造了一个狗熊、大象与小兔子、小鸟一般的童话般轻松可爱的情境。面对从未经历过也难以想象险恶战争环境情态的年轻观众而言它更具亲和力和“文艺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适于讲出宏观的国际层面的博弈故事。但是在看似随意轻松的设计背后，我们仍可看出创作团队的良苦用心，可能是由于动画观众被定位为广大普通百姓，《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在自然讲述的基础上将大量原版中的专业术语、网络段子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话语，有种生活中内行给外行精心介绍产品设计的“科普”感觉。一些细节如毛熊取酒精情节的设置、核工作者使用的计算尺被“国产化”为算盘、志愿军兔子钻防空洞时文工团兔子演唱《我的祖国》、科学家兔子冒险捞取即将被毛熊销毁的珍贵资料、反映中国民间的认识甚至偏见的“棒子”“毛子”等人物形象外观的逼真设计等都反映出制作者对为观众营造熟悉的氛围，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的重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一些细节在处理上甚至有尽力向事实靠拢，着力表现情感的努力痕迹。《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虽然受制于制作者的水平也存在着一些瑕疵，但总体上是可圈可点的。这部用心贴近观众，认真详细讲述故事的动漫剧作体现了制作者难得的“真心”，它既不以哗众取宠、速战速决为第一要义，又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一门心思面向观众、研究观众，这种制作态度值得我们赞扬。
而“真情”既来自剧作中人物真实可感的情感变化，又包含了制作者怀念先烈热爱祖国的真情的自然流露，还包括对观众情感的激发。有真情，一部文艺作品才能说真正贴近了生活；有真情，才能既防止矫揉造作，又避免流于俗套。笔者认为，动画版《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与其雏形相比最大的改进就在于情感方面的精雕细琢，这在人物情感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创业艰难的兔子们的情感：从解放军兔子的“建设一个新的种花家”到志愿军兔子的“为了祖国的亲们不用钻防空洞”，再到原子弹研究院兔子怒敲黑板、留美兔子欲哭无泪、海峡兔子倾情献歌……作者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创设具体的微观情境、揣摩具体的个体情感，并不像有些作者过分热衷于渲染深沉伟大之情，用小兔子的寻常经历表现不寻常的伟大主题，《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既保证了情感的充沛，又保证了情感变化的连贯，较好地克服了以往“高大上”的爱国宣传作品中情感套路化、失真化，过分依托既有背景进行“宏大叙事”因而难以在细微处打动人的缺憾。《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中的其他动物的情感虽然多被调侃戏谑化，但情感变化一样合情合理，为表现具体情境、人物性格，为主题服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戏谑的氛围中，兔子对小羊（即巴基斯坦）的一句“不哭不哭，以后就是兄弟了”、兔子对毛熊（即俄罗斯）老师欲哭无泪的一句“老师，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虽然简朴，却令人动容，既博人欢乐，又打动人心，更引人深思，既保证了作品喜闻乐见，又防止了主题情感表现的生硬。这样的表现，显然也离不开作者自身内心的真情实感。从长贴到漫画再到动画，虽然作品情节、风格、感情基调不尽相同，但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作者在讽刺嬉笑中显露的“儿不嫌母丑”的诚挚爱国心。作为一部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制作者可以避开文化产业化的影响潜心制作。但对于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面对文化产业化大环境中的压力和利润诱惑决定着其作品能否具有“真情”、“真心”。实际上，在廉价低质的影视产品随处可见的今天，坚持原则、坚定信仰，在文化产业化的大环境中敢于“去产业化”，更有可能获得精神与市场的双赢。前不久上映的票房成绩不俗的《大圣归来》便是很好的例证。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虽然仍存在制作较粗糙、受众限于年轻观众等不足和局限，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仍显示了草根文艺青年的智慧和创造力，它也表明广大群众不仅是文艺产品的受众和文化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成为文艺生产者，甚至可以制作出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产品，只是这种潜力需要我们挖掘，这种尝试需要我们鼓励、支持和引导。可以说，《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显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趋势，如果说长期以来，文学艺术创作主要是由专业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创作更多局限于小圈子里，精英气息浓重。那么，《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草根文艺则为文学艺术界带来了新的气息，注入了新鲜血液。它洋溢着泥土气息，在风格、技法、思路、情趣等各方面明显不同于以往专业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但也正是这种“野路子”令人耳目一新，为当代影视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拓展了当代影视的创作空间。因此，《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之类草根文艺作品不仅不可小视，而且实在是专业创作、精英文艺的有益补充，它带给我们更多惊喜、更对启迪。《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文艺创作还可以具有公益性，文艺作品的价值和效用是多元的，文艺除了具有伦理教化、审美陶冶、自我娱乐的作用，还可以以文化产业的形态得以发展。同时在今天的时代里，它还可以成为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示，也可以突出一种民间化的国家民族记忆的独特视角，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开发文艺的更多种新的效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成功也说明即使对于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也需要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力的支持和更科学合理的引导，允许他们换一换脑筋，尝试一下“野路子”，独辟蹊径，出奇出新。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形式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但它不一定适用所有类型的文艺和所有观众。但即使如此，这种新模式的出现仍然值得鼓励。在此，笔者大胆畅想：相关文化管理部门是否可以进一步放宽限制而借鉴一些市场的管理方式管理文艺和文化，在更多的领域从直接出面出力火车头式的“向前拉”改为站在创作者后方提供支持帮助并适度管理的“向前推”，对于创作定“向”而不定“调”，在具有足够宽度的范围内鼓励艺术创作，通过对边缘的界定和一定的惩戒机制引导促进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