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礼”上下足功夫

在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以下简称“百家争鸣”)一课,教材有两处提到“礼”:一处是,在介绍孔子的主张时写道:“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克己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另一处是,“荀子……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在教学过程中,就笔者的观察,教者对“礼”都不太重视。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这一状况。

一、从课程目标看,隐含着对“礼”的学习要求

礼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礼在源于母系氏族时代的自然礼仪系统之后,中經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系统,到三代两次调整形成政治等级礼仪系统,[1]最后经孔子等儒家学者的整合、努力,使得“礼”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超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2]礼“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因而,“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处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3]

尽管从字面上看,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学习要点”部分并未出现关于“礼”的学习规定,但是,在“课程目标”部分,课标提出“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显然,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的“礼”,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桥梁”和“载体”。

二、从课程内容看,“礼”是“百家争鸣”的“主线”

细细分析“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礼”不仅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探讨的话题,而且也受到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关注,他们甚至曾对之展开过争论。“礼”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课文开篇写道:“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原来地位较低的士,在社会生活中活跃起来,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他们代表本阶层或政治派别的利益和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和经济大变动,导致教育和学术领域也发生变化,……,在社会上形成一些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段话揭示了“百家”出现及其“争鸣”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背景,体现了思想与时代剧变的关系。

“礼崩乐坏”是春秋战国时期时代剧变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个崩掉的“礼”是“周礼”。周礼是西周开国之后,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在损益夏、殷之礼的基础上历成、康、昭、穆数朝近百年时间而形成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以王室为权力中心,“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其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4]西周王朝因其持续强盛了差不多300年。但是至春秋之世,随着王室的颓败,周礼已不被人们遵循,比如,在贵族政治生活中,天子威势扫地,诸侯争为伯长,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至“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在城市生活中,于城市喧嚣繁荣外表下出现普遍性的“游侠盗逞,作巧奸冶”;而在乡野,已不复平和淳朴而又融洽的人际关系。[5]当时之天下,诚如孟子所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6]

“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7]疑惑引发思考,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诸家而言,“礼”是必须直面的话题,“对待礼的不同态度直接导致不同学派的产生,决定不同学派的学术旨趣。”[8]按照教材正文部分的叙述,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只在介绍孔子、荀子时提到“礼”,而在介绍儒家的孟子及道家、法家时都未提及其在“礼”方面的主张,其实借助文献检视教材所介绍的他们的主张,这些主张与其对“礼”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关系。

1.儒家尊礼

作为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十分看重“礼”,《论语》及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议礼的言论。今人普遍认为,孔子之礼主要继承自周代的礼仪制度,教材亦持这一观点。但也有论者认为孔子并非一味地泥古“从周”,而是在周礼的基础上,颇添加了“个人的一些向往和期待”。[9]这主要表现在:(1)提出“克己复礼为仁”,[10]通过援仁入礼,用“仁”来充实“礼”,使“礼”获得了内在的道德依据和精神支撑。“礼”从此不再仅是政治之“礼”,而且是道德之“礼”,“‘礼’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由外在的、被动的、政治的约束,转化为人们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道德诉求。”[11](2)主张以德治民,“为国以礼”,[12]将过去只适用于贵族成员的“礼”变成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这是对周礼“礼不下庶人”的颠覆。(3)兴办私学与“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否定了周代的“学在官府”,突破了周礼以“亲亲”为原则的贵族教育制度的藩篱。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被尊为“亚圣”的儒家学者,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政学说。相对于“仁政”学说,“礼”在孟子的思想中似乎处于次要地位(有学者统计,《孟子》一书中,“仁”字出现157次,而“礼”只出现68次)。如果拘泥于教材表述,孟子似乎对“礼”视而不见。其实不然,孟子的“礼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仁’的范畴内”,[14]其仁政主张“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15]在孟子的仁政学说中,西周和春秋以来的礼的“人本”内涵已经完全向“民本”发生转移。在跟各国执政者的对话中,孟子常提醒执政者要充分重视民众。[16]在孟子眼中,民众的地位高于社稷,高于君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

荀子是礼学的集大成者,他特别重视“礼”,在《荀子》一书中,他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8]其理论特色在于:(1)认为礼源于人性之恶。他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19]在荀子看来礼的逻辑起点是欲是恶,为了制欲治乱,先王便“制礼义以分之”。[20](2)主张礼法兼用。荀子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是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21]在礼法关系上,荀子更看重礼,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也就是说礼是治国的根本,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而法是为了实现礼的原则而运用的手段。[23]

概括言之,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用“礼”来匡正或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各人所处时代和思维路径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以“仁政”为前提,而荀子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主张礼法皆用。[24]

2.道家“非礼”

老子、庄子对“礼”持批评态度,这种批评,一方面源于他们的宇宙观;另一方面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观察,认为“礼”是邪乱的祸首。具体言之,老庄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和最高主宰,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视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说:“以道莅天下”,[25]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提出以道观天下,要求君天下者循道无为,做到“无欲”、“无为”、“渊静”。他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26]基于此,他们站在道和“道治”的立场批评礼和礼治。老子从道和无为的视角考察道治与德(仁义)治、礼治的差别,得出结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27]“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8]在老子看来,“礼”是道、德、仁、义、忠、信的淡化,是邪乱的祸首;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礼法制度和知识。庄子沿袭老子的思路,全面否定礼的政治价值:“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29]这是说,道是不可以招致的,德是不可以得到的,仁是可以做到的,义是可以亏损的,礼是相互虚伪欺骗的。[3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符合“大道”的社会,在老子看来应该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1]而在庄子眼中则是人类原初混沌状态下的“至德之世”。[32]自然,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礼治”的。

3.法家否定礼治

韩非,曾师从荀卿。他主张“法治”,否定礼治,一是源于进化的历史观。在结合亲身经历的动荡现实的基础上,韩非指出“古人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3]因此,“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如守株待兔一样可笑。[34]二是源于人性本恶的看法。基于“当今争于气力”的现实,他认为即使是君臣父子,其间的关系也是充满了利己主义的打算,“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计之长利也。”[35]“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36]既然人们都在追名逐利,那么,没有强制力的道德说教,没有强力为后盾的“礼”自然无法达成社会的有效治理。不过要注意的是韩非的理论体系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礼”的地位,在《韩非子》一书中的不少地方,他都流露出对于“礼”的尊重,比如,“行不忠,则大忠之贼也。”“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37]他与儒家礼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礼要符合“人主”(君主)的需要,否则就是“非礼”。[38]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课)的演变逻辑:周礼崩坏——各家论礼(儒家尊礼、道家“非礼”、法家否定礼治)。

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亚裔留华学生向学者葛兆光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老师,都说中国是儒學的故乡,为什么故乡没有了儒学的礼义?”葛教授“听了不觉悚然,一时竟无言以对”。[39]时至今日,尽管距此提问已经20多年,但这仍是需要把握和认真对待的问题。无疑,“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其时代局限,比如繁琐的仪式规矩、等级森严的尊卑差别,但是,如果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历史课程只停留于此,看不到“礼”所包含的秩序、自尊、理性,看不到“礼义”所体现的“对人对己的尊敬与自重”、“对天道人理的自觉与敬畏”[40],那么“礼”在学生的头脑中会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能激发起(学生)“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吗?有鉴于此,在教授“百家争鸣”一课时要在“礼”上做足文章,梳理清楚先秦时期“礼”的由来、演变及诸子百家关于“礼”的思考,以便在学完“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和“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专题后,为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礼”提供充分的课程知识支撑。

【注释】

[1][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31-332、14页。

[3](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4][2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2-14、99页。

[5]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3-498页。

[6][17]郑训佐,靳永译注:《孟子译注》,济南:齐鲁书社 , 2009 年,第106、244页。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8]陆建华:《孔子之礼学》,《朱子学刊》,2005年,第384-393页。

[9]葛志毅:《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管子学刊》2010年第3期。

[10][12][13]黎千驹:《论语导读(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50、246、24页。

[11]白奚:《援仁入礼  仁礼互动: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考察》,《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

[14][16][38]勾承益:《先秦礼学》,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367、368、398页。

[15]欧阳小桃:《论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18]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19][20][22]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99、393、8页。

[23]胥仕元:《秦汉之际礼治与礼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24]胥仕元:《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25][27][28][31]陈剑译注:《老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04、63、130、255页。

[26][29][32]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9、345、136页。

[30]陆建华:《先秦诸子礼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

[33][34][35][36][37]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02、698、656-657、533、77页。

[39][40]葛兆光:《关于“礼”的随想》,《东方杂志》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