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新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的对象是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他本人坦陈主要采用一种“新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对明代士大夫进行系统的精神史分析。对于长期关注和学习陈先生系列论著的笔者来说，更深的体会是，这本书不仅是专注于明代社会史研究30年有计划地、系统推进明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之一，也标志着他构建的明代社会史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细数作者三十余年学术之路，可以发现一条清楚的线索，即系统研究明代整体的社会史，分别对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进行实证研究；他以基层社会群体为主要对象（包括儒学生员、士大夫、市民和妇女等），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活；在宏观把握明代历史特征的前提下，结合不同的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的“活力”和“多样性”精彩呈现出来。他这部新著的研究对象士大夫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对其精神世界的研究更是高难度的领域，一是士大夫群体研究的学者多，成果也丰富，创新有很大的困难，二是精神史的研究对史料、方法和理论都有很高的要求，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许多所谓的研究要么是人云亦云的炒剩饭，要么是仅仅是所谓理论和方法的新颖视角。作者挑战如此高难度选题，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它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既是作者对三十余年研究的继续推进，更是对传统的超越。
第一，对明朝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和动态考察
陈宝良的研究是从历史学的基础方法和理论入手，遵循历史学科的基本规律，他特别注重将研究对象（明代的社会与文化）动态地置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有明一代的大变革时序中。1988年他出版的《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最早从总体上考察明代文化历程的著作。实际上，作者会随着对明代社会生活史、风俗史、城市史、服饰史、文化史等研究的深入，对明朝的时代特征在不断探索和分析，强调研究对象的时代属性及其变化。
作者对明朝时代特征的强调，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历时性的重要，还因为明朝确实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的社会史必须呈现多样的面相。余英时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导论”）。《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是作者二十余年对明代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的总结，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分别简洁概括为“转型”和“变迁”，强调的都是“变化”。社会在变，文化在变，士大夫群体也在变，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化。只有关注到时代的变化，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谛。《明代士大夫有精神世界》一书，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变”。
第二，对群体史的系列考察，让士大夫“精神史”的研究水到渠成
社会史如何研究？自然是见智见仁的事情，陈宝良的研究建立在对系列的社会群体史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明代社会各群体的分析，再进入精神史的领域。
作者对明代社会群体的关注始于本科阶段，有志于明史研究的他由顾亭林（炎武）的三篇《生员论》引发兴趣，把明清之际读书人的结社等作为研究的起点，完成了《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此后，他又对整个明代的结社、结会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完成了《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一部典型的明代基层群体史的专著，关注的是偏重下层生员群体的诸面相，尤其是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活等。同期完成的《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同样是一部重点关注明代下层群体生活的论著，该书的“流氓”并不等同于今天人们理解的品德道理败坏者，在古代主要是泛指士、农、工、商之中不安于本业、游手好闲的“无籍之徒”，其中相当大的群体是未能入仕的儒生。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法国、韩国等被列为专业研究的参考书，可见影响之大。此外，他还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对明代各阶层妇女及其婚姻、家庭、财产、生育、礼仪、风俗、服饰、社交和才艺等进行研究，填补了明代妇女史研究的诸多空白。
他对士大夫群体研究的代表作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对明代生员层进行了多层次地实证考察。上编关注了尝试向上流动的儒学生员群体，故以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为切入，研究了生员的产生、类别、在校生员的学习及考核，以及生员的仕进之途。下编重点关注了向下流动的儒学管理，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分析职业流动之下的儒学生员，在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之后的社会流动，特别关注儒学生员在基层的社会角色，诸如本业治生、参与政治、无赖化现象等，多角度、动态地呈现有明一代地方社会中儒学生员的地位。
第三，竭泽而渔，超过传统的“新文化史”研究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书后，附录有大量的参考文献，从第549页到581页共计33页，约700种文献。参考文献中的“古代典籍”占20页，以明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类史料为主。研究明史的学人都知道，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数量大，版本复杂，内容庞多，质量良莠不齐，阅读和使用都颇为不易（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陈宝良从本科阶段就开始阅读这类文集，抄录史料的“软皮本”有数百册之多。记得81.5万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后，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高寿仙曾发表书评，在称赞陈宝良“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扎实学风和严谨态度之后，也建议能他“提供一份引用书目”，因为他引用的文献太多了（高寿仙《〈明代社会生活史〉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1期）。陈宝良后来与我们聊天时解释说，一是当时出版社没有做要求，二是书本来就太厚了，征用文献有1000余种，都加上就更厚了，只好割爱。
陈宝良师从北师大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前辈学者多赞誉顾先生是竭泽而渔的苦行僧学者，陈宝良也秉承了先师的治学风格。作者首先以实证为基础，对史料的阅读和使用上要做到竭泽而渔。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研究，他先要结合政治、制度、经济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做综合分析，再进入“精神史”层面的研究。作者这样的治学风格，是传统实证之法研究社会史的典范。
笔者之所以认为《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是超越传统的新典范，一是作者对社会史研究在精神史领域的突破和超越，二是他把專注传统与“新文化史”相结合，实现了社会史研究在方法上超越。对精神和精神史的研究，他认为固然需要从经济与社会地位入手，但想要深入剖析，就必须遵守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亦即精神史的研究方法”。该书从新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从君子、小人之辨，出处、仕隐的困惑，忠孝节义的两难困境，生与死的抉择，雅俗之辨及其互动等多个视角，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去阐释明代士大夫的知识与行动。这无疑与以往的研究过于偏向“观念史”不同，而是希望在政治史、教育史、地域研究等领域的交互关联之下，重新诠释明代思想史的实际动态。这种精神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陈宝良：在社会变迁中理解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采访人：徐添，《东方历史评论》2017年4月12日）
“新文化史”兴起较晚，大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则更晚。陈宝良能够把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史研究的方法精当地融为一体，首先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著作被翻译多国语言，他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有广泛影响。《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征引的日、美、法、俄（苏联）、德等国学者的外文文献计有37种。正是在他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风格，凝练出自己对“精神史”研究的新路径。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是作者在传统实证之学的基础之上，既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研究，以“中国中心观”研究中国的社会史，又能够以全球化的眼光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这使得作者走在社会史研究的前列，站在了明代士大夫群体研究、精神史研究的前沿。作者步步为营、超越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境界和新范式。
（作者简介：彭勇，河南夏邑人，1970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