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古典学在日本发展历经三个阶段：明治维新外国人主导萌芽期；战败前日本人主导成长期；战败至今的繁荣期。阶段特征分别表现为聘用外籍教师讲授古典知识；依靠原典译介构建文本研究体系；强调古典语言研习并开展跨领域研究。通过解析西方古典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不仅可提高历史认知，也可为当下中国大学的现实工作提供参考和教益。
关键词 日本 西方古典学 发展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7.10.065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Learning in Japan
ZHAO Yue’e， LI Ges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hwe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Western classics developed in Japan through three stages： Meiji Restoratio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eign occupation； the Japanese dominant growth period before the defeat； the prosperity period since the defe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ge are as follows： employing foreign teachers to teach classical knowledge； relying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code to build a textual research system； emphasizing classical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nduc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lassical learning in Japan，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historical cognition，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actual work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Keywords Japan； western classical learning； development
日本对异质文化向来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心。中国自不必言，其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和吸收大致可分为16世纪室町时代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摄取的“南蛮学”、17世纪江户锁国期通过荷兰摄取的“兰学”、19世纪明治维新前后从欧美诸国博采众长的“洋学”这三个阶段。而日本究竟何时开始接触到西方文明的源头目前尚无定论。1593年耶稣会传教士将《伊索寓言》由拉丁文译成日文并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这一事件可看做是西方古典文化在南蛮学传播史上一小众反应，但译介活动主要是为满足传教士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传教需要，[1]并不具系统性和专门性。17世纪上半叶日本在锁国期间虽与荷兰保持对外关系，在兰学思潮下对西洋医学知识的摄取中亦曾接受过碎片式的拉丁语教育，但这也并非试图从根本上学习古希腊罗马文明。日本西方古典学者松平千秋说：“如果德川幕府没有采取严重的排外主义政策，欧洲古典文化在日本扎根至少提前三百年。”[2]直至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日本政府为达到振兴经济和教育等目的，雇用大量外籍教師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学问。至此，古希腊罗马的原典著作不再作为传教士或商人的随身附件被带入日本，西方古典学开始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被介绍至日本。
1 外国人主导的萌芽期
根据日本学者小林雅夫的考察，本文将西方古典学在日发展分三个阶段：外国人主导的萌芽期；日本人主导的成长期；二战后至今的繁荣期。
明治维新初始，最早曾就职于东京开成学校的几名法国人教师于1874年开始讲授罗马法、希腊史和罗马史等课程。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之初，亦有美国人费诺罗萨、英国人库珀受聘至哲学科授课。其后又有德国人巴斯讲授希腊哲学史，也开始对部分学生进行拉丁语的语言训练。在这些外籍教师中，最著名的当属拉斐尔 冯 科贝尔，他被日本学界尊称为“日本西方古典学之父”。科贝尔拥有俄国国籍，在德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鲁多夫·奥伊肯，1893年来日受聘于帝国大学，在日执教生涯21年，1923年因病在横滨去世。除教授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西方音乐学等课程外，科贝尔还额外承担了契约外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希腊文学、拉丁文学和德国古典文学等课程。科贝尔治学严谨，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尤其重视古典语言育成，尊重原典但又不缺乏怀疑精神，常教导学生思维方式不应守旧于已有学说和自我认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3]
这一时期日本对西方古典学的吸收主要通过受聘于大学机构的外籍教师来完成，学习领域相对集中在哲学，整体偏重实用主义。因当时精通希腊语拉丁语的人极少，故学习程度只停留在对讲义知识的积累和消化层面上，远未达到可进入科学研究的水平。而像科贝尔一样，奉献一生并最终亡于日本的外籍教师毕竟少数，大多数教师在合约期满后即回到本国，他们很少在日本留下相关研究著作或作品。这一时期外籍教师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大学授课形式培育了一批近代西方古典学人才，如田中秀央、久保勉、波多野精一等，为日后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2 日本人主导的成长期
田中秀央（1886-1974）作为直接受教于科贝尔的学生，是日本西方古典学的少数优秀学者之一。田中一生译作30多部，在日本西方古典学发展史上开创了很多先河。在文学上，他是日本译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49）和《奥德赛》（1939）的第一人，此外亦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众多著作、以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牧歌》《农耕诗》（1946）等。其译介作品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早时期已涉足历史、哲学、建筑和法律。其中译作《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和《查士丁尼一世钦定罗马法提要》（1915年）、《罗马法解说》（盖尤斯著，1916年译）及《罗马法范》（乌尔比安著，1916年译）三部罗马法原典书籍，为后来日本学者研究西方古典法律和古典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在词典编纂上，《拉丁语日语字典》和《古希腊罗马语引用字典》至今仍被使用，译作《希腊精神样式》（S.H. Butcher著，1940年译）被列为西方古典学专业学习者和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内容较为通俗易懂，主要介绍希腊精神的形成、希腊精神的精髓和与近代欧洲文明的关系等。另一著作《希腊文学史》（1939）篇幅共约700页，是日本第一部系统性介绍希腊文学史的经典著作。
这一时期，随着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相继成立，历史、哲学等西方古典学相关专业亦取得了不俗发展。如村川坚固（1875-1946）著有《西洋古代史》（1916）、《希腊史》（1931），译作有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世界史论进讲录》（1918年）等，为西方古代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还有学者坂口昂、滨田耕作、原隋园等，不一一赘述。哲学领域有久保勉（1883-1972），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并译介了柏拉图部分著作，有译作《会饮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古典学的史学研究上，因二战期间日本几乎断绝了西方古典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学者去欧洲搜集或拷贝史料的行为也受到严格控制，这也导致日本史学研究曾一度陷入轻史料研究的怪圈。
这一时期日本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古典文献材料、欧美既有研究成果的译介、消化和吸收阶段。但另一方面，众多译介作品和少数研究著作也为整个学科构筑出了相对系统的文本研究体系。某种意义上的“阅读准备”也是西方古典学在异国他乡发展的必经之路。整体而言，文史哲学各领域有此发展已属不易。
3 二战至今的繁荣期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国内经济在美国扶持下进入高速恢复期，文化、教育、学术领域的发展势头亦不容小觑。伴随印刷技术的进步，新闻出版行业欣欣向荣，客观上为西方古典学者的译作、著作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日本西方古典学研究整体势头良好，人才辈出，研究更加细分化，不再局限于之前较单一的作品译介形式，而拓展至文学、哲学、历史、建筑等领域的具体化研究上。但由于地域局限性，一些诸如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具体表现在：
第一、多学科同步扩散式发展。在古希腊文学领域，出现了诸如松平千秋、高津春繁、逸身喜一郎等一批著名学者；在拉丁文学领域，有岩崎务、国原吉之助、樋口胜彦等。在哲学领域，有田中美知太郎、齐藤忍随、内山胜利等。其中田中美知太郎作为日本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第一人，代表作有《近代思想和古代哲学》（1948）、《苏格拉底》（1957）《柏拉图》（全4卷，1979-1984）、《古代哲学史》（1985）等，在日本影响深远。在历史领域，有村川坚太郎、秀村欣二、井上智勇等古代史研究奠基者。建筑领域则有森田庆一，1979年曾译介《维特鲁威建筑书》，著有《西洋建筑史概说》（1978）、《建筑论》（1978）、《西洋建筑入门》（1990）等。
第二、更细化的专业领域分工。在文学领域，岗道男、逸身喜一郎等专注希腊悲剧研究；松平千秋、松本仁助专注希腊神话研究；久保正彰专注荷马史诗研究，并译介了修昔底德所有著作；而专注拉丁文学、拉丁语学研究的有岩崎务、樋口胜彦、高田康成、国原吉之助等；专注希腊语语言研究的有高津春繁等；在哲学领域，亦开始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进行专门化研究；在历史领域，村川坚太郎继续进行古希腊史研究，侧重希腊社会经济史。村川重视史料、文献文本的利用，主张实证研究；藤绳谦三主要研究自荷马至欧里庇得斯时期的古希腊思想史社会史；罗马史研究者有诸如井上智勇等；在建筑领域，森田庆一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建筑论和维特鲁威建筑思想。
第三、更加注重国际学术交流。20世纪60年代开始，京都大学积极寻求和国外大学合作，派遣大学教员赴德国美因茨大学、图宾根大学进修并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并积极向欧美国家介绍本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现状，聘用外籍西方古典学教师，寻求合作研究。[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继者们秉承传统，继续依托大学及研究机构取得了不俗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学、历史、哲学方向研究继续深入。高桥宏幸专注拉丁文学研究，小川正广注重古希腊神话及宗教文学研究；而在历史领域，大清水裕在上一代研究基础上持续致力于古罗马史研究等；桥场弦、樱井万里子侧重于古希腊史研究，并試图从女性视角对希腊史进行研究；在城市史研究方面，饭坂晃治专注于罗马王政时期的城市研究。在哲学领域，有岡本贤吾、纳富信留、千叶惠、近藤智彦等，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辩证学、生物学、形而上学等理论。
第二，法律、建筑、医学研究逐渐壮大。在法学研究上，葛西康德主要专注古希腊法、古罗马法和货币研究；加藤邦男、市川秀和、田路贵浩等在森田庆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维特鲁威建筑思想；金井正浩把目光转向古典医学史，着重进行古希腊罗马医学史、医学思想史、以及医学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三，注重古代典籍的译介。和以往时代学者各自为营、小范围译介专属领域作品不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自1997年开始召集全国西方古典学者组成专业化翻译队伍，有计划且分门别类的译介西方古典学原作。译作由起初每3-4年出版发行一次，发展至自2011年开始每年以7-8册的速度出版发行，成绩瞩目。迄今为止已出版120多册，内容涉及面广，涵盖文学、历史、哲学、医学、植物学等。
第四，对外交流和对内发展并重。学会众多，有诸如日本西洋史学会、古代学学会、西洋史研究会、地中海学会、日本哲学会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日本西洋古典学会，该学会1950年成立，几乎聚集了全国所有领域的西方古典学者，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会议并发行日文期刊《西洋古典学研究》，三年刊行一期西文期刊《Classical Studies》。近年来日本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会，如IPS、FIEC等，接触世界前沿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国内研究机构也开始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4 结语
19世纪后半叶西力东渐迫使东亚文明圈中的中国和日本意识到社会改革的重要性。但与中国稍显不同的是，日本不仅对工业文明保持高度好奇心，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思想源头亦充满向往并最终完成在发展路向上的快速转换。日本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得以重视并得到发展。在经历了文献译介准备期和多领域多学科的活跃发展期后，现阶段日本西方古典学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调整期。
相较日本，我国西方古典学发展有史可循，现阶段研究活动亦如火如荼。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愈发受到国内学界重视，国内学者对欧美的古典学研究状况和学术梳理史已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6]但对日本的西方古典学研究状况梳理几乎为空白。故此，本文对西方古典学在日本的传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宏观综述。西方古典学在日发展会给现今日本社会带去何种影响，中日两国在吸收西方古典学时的影响关系，以及两国对待西方古典学上呈现的不同反应姿态及其原因等，均是今后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德米特里诗学研究”（15BWW060）
参考文献
[1] 濱田幸子.『伊曾保物語』と江戸時代におけるその受容について[J]. 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篇，2010.38：57-71.
[2] Matudaira tiaki.Classical Studies in Japan[OL/DB].（上传日期不详）[2016-12-20]http：//www.clsoc.jp/aboutcsj/historia/Matsudaira01.html.
[3] 小林雅夫.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西洋古典研究[J].西洋史論叢，2001（1）：5-10
[4] 山下大吾.ケーベル先生と古典[J].古典語の昨夜，2011（2）：1-5.
[5] 松平千秋.田中秀央先生と日本の西洋古典學[OL/DB].（上传日期不详）[2016-12-20]http：//www.clsoc.jp/aboutcsj/historia/2013/130611.html
[6] 张弢.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J].古代文明，201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