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部领导的要求，要写一个所谓有号召力，有指导意义，有推动作用的开会通知。记得初稿是郑惠写的。在议论这个通知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不要提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记得起草小组的人，都不赞成再提这个理论，还专门请王惠德来讲了他的看法，他系统地讲了对这个理论的看法，认为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但是，这个提法写进了“毛选”第五卷的前言和华国锋“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不提恐怕通不过。王若水说：我看恐怕还是要同“十一大”报告衔接。
胡乔木当时因病未参加讨论，对 《通知》 如何提法也未表态。三中全会后，“继续革命”问题已有定论。1979年1月9日，他在中宣部一次碰头会上才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来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进“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干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后，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但没有严格推敲。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通常讲的政治革命，总是指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口号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提出来，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联系在一起，与后来“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一起的。胡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以毛是否讲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句话定是非，仍有点“凡是”的味道。毛泽东亲自实践了一场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他是否说了那句话，并不重要。
1978年3月28日，朱穆之传达汪东兴对全国宣传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这次汪和后来华、汪的谈话我特别注意。汪当时任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工作。汪东兴的意见大意如下：
华主席的意见，科学大会后，各部门暂不开大会，给下面工作时间。宣传大会的预备会缩小规模。
大会的规模多大？一个开到省，包括市一千五百人。或者开到地 （委）三千多人，由中央定。我不同意开到县。
正式会议会期不超过十天，开短会。会议主要是解决、明确总路线问题，解决高举毛泽东思想，紧跟华主席问题。具体路线少讲，文艺工作由文化部适当时机开会。
大会要不要华主席讲话。华主席讲话是必要的。他讲由起草组准备个稿子，向华主席汇报。
要揭批“四人帮”，他们是反革命。毛主席批他们形而上学猖獗。江青什么都不懂，连女儿都团结不了。姚文元是个书呆子。张春桥有野心，想当理论家，并不懂理论。《论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文章 （即指张春桥、姚文元编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语录），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没有好好看，就批发了。有人对这篇文章有意见，主席又作了批示。现在还是不点名批。
汪讲的这个“语录”，是同1975年批林中一个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在1977年印发的“四人帮”罪证之一中以“‘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九大、十大路線，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为题作了一些介绍。当年与“语录”发表同时还发表了姚文元的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其中说：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根据姚文元要求新华社写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新华社负责人朱穆之写信给王洪文要求传达毛的批示，遭拒绝。这次他向汪东兴汇报，旧事重提，汪讲了前面那段话。研究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专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专政”尤其值得认真研究，搞不好就把代表多数人向极少数人的专政，演变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独裁”。
汪东兴还针对当时有些人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说：那些笔记有出入，主席说，有些是我讲的，里面有些话不是我说的。这次会议不要印。《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中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等四个问题，收录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的部分内容，记述了毛泽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社会规律的努力，很值得研究。至今我们还不能说找准了这个规律。
汪东兴还提了一些可以在大会上印发的文件和材料。他说：主席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印。要印华主席的讲话，要请示华主席。党校编的书可以读 （第十一分册），“四人帮”罪行和政治局讨论的政策界限可以用。
在讲到宣传部的工作任务时，汪说：主要是抓路线。毛主席对陆定一有意见，就是他抓一些琐碎的事。主席讲了多次，他只管搞他的。
汪讲的这一点同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的做法似不一样，我初进中宣部就听他說：中宣部的工作就是抓大事，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又管 （管政治大事），又不管 （不管业务琐事）。不知道毛泽东说他只管琐事是指的什么。
传达汪东兴的指示后，由张平化主持开了两天会研究调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过一阵调整计划后，4月7日张平化等人向华主席汇报，4月10日向筹备组传达，同时与会的有中宣部各直属单位领导人。乌兰夫参加了会议。
张平化传达4月7日向华主席汇报，华主席的重要指示。汇报的是五个问题：
一、形势。十七年、十一年、一年半。
二、学习。加强理论工作，展开新的学习运动。
三、揭批“四人帮”。
四、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五、宣传队伍的整顿和建设。
廖井丹传达：
4月7日下午三时半向华主席汇报。
汇报到毛主席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时，汪东兴 （以下简称汪） 插话：毛主席的批评不光是陆定一，也有抬轿子的，那时北京市委就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华主席 （以下称华） 说：刘少奇有干扰。毛主席批评阎王殿，批评死人统治，帝王将相，演鬼戏。后来“四人帮”干扰破坏。把这个问题两边讲就好了，“双百”就好办了，不至于发生问题。我有个警卫，湖北的同志，探亲回来对我说，那里都是演旧戏，老年劲头大，青年说二话。这样翻过来闹也不行。
汇报到十一年“四人帮”的危害流毒不能低估时，华说：十一年先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讲起。打破阎王殿，荡涤了污泥浊水，政治思想大胜利，确实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再讲“四人帮”破坏严重。只讲干扰破坏严重，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就难以突出，显得消极了。
汇报到揭批“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新局面时，华说：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澄清了许多思想问题，政治思想上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可以列出若干条。穆之同志就看得清楚。平化同志在下面也可以看到很多问题。讲形势时也侧重思想政治战线，有侧重讲话才有特点，不是一般化。
汇报到理论是中心议题时，华说：我顺便说一下，说“四人帮”是继承林彪的衣钵，轻啦。林吹捧江青，开文艺会，是江青第一次出现。以前我们并不怎么知道她。他們互相勾结，后来也有争夺。
汇报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时，华说：关于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继续革命。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是，我们要继续革命，他们要夺权。毛主席讲翁森鹤 （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文革”中造反派，当时是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原稿上有，毛远新故意去掉。本来不应抹掉，四号文件有毛主席的手迹（这几句不记得指的什么—— 记录者注）。要完整、准确理解主席指示，如党内资产阶级，毛主席说明是走资派。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有针对性的。（汪：针对彭德怀）江青在十二省会议上拿出本本摇晃，是想做文章，当炮弹打人。毛主席讲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随着汇报的内容，华还讲了许多话，如汇报到要有 《列宁主义基础》 那样的著作时，华肯定，并介绍了“毛选”六卷正在审查，共出十卷。另组班子出全集。华还讲了国际方面，肯定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肯定了“反修”、“九评”。多次谈到调整文艺政策，提倡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如湖北演坏戏。“三十年代”的事，不忙着搞，免得又回到那里去。
讲到十一年时特别强调要讲“文化大革命”。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了，毛泽东思想大普及。
传达完华、汪的讲话以后，乌兰夫讲话，反复强调“高举、紧跟”。
会议结束时，胡乔木（当时已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从长桌子东南角站起来，探着身子向坐在西头的会议主持人问：
“这个会的内容能传达吗？”
我没听到主持者的回答。我很理解胡乔木这一问的沉重心情。
这次传达后又忙了一阵，但筹备工作毫无进展。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像一發鸣镝，一声惊雷，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人欢呼，也有人指责，特别是来自高层的领导。“人文社”的一份 《简报》 上记了我这样几句话：“五月十一号发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二号就有人打棍子。来了很长的电话，帽子很大，来头不小，说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文章。十七号又有更高的人打棍子。六月十六号又来了排棍，一连串打下来。不准发表这类文章，甚至连特约评论员这个名都不能用。”
以上几句话，记在 《简报》 上，几月几号的日期我记不准了。我记得当时部领导传达不要各报转载，6月16日那个电话是这样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了话，第二天 《解放军报》 在报道标题上用了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当时传达时说，汪东兴同志说：难道华主席就没有精辟阐述吗？汪针对前几天 《解放军报》 又发表了长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了支持的文章，用的都是“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他说：“特约评论员”代表什么？再不要用这样的署名。
李季当时主编 《人民文学》 （《文艺报》 尚未复刊），他摩拳擦掌急着配合一下这个振奋人心的讨论，把我叫到他家里，问了一些情况后，一定要同我“两结合”，写个小说配合一下，表表心意。商量了半天，编了个 《江镇日报》 刚复出的主编，顶着层层压力支持平反冤假错案，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题名叫 《从头越》，发表在 《人民文学》 当年十一期上。“小说”是典型的公式化，但心是热热的。
1998年对那个二十年前的讨论进行了不少纪念活动，出书、写文章，热闹了一阵，但总感到已不是当年那样热腾腾的，原汁原味了。
（四）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这是1963年6月文联全委会召开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二、三两次会议相距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间已有六十九位委员与世长辞。他们中许多人是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致死的，像田汉、老舍、邵荃麟、赵树理、冯雪峰、刘芝明、远千里、严凤英、张骏祥、郑君里等。经历了十几年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又在北京相聚了，人们有千言万语要倾吐。但是，上面提出的要求是，复会不要复旧，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这就是说要求备受“文革”摧残的代表们，要讲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教育。也就是说“两个凡是”的盖子仍笼罩着大会。即使这样，当时人们为劫后重逢的情绪所鼓舞，大会还是开得热烈隆重。
会议由茅盾致开幕词，郭沫若书面发言。黄镇代表中宣部作了重要讲话，他重申了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针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严重干扰，针对文联和协会工作的错误，发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重要批示，向文艺界敲起了警钟”。“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文艺工作者是积极拥护这场大革命的。”（这后一句话在会上发的“修正稿”中删去。在正式出版的 《文艺界的一次盛会—— 大会发言集》 中又恢复。这一反两复，看来，“拨乱”还未“反正”。）
周扬作了题为 《在斗争中学习》 的长篇发言。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最重要的学习。……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同我谈过一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
周扬的这些话是真诚的。这篇讲话收入《周扬文集》第五卷，作者已无力审阅，由编者删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等词句，“文化大革命”加了引号。其实可以不改，更能留下历史的印迹和研究周扬思想的发展线索。
5月29日方纪大会发言，他由一个女孩子搀扶着走上讲台，我吓了一跳，刚刚五十多岁的方纪竟然老病成这个样子，他坐下后用手比划了几下，说了几句无法听清的话，就把发言稿交给那个女孩子，由她念发言稿：
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参加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真是百感交集，心潮翻滚。我有多少話想直接向同志们说啊！我有多少爱、多少恨想在这个讲坛上倾吐啊！可是，“四人帮”夺去了我说话的能力，我从1973年8月从监狱出来后，在农场“劳改”期间得了脑栓塞，当时还戴着“四人帮”强加于我的“反革命”的帽子，得不到及时认真的治疗，终于造成瘫痪，不能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允许我委托姜湘忱同志替我念这篇书面发言。
我常常感到惭愧，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但还保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和弱点，我虽然亲自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却没有像他老人家所期待的那样，完全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正因为如此，我在创作上和工作上都曾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座有不少同志对我进行过批评、教育和帮助，我由衷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爱护。我想改，我也在努力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一方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一方面照党的指示在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想为党做一点点工作。
我听着方纪这些发自肺腑的无声的语言，非常难过。方纪啊，方纪，你被整成这个样了，还在诚诚恳恳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和弱点”，你那一点点“弱点”够用吗？！
方纪是一个因苦大仇深而奋起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一篇 《挥手之间》 为人们记下1945年8月28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命运的决定时刻，在延安机场，登上飞机舷梯，回首向送行的人们也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挥手致意的伟大的一瞬。人们应当为他写出一篇篇优秀作品而祝贺，为他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而同情，而不是把他投进大牢。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也许还记得“反右”时他曾配合作协领导调查并揭发过陈企霞，这倒可以算他的弱点，但是账不能算到他的头上，恰恰是发动那次运动的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 （因为我看到有的回忆方纪的文章中提到那件事，这里也提一句）。
方纪是在天津“二二一”事件中被关进大牢的。据他的发言中说：这个冤案涉及到天津市级领导和公检法约一千二百多人，四十四人被整死。他在发言中讲了许多人被整的悲惨事实，令人发指。
“二二一”即1968年2月21日，这天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突然到天津接见天津革委会成员和群众，发表了讲话。这些人的讲话当时曾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广泛散发，我也拿到一份，仔细阅读过。我记得他们是为天津上演了个名为 《新时代的狂人》 的戏而去的。他们说那是一个反革命的戏，而且有反革命背景，说天津市委和方纪等几个文艺工作者是后台。就这样上挂下连把整个天津市的领导和文艺界骨干都打成反革命。姚文元说：文艺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陈伯达附和说：有一个相当大的黑网。接着讲了一通周扬怎样不听他的教育的话。我当时看到陈的这篇讲话时，马上想到他同周扬多次在天津同住一楼的亲密来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矣。更令我莫明其妙的是江青关于孙振和他的长篇小说 《战斗的青春》 的一段妙語。
《战斗的青春》 是“文革”前孙振用雪克笔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责任编辑是刘金。当时刘金为了同孙振一起研究修改，同作者一起在孙振的家乡住了很长的时间。曾作为编、创合作的美谈。小说内容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其中有我们的人如何巧妙地掩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情节，不知江青什么时候看了这个小说。记得她在天津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噢，雪克就是你孙振。我找了你好久。你那个 《战斗的青春》 是歌颂叛徒的。大概你写那个地方是叛徒窝子。有叛徒集团。你也得好好审查审查。这就是江青凭印象定罪的逻辑。
江青这一讲，孙振被关进监狱。接着到孙振的家乡去抓“叛徒集团”。方纪的发言中只提到孙振的家乡献县大批干部也受到牵连这样一句，没有具体讲牵连到多少孙振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的遭遇如何，想来是很惨的。孙振应邀参加这次全委会。《战斗的青春》 后来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大会报告中列为建国以来的优秀长篇小说。
我是在北京市委党校“牛棚”中读这个材料的，心情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时，在我住处西墙上贴出一张字迹清秀的大字报 《李曙光包庇反革命分子方纪》。同我一样不是官的“判官”逗我说：你真行啊，还能包庇得了方纪！我想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也很清楚我不是能包庇得了方纪的角色。
全委扩大会几乎成了控诉会。金山讲孙维世之死，陈登科讲严凤英之死，吕复讲“演剧队”的特大冤案……累累血债，让人们怎么去“正确对待”这个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还能说：“广大文艺工作者是积极拥护这场大革命”呢！
全会6月5日闭幕。巴金致闭幕词。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在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作了重要讲话”，未报道讲话内容。这个讲话的要点是“我送同志们三句话：第一句：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第二句：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第三句：向宣传部门做宣传工作。”又反复讲了他的“复会不能复旧”的思想。我觉得他这番讲话同全委会的气氛太不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