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延安地区文艺界风向转变的重要标志。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发行了六年多。笔者在此试图通过梳理《解放日报》上对《讲话》的理解、传播与接受，探索《讲话》产生的文艺环境与对文艺界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整风运动；传播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延安地区文艺界风向转变的重要标志。随着抗战进入40年代的相持阶段，也因为大批来国统区、沦陷区，承接五四精英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延安环境的“不相融”，共产党在整顿三风之际对文艺界也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目的就是确立一条规范的，与战争、政治相结合的文艺路线。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发行了六年多。笔者在此试图通过梳理《解放日报》上对《讲话》的理解、传播与接受，探索《讲话》产生的文艺环境与对文艺界造成的影响。
（一）《解放日报·文艺》中的《讲话》前奏
在丁玲任主编期间，《解放日报》文艺栏越来越呈现出繁复多元的面貌，由一开始大多是长篇小说连载，到后来杂文的兴起，戏剧、音乐、美术、漫画等相关内容的引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子”。到文艺专栏创立100期时，《解放日报》上左翼的启蒙的知识分子话语达到了一个高潮：先是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揭露延安的妇女问题；紧接着百期特刊上刊登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要求自由写作；3月12日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指出延安虽在光明之下，但仍需要杂文来鞭笞黑暗；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是尖锐的指出延安也存在黑暗面，不能把这些当做“小事情”；延安也存在着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不应该的；上级缺少对下级和民众的关爱；3月25日，萧军发表《论终身大事》，讨论根据地婚姻问题；4月8日，《论同志之“爱”与“耐”》，讨论同志之间的“爱”淡了，革命人也会做有损革命尊严的事……
对于这种揭露、批评延安“阴暗面”，带有启蒙色彩的文艺思潮，毛泽东或许是没有料到的。1941年到1942年的抗战，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民众表现出“疲乏”；国民党进入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皖南事变”；日本掀起太平洋战争，以大部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而在延安内部，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说，1941年和1942年，“我们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1]
1942年3、4月，毛泽东开始着手解决文艺界“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自由主义倾向问题。他给文艺家写了几十封信，约见了多位文艺家谈话。仅四月份，就和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有三、四次书信来往。[2] 三月中旬，舒群赴任文艺栏主编，4月1日《解放日报》改变了之前“一国际，二国内 ，三边区，四本市”的排版，去掉“文艺”报头，把第四版改成了综合副刊的形式。这次改版，标志着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文艺部分也由不完全的党的文学，开始转变成完全的党的文学。4月7日，刊发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对王实味首次展开批评，但仅限于文本所反映的问题。4月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8日，连续推出五版“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刊登了毛泽东的《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除此以外还翻译、介绍了苏联方面的理论：《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联共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除了文艺栏以外的其他版面，也都在大张旗鼓的讨论整顿三风的问题，一时间整风运动成为延安各界的核心话题。
（二）《讲话》进行时
整风之潮席卷延安。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王稼祥、博古等悉数参加，加上文艺工作者，足有近百人，这样的一次文艺界大会，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都是空前的。[3]
但奇怪的是，这次大会并没有在《解放日报》上得到最前沿的报道。5月12日，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副刊版开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和文艺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4]。 有关会议的首次报道，直到5月14日，才在四版一则《告读者》中刊发：“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的诸材料，及各作家意见，则要续刊于此，一共参考与讨论”。刊发的讨论有萧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5月14日）和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5月15日），两篇都是从毛泽东处送到《解放日报》要求贴出的。除了作家意见，毛泽东还令博古临时翻译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的第一篇文章刊发（5月14日）。此后，《解放日报·文艺》又陆续刊发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5月15日）、《列宁论文学》（5月20日）、鲁迅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做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5月20日）。
可见，《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发表，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鲁迅等人的经典著作及作家意见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并逐渐取得理论上的合法地位。这期间，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作了结束语。结束语中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文艺的大众化，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暴露还是歌颂的问题。
（三）《讲话》之发酵
座谈会结束之后一段时间，《解放日报》中陆续刊发出对几个文艺问题的讨论，其中比较典型与敏感的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文艺批评之风，批评对象主要是讽刺漫画和杂文。这期间《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不少关于批评丁玲、萧军、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而这股起于文艺界思想界的批评，很快被酝酿成政治事件，尤其是康生介入后，文艺政策以专政的方式进行，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甚至酿成了王实味悲剧。
文艺座谈会结束后，5月26日转载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这时候还是称呼其为“同志”。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揭露和批判王实味问题，会议最后一天范文澜与李维汉发表讲话，称王实味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5]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6月28日、29日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发了李维汉与范文澜的发言，自此延安各界都知道中宣部、中研院给王实味问题的定位了。虽然王实味问题的结论并不是经过调查而是被座谈会“揭露”的，但由于中央的这种态度，致使此后《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已经近乎“讨伐”了。5月底至7月底，《解放日报》第四版共刊发出16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包括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6月16日）、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6月24日）、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7月29日）等“有分量”的文章。1942年年底王实味被关押，1947年被康生批准处死。尽管王实味问题不能全部看做是整风运动所致，但不容质疑的是，整风运动所造成的政治恐慌极大程度上震撼了当时的延安文艺界，虽然毛事后在不同场合就相救运动的过分之处“赔礼”，但思想问题的政治化，客观上确实催发了知识分子文艺家的转变。[6]
（四）《讲话》的正式发表
座谈会召开的1年5个月之后，《讲话》才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1943年10月19日），个中原因，据当事人回忆是“毛主席不让发，他说这是些新问题，很复杂，需要考虑考虑，也想多听听意见。”[7] 1943年10月19日，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上，《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全版、第二版部分以及第四版全版刊发了《讲话》，10月22日又在第一版刊发了中央总学委20日发出的通知，这是中央首次以公开的文件形式高度评价《讲话》、贯彻《讲话》，“最重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典范”等用语也第一次把《讲话》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普遍适用于党内外。[8]
座谈会召开之时，《讲话》通过《解放日报》上刊发的马列经典文艺著作以及艾青、萧军、丁玲等人的意见与讨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地位；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人的文学创作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的践行，使《讲话》在实践上得到了检验，真正具有了权威性。[9] 1943年10月的发表，实际上正是这一文艺理论真正确立的标志，意味着新的文学范式的形成，这时的《解放日报》文艺部分所刊发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完全的党的文学，因而也就不需要再展现出对《讲话》的讨论姿态了。
（五）总结
经过座谈会和《解放日报》等的宣传，延安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统一到《讲话》上来，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自五四以来的启蒙、自由、民主、气质，通过文艺界整风和《讲话》，被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解构与改造，成为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10] 无产阶级的文艺最终取得了文化的领导权，新文学也开始进入共和国的史前文学阶段——工农兵的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解放日报》文艺部分由“文艺自由争鸣”转变为“文艺统一战线”，参与到整个《讲话》的发生、传播、接受过程中，这期间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和引导，可以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清晰的脉络，诸文艺家的反抗和转变也可以从中窥见一二。《解放日报》作为座谈会及《讲话》发表的前沿阵地，最集中的体现了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发布与宣传，加上党报的性质，影响深远，使我们可以在其中隐约感受到建国后初期文艺路线的前奏。
注释：
[1]转引自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2]黎辛，《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刘忠，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4]黎辛，《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5]《<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黎辛，《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费虹寰，《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7]转引自《<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3年正式发表的缘由》，王建国，《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刘忠，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刘忠，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费虹寰，《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黎辛，《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2]《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黎辛，《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刘忠，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4]《<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黎辛，《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费虹寰，《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6]《<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3年正式发表的缘由》，王建国，《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