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电影、戏剧演员，文学和诗歌的作者们，开始不断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中共上海局还把多年在沪领导左联工作的周起应（周扬）和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等人派往延安。这让毛泽东备感振奋。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来自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斗集体。此时的延安已在党中央领导下，建成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两座旨在培养抗战人才的学校。1937年12月底，被任命为边区文化协会主任的周扬到杨家岭窑洞汇报工作，毛泽东根据周扬的提议，当即表示同意在延安成立一所以培养进步文艺战士为主旨的学校。
毛泽东谢绝在“鲁艺”成立庆典上讲话，自称是“工作人员”
1938年2月，塞北春寒料峭，但古老的延安城里却是一派盎然的春意。毛泽东在杨家岭首次和从国统区归来的周恩来谈到在延安创办文艺团体的打算，得到了同样酷爱文艺的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接着，毛泽东就如何创办文艺团体（或学校）的问题，先后征询了党内老教育家徐特立、林伯渠和成仿吾等人的意见。不久，他又亲往艾思奇下榻的窑洞与艾交谈，艾思奇更是以其哲学家的眼光展示了中国新文艺的前景，越发坚定了毛泽东尽快成立延安文艺团体的信心。之后，他正式把这个意见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获得一致赞许。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只是当时尚未确定这所学校的名称。
一天傍晚，毛泽东出席了在杨家岭举行的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6周年晚会。“抗大”和陕北公学的40多名学员公演了自编自导自演的四幕话剧《血祭上海》（由沙可夫、朱光、左明编剧，沙可夫执导）。这出以上海抗日烈士胡阿毛为真实素材而创作的话剧生动地再现了沪战的壮烈场面。由于剧中有孙维世等一批上海艺术家参与演出，故而震撼人心，盛况空前，把在延安地区近20天的抗战公演活动推向了高潮。毛泽东不仅接连观看了两场演出，而且也从报纸上看到来自抗战前线和延安各机关对《血祭上海》的广泛好评。万众盛赞一部由文艺工作者自编的新戏，在延安还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剧激起了延安将士主动请缨上阵杀敌和迎击日寇的必胜信心。
公演结束后，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带着陈云、凯丰、张闻天、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再次来到杨家岭剧场，他们是来参加《血祭上海》座谈会的。一些演员和主创人员听说毛泽东亲自参加座谈，还特别准备了酒肉，当时旧历春节临近了，演职员们想在座谈前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坐在桌前边吃边聊。毛泽东同意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和大家座谈，谈笑风生中他忽然举起酒碗宏亮地说：“这个戏告诉我们，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挽救我们中华民族；只有建立统一战线，才能求得抗战的胜利。同志们在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很努力。我们还应该学习胡阿毛（剧中人物）那种机智勇敢大无畏的精神。你们这个演剧队集合起来很不容易，这是山上（指抗日前线）和亭子间（指上海地下党）的结合，也是延安各个机关、学校、团体能演戏，有戏剧才能的同志们的结合。我们需要文化、需要艺术的队伍。我认为，这个队伍还需要扩大，我们需要成立一个抗大、陕公式的艺术学校！”
毛泽东的即席讲话，顿时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做出的重要决定。因此，参加座谈的演职员们纷纷举杯，七嘴八舌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此事过后不久，毛泽东就和周恩来等人一起，联袂向延安文艺工作者发出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的声明，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创立缘起》中毛泽东把这所大学正式命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还亲笔写道：“在这抗战时期中……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缺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在这份《创立缘起》上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中央领导人的签名，同时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也跻身其中。1938年4月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4月9日延安各报都在首版刊登了《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在敌人企图加紧进攻西北、加紧截断陇海线，企图威胁抗日根据地——武汉的今日，在全国军队、全国人民誓死抵抗的今天，我们宣告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它并不是打算在全国总动员中作歌舞繁荣升平的幻想，尤其是不想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它的成立，是为了有利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全国艺术界的朋友们，请把扶助它的成长当做自己的责任吧！”
4月10日，延安鲁艺隆重诞生了。该校任命了吴玉章、沙可夫和周扬等为院领导，同时又聘任了大批精于文学、音乐、美术的艺术家们。不过在当时的延安，创办一所大学还有相当多的困难。延安城内一时竟没有合适的校址。毛泽东亲自和周扬等人在城内外踏查寻址，最后决定把校址选在延安北门外，他指着文庙后山坡上的几孔窑洞说：“不要小看这几座窑洞，将来也许它要成大气候呢！”
成立之日，窑洞前彩旗飘扬，学员们全部坐在山坡前，参加成立大会的领导和学员齐声唱起了由沙可夫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赶来祝贺。可是，当周扬和沙可夫等请坐在学员中的毛泽东讲话时，没想到他却连连摇手谢绝。他诙谐地笑了笑说：“你们搞错了，我是工作人员，我不是首长。因此在今天的成立大会上不能讲话。还是按照你们的安排进行吧。”他还以普通工作人员的姿态，不肯坐在首长席，而是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挤坐在一起。周扬和沙可夫见毛泽东坚决不肯讲话，只好由几位校领导先后上台讲话，罗迈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鲁艺的教育方针和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最后，代表中央上台讲话的是边区教育部长李维汉。当成立庆典所有议程都结束以后，周扬再次来到毛泽东面前，请求他给师生提些要求，毛泽东说：在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当曹禺名剧《日出》在延安公演时，毛泽东派人给演员送来“卸妆油”
转眼就到了当年4月28日，沙可夫兴冲冲地来到男学员居住的窑洞前面，要大家马上摆好桌子，说下午有中央负责同志要来鲁艺视察。不过，学员们仍然不敢相信前来视察的首长就是当初极积倡导创办鲁艺的毛泽东。天已过午，窑洞前的人们渐渐失去了信心。突然有人见几个骑马的人正沿着山坡下的河畔向文庙方向驰来，守在山腰间的学员顿时兴奋大叫：“毛主席来了！”刚才还人影稀疏的窑洞前霎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毛泽东在沙可夫、周扬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最高一层窑洞即男学员宿舍前。全校师生很快都集中在窑前平地上，毛泽东在一张小桌前站定，接着就“如何做艺术家”开始了一番即兴演讲。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者其他什么派，都应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他在谈到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人民的语言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毛泽东纵论天下文章，古今中外，触类旁通，振振有词。特别是当他谈起曹雪芹的《红楼梦》时，越加让在场师生感到惊讶，谁也没想到延安的革命领袖，不仅在陕北窑洞里读过此书，而且竟是以一种赞许的口气来褒奖评价这部中国近代的文学名著。接着，他带着鼓励的口吻说：“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
这时的鲁艺已经有了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如刘炽作曲的《三月里刮春风》和张鲁作曲的《七月里石榴花开红似火》等歌曲，已在延河边上到处传唱了。而《拥军花鼓》《桃花篮》《两亲家》等小剧也很受延安军民的欢迎。毛泽东对这些产生在延安的新剧也颇感兴趣。在七一到来前夕，全体鲁艺职演员们紧急排练了五幕话剧《大丹河》（王震之编导，韩塞、安琳等主演）、多幕剧《流寇队长》（孙维世、崔嵬主演）、新编京剧《松花江上》（阿甲、李伦等出演）。此外，延安印刷厂为庆祝七一，在其工厂的礼堂内邀请鲁艺的演员们来为工人演出。毛泽东白天看了在印刷厂的演出，晚上又出席中央大礼堂的汇报演出，两次观摩极大地鼓舞了刚刚成立的鲁艺。
这次汇报演出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鲁艺开始在延安和几个根据地巡回公演，获得了很大成功。1939年初冬他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鲁艺正、副院长吴玉章、周扬、沙可夫等人。在谈话中他肯定了其成立一年来取得的成绩，但也同时指出其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艺术提高的问题。毛泽东说：“延安鲁艺的演出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些活报剧的水平上，不要总是延安水平，也不妨试演一些优秀的剧目。”12月初，当他约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时，再次提出要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
毛泽东关于在延安可演话剧《日出》的指示，极大振奋了鲁艺的师生。很快，《日出》临时党支部成立，周扬任书记，具体领导此剧在延安的首演工作。同时也组成了以王滨为首的强有力导演组，并决定由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联合演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由刚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李丽莲扮演陈白露、干学卫出演张乔治、颜一烟扮演顾八奶奶、田方出演黑三、林白和林农分别扮演小东西和哑巴。
其时，鲁艺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年多时间，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文艺战士从各地涌入延安。一些著名诗人和音乐家，如艾青、何其芳、冼星海、赵毅敏、宋侃夫、马可、时乐蒙、李焕之、古元、张庚、公木、穆青等人的到来，给年轻的鲁艺注入了新鲜血液。鲁艺初创时只有戏剧、音乐和美术3个系，到了1939年第二届时增设了文学系，人数从六七十人发展到160人。到了第三届还增设了专修部，人数更是发展到400人之众。这在偏僻的延安山区是一个奇迹。话剧《日出》就是在鲁艺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排演的，因此人气甚高。
1939年12月28日，延安下起大雪。当晚是《日出》的首次公演。天气尽管严寒，大雪纷飞，可全体参演人员早早冒雪进入中组部礼堂。当晚，毛泽东因事不能前来，周恩来和一些中央领导都准时观看公演。看到一些女演员在寒冷天气里演出要穿旗袍，有人在台上甚至冻得打哆嗦。坐在台下的周恩来等人都坐不住了，演出刚结束，就派人给演员送来了棉大衣。尤其让演员们感动的是，毛泽东虽没能亲临剧场，可当他们退到后台卸妆时，忽然有人进来说：“毛主席派人来看大家了！”正坐在灯下卸妆的演员们见两个满身是雪的小战士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两只装满猪油的大碗，对他们说：“毛主席听说同志们下妆时很辛苦，没有下妆油用，就派我们给大家送来了！”
演员们生活在延安的艰苦环境里，卸妆时脸上贴的片子平时只能用小刀往下刮，刮完后再用水洗掉了事。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听说此事，当夜就派人送来两碗猪油。这猪油在当时的延安是十分珍贵的。演员们哪肯把这么宝贵的猪油用在卸妆上，纷纷表示：“这么好的猪油用在卸妆上有点可惜了，何不把它们吃到肚子里呢？”有人提议就用两碗猪油炒小米饭，作为演出后的夜宵。大家演夜戏后正浑身发冷，索性就来个会餐吧！就这样，演员们用毛泽东送的两碗猪油在这寒冷的雪夜里炒了一大锅小米饭，欢天喜地饱餐了一顿。吃饭时演员们都感动得流了泪，有人说：“还是把毛主席的盛情吃到肚子里吧，这样多实在啊！”这两碗雪夜送到剧场的猪油，成了话剧《日出》在延安首演的小插曲，许多当年参演的演职员都记在心中。
在桥儿沟创办延安评剧院，毛泽东两次写信祝贺公演成功
1940年鲁艺从延安北门搬到桥儿沟以后，毛泽东即同意在其现有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系的基础上，再创建一个适应抗战大后方演出需要的正规剧院。这是鉴于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支演出队（实验剧团）基础上进行考虑筹划的。此想法最初是1940年6月在参加鲁艺成立两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出的。当他观看了实验剧团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四进士》后，对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等人表示：“我们不能总是在国统区演出队的旧框架下看旧戏，我们不仅要有新编历史剧，而且还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剧团。”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1942年春决定正式成立延安评（京）剧院，并任命康生为首任院长。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延安评剧院《成立启事》中称：“延安评剧院的成立宗旨是，为团结边区旧剧工作者，从事旧剧研究工作，……决定在旧有的延安‘鲁艺’剧团、延安业余剧团、一二○师平剧社、胶东平剧团等基础上，进行延安评剧院的筹备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以后成立延安评剧研究院。”
为让延安有一家评剧研究院，毛泽东不仅像当年倡导成立鲁艺时那样倾尽全力，甚至到了主动捐献资财的地步。依当时延安的经济状况，成立一个可与国统区媲美的评剧研究院谈何容易？太捉襟见肘了。毛泽东设法与在重庆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并得其大力支持。经过毛、周的努力和感召，其他在延安的国民党政府参政员也都同意把参政员月薪无偿地捐献出来，用以解决剧院筹备的燃眉之急。可是这2000元左右的参政员薪水只能购进一些普通的演员行头和道具，距一个评剧院要求的水平还相差甚远。毛遂指示周设法从重庆募捐一些经费，最后总算把评剧院急需的服饰和道具配齐了。剧团成立之初，有人反映说剧院应该有些专供演员排戏参考的资料，毛泽东马上把他多年喜欢的旧唱片和行军打仗时带在身边的《京剧戏考》等书刊派人送来。这些都给予演员们极大的鼓舞。
1942年10月10日，延安评剧院正式成立并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首次汇报演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出席祝贺。首演后已是深夜11点了，但毛泽东仍然和朱德、陈云、邓发等在中央党校食堂设便宴款待演员们。席间毛泽东先是谈京剧艺术，接着谈到政治：“你们演的《宇宙峰》和《十三妹》都很好，特别是《独木关》这出戏演得较有韵味。薛仁贵的赫赫战功，都记在何宗宪的头上了。这很不公平嘛！现在的抗战也有这种情形，八路军就是屡战屡胜的薛仁贵，是真的‘白袍小将’；国民党军队就是通敌窃功、陷害忠良的张士贵、何宗宪！他们就是假的‘白袍小将’！真假两个‘白袍小将’，就是真假两种抗战！”演员们聆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谈话茅塞顿开：没想到自己在台上演的旧剧，在毛泽东眼中竟与当前抗战的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还为评剧院题了词。毛泽东亲题“推陈出新”的条幅。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也写了“通过评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结合起来”的题词。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对刚建起来的延安评剧院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剧院连续公演数场《甘露寺》《珠帘寨》《武家坡》《翠屏山》《断臂说书》等，招待延安军政各界和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抗日将士们。这次公演的虽然都是一些旧剧，但由于演员们的努力，把旧剧当成了激励战士奋勇杀敌的新戏来演，演出中台上台下情感交融，不时响起同仇敌忾的口号声。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43年延安评剧院演出了田汉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岳飞》，演出后抗日将士们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上阵杀敌。当年秋毛泽东听说延安评剧院将要改编《逼上梁山》时遂派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部《水浒传》送给编创人员。许多人对此都有畏难情绪，甚至认为把旧剧改编成新编历史剧在当时的延安根本做不到。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并积极支持中央党校杨绍萱等人的大胆创意。剧本形成初稿后毛泽东主张遍请名家进行座谈，广泛征求意见，要求把《逼上梁山》改编成精品。在“鲁艺”和“剧院”领导班子的直接指导下，很快就组成了以齐燕铭、索立波、贺瑞林等为导演的创作集体。剧中的林冲由鲁艺演员金紫光扮演，王莲英演鲁智深、索立波演高俅、陆平演林娘子，在当时的延安可谓群星荟萃，阵容强大。12月，延安评剧院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从全国各战区前来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们首演。为了这场演出，不仅毛、周慷慨解囊捐款购买行头，就连贺龙也帮剧团搞道具甚至还派兵去敌占区秘密购置。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观看演出后在《解放日报》上撰文称：“我们所以喜欢《逼上梁山》，不仅因为它是京剧改革的一大成果，而且也因为它在旧故事基础上添进了新内容、新观点……”
毛泽东两次亲临观看这出新编历史剧。1944年1月9日，他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祝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鲁艺和延安评剧院在《逼上梁山》的基础上又排演了《三打祝家庄》。他仍在百忙中拨冗观看并亲笔写了一封祝贺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于当年秋天从重庆回到延安，又观看了延安评剧院演出的新戏《宋士杰》。演出结束时已经深夜。他亲自到后台接见卸妆的演员们并动情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我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请我看了3次京剧，重庆的京剧技术比我们的好，风格却没有你们的高！”这是他在延安观看鲁艺的最后一次演出。不久，大批鲁艺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开始逐批向东北战场转移了。奉命前往东北开辟革命新区的鲁艺战士中，既有演员、导演、作曲、美工，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延安评剧院，抗战胜利的当年秋天就离开延安前往解放区公演夏衍的新剧《李闯王》，他们在苏皖一带的演出极大地震撼了民众。以田方、舒群等人率领的演出队经张家口辗转前往长春和刚从苏联归国的袁牧之等会合，共同接管了东北最大的电影基地“满映”。最后从延安开赴战场的是鲁艺的9名画家。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送行，在其离开前，毛还亲自参加了他们在延安桥儿沟街前举行的画展，看完画展表示：“你们先走一步，不需要多久，我们就会在解放区见面了。到了那时候，我希望能看到我们‘鲁艺’的精神在全国发扬光大！”1946年春天，鲁艺留守人员渐渐随着大部队开赴各个解放区，不久，毛泽东也渡过黄河前往河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年由毛泽东亲手扶持的鲁艺大军，从艰苦闭塞的陕北深山终于走向了全国。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