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龙船调》既是传唱全国、闻名世界的经典民歌《龙船调》的专指，同时也是湖北省利川市群众逢年过节、喜庆集会、划地为台，玩彩龙船时所唱的系列民歌小调的统称。民歌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缘事而作、有感而发的成果。因而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它永远会凭借着人民的口碑，世世代代流传下去。而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形式，经典民歌《龙船调》也不例外，虽脱胎于田间地头的民歌小调，但却离不开产生的土壤环境，同时又不断地回到群众之中，深受文化与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龙船调》 产生 生存 文化环境 反思
民歌是民间文化中数量最多、最富有表现力和创造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曾经像一朵朴素的杜鹃花，开在田间地头，绚丽多姿却默默无闻。如今伴随着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发掘与整理，民歌的魅力与色彩慢慢地被展现在了公众面前，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而能在群众中长期流传并受到各族人民喜爱的民歌，必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独特的环境因素。
荆楚民歌是广大民众传统生活的写照。俗语说的好：“三天两头不唱歌，喉咙好像虫在梭，逢年过节连更唱，两口子床前也盘歌。”山也是歌，水也是歌，情也是歌，爱也是歌，月也是歌，花也是歌，聪颖智慧的利川市民间艺人，各个都是行吟诗人。在湖北省利川市，《龙船调》在清江的源头上早已传唱了无数年代，但要说起《龙船调》从何时开始兴起，即使是与现在的《龙船调》传承人面对面交流，他们也无法准确地言说它诞生于何年何月，更加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传唱过它。
一.悠久的历史背景
时至今日，每逢土家族自己的节日，如“迎春”、“闹元宵”、“女儿会”等，男女老少便会艳服盛装，表演许多的歌舞，包括划起“彩龙船”唱起《龙船调》，形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欢乐气氛，人们忘记了疲劳与痛苦，带着美好的心情，充满了欢乐感、愉快感。由于《龙船调》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说白，所以在演唱这首歌时，参与人数可多可少，因而在文化娱乐设施简陋的年代，人们可以通过《龙船调》的演唱，使土家节日文化娱乐功能寓于其中。在代代传播的过程中，《龙船调》在形式上具有其他很多民歌一样的特点：曲调优美固定，歌词却千变万化，歌词既有传统唱段，又可随口作答，即兴创作。经典民歌《龙船调》虽然已经从群众演唱中的随意增减和演绎中固定下来，改成了表达土家族人个性、习俗、追求的情歌。但是民歌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纵然有时被整理出版或发表，也非最终定稿，不过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一旦回到民间，又继续处于变化状态。《龙船调》歌词在土家人民的口耳相传中变化多端，因为土家人民喜欢载歌载舞，他们在“彩龙船”演出中经常依调编歌，使其适合当时的景、物、人，这也导致了《龙船调》歌词版本的繁多。近些年又出现新的地方版本如《龙船调的家》[1]。
历史上的巴人是土家族的祖先，在历史上，有着巴人踏足以歌，能歌善舞的记载，而鄂西土家族正属于古代夔州所辖之地，因而继承着古人的遗风，睹物有思，见景生情，即兴而歌。探寻《龙船调》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从产生和流行的地区、歌唱者的族属和形式、歌曲的调式和风格还是歌词结构和和声衬词在歌词中的位置上来看，无论是《种瓜调》还是《龙船调》都与古书上所记载的《竹枝词》十分相近，它们都蕴含着一千多年前的“竹枝词”的精华，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刘禹锡在《竹枝词并序》中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这些情景和今天还流行于土家族地区的摆手舞（社巴舞）、摆手歌（社巴歌）极相似。而反观土家族地区的竹枝词，以清新爽朗的情调，响亮和谐的韵律，质朴明快的笔触，借助于赋比兴手法，描写风土人情，抒发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表现了男女之间真实的爱情，它来自于民间，但又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它多采白描手法，不用典故，文字通俗流畅。脱胎于民歌，风格又近于民歌，由此可见，民歌与竹枝词是相互吸收，继承与发展的，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基础。而《龙船调》正是在这样有典型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色、广泛的流传范围、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产生的。
二.鲜明的谱调艺术
最初的《瓜子仁调》以农事种瓜为题，从正月到十二月，讲述了种瓜从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生长过程，是对普通老百姓日常劳作的反应与体现。而《龙船调》中彩龙船，汇同了正月里拜年的风俗，因拜年又避免不了跋山涉水，而清江，则成为其中的重要场所。龙船的使用，则契合了人民群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感表达需要。歌曲中的方言和衬词特别多，有的衬词在一句歌词中穿插使用，虽然衬词与歌曲中的基本唱词没有直接关系，但并非没有意义。衬词的使用十分贴切，充满了俏皮的生活情趣，体现了土家族民歌鲜明的民族特色，也展示了土家族人民活泼幽默的性格和乐观开朗的民族个性。如“妹娃儿”、“把舵扳呐”、“推你嘛”等，质朴生动，极其口语化。无论是《种瓜调》还是《龙船调》，通过演唱所展示出的图景，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动画面，展示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讴歌了土家人淳朴善良、自信乐观、真挚友爱的人性之美。
而从《种瓜调》到《龙船调》，原来种瓜调中反映农业生产劳动的十段歌词，改成了新春拜年和春分探亲，表现节日礼俗中人际关系的二段歌词，内容更紧凑，意思更直白，与情歌的主题也更加吻合。这不仅仅使民歌的内容突破了具体的生产劳动的局限，与更普遍的拜年和探亲的社会习俗相结合，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而且在情调上，也与新春的热闹气氛合拍，更符合民众的审美心理。从形式上看，规范固定了优美的曲调和唱法，使它能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闻乐见。
从演唱的曲调上看，传统灯歌“一问一答”的歌唱方式得以保留，而在《龙船调》所代表的系列民歌小调中，又有根据民间习俗改编歌曲，如添加踏青、赶场等活动情节。同时在民间艺人的演唱中，加花、润腔的装饰性手法，符合当地方言语言声腔规律和音乐旋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民歌，用普通话来演唱显得很平淡，不够生动，而采用恩施方言对白来表演，则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充分体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艺术魅力。
三.深厚的载体意蕴
已经成为经典民歌的《龙船调》在演唱的过程中，是没有出现“彩龙船”这个道具的，只有在歌词以及歌词所描绘的妹娃儿回家探亲的图景才能感受到“船”这一元素的存在。那么这首经典民歌为什么要以“龙船调”来命名呢？
其实《龙船调》的载体“彩龙船”的由来已久，在很早的土家族民歌中就有“彩龙船”的出现和记载，如《彩龙船调》中：“彩龙船（哟嗬哟），一丈三（呀嗬嗨），我与大家（呀喂子哟），拜新年（划着）”。彩龙船除去作为演绎《龙船调》的普通道具以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龙船调》自诞生伊始，就一直与彩龙船形影不离。直到1956年改编时，为了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这才去掉了实体道具——彩龙船，但歌名仍定为“龙船调”，足见“龙船”的地位。
一方面，在农业社会中，雨水是人类的命根子，没有雨水，人们将颗粒无收，食不果腹。为了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不得不对龙顶礼膜拜，以获得它的庇佑。龙神崇拜在中国百姓的心里根深蒂固。而所对应的社会历史现状是：鄂西北土家族生活的地区属于山区地带，没有便利的水利灌溉设施，几乎全靠老天下雨来维持一年的收成，因而对掌管风雨的龙神尤为崇拜。
另一方面，选择龙作为载体的因素有以下几种。首先，龙是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高度艺术化的具有神性的动物，但是又因融合了龟、鱼、蛇、马、牛而兼具浓厚的世俗色彩;其次，龙是尊贵的象征，代表着祥瑞，象征造福佑民。同时，用龙船而不用其他的船，源于人们在龙船上寄托的情感因素：龙生于水，是水中的灵物，所以在土家人看来，无论风雨飘摇，还是大风大浪，龙船都是最值得信赖最为结实的船，确保行船的安全，反应了最原始质朴本分的愿望。龙船载着人，为人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康，反应了人们对龙的崇敬与龙对这种崇敬的回馈，体现了和谐统一的精神。
四.珍贵的文化契机
民歌从田间地头走进公众的视野，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文艺工作者的采集整理，保留精华，剔除糟粕，大胆创新和发展，赋予了民歌新的时代精神。
1959年湖北省建国十周年文艺汇演，为《龙船调》的成功演出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周叙卿、毛中明等人在深入田间地头，与民间艺人、劳动群众打交道和交流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种瓜调》进行了全面的构思编排与整合。又进行了多次彩排与演练，才最终确定为现如今的《龙船调》。从《种瓜调》到《龙船调》整个编创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更改歌名，而是对传统民歌传承反战与改编创新的一次质的飞跃，其中既凝聚了主要编创者的艺术智慧，又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群体集体的力量。伴随着新编创民歌《龙船调》在建国十周年文艺汇演上的成功演出，《龙船调》的歌声开始踏上了响遍全省、传遍全国的道路。
可以说，《龙船调》的问世与成功，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其艺术规律的必然性。《龙船调》的音乐源泉来自于恩施这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沃土，有着坚实、根深叶茂的根基，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还有一批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热爱民族音乐又具有创新奉献精神的年青音乐工作者，为《龙船调》的产生倾注了精力与智慧。在《种瓜调》发展为《龙船调》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胆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实现了《龙船调》的成功，这也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五.对现今《龙船调》生存环境的反思
《龙船调》从田间地头的农事小调一路走来，成为享誉世界的经典民歌。承载着利川市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龙船调》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首先是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困境。工业化进程使得传统的民歌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使得原生态民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劳动环境。根据乔建中先生对原生态民歌所下定义，“原生态民歌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必须保持其原本的状态。指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形式。”利川市虽地处偏僻，但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生活状态，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由此带来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土地，这样就导致了他们不经意疏远了原有的文化习俗，而在城市环境中他们就无法像原来那样在田间劳作时传唱原生态民歌，经典民歌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
其次是《龙船调》的发展面临着创新的紧迫性。民间老艺人以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传承着《龙船调》，但他们所会唱的几十首灯歌之中，都是他们从踏入这一行之时一首一首攒起来的，几乎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创作，而由于这些灯歌的内容大多是关于以前人们生产生活的，现在的人们大多追求现代化、时髦的东西，灯歌早已不能满足老百姓们的需要。同时，在现代传媒的强力冲击下，人们的休闲爱好也向新鲜事物靠拢，虽然通过印刷、出版、刻录了一批《龙船调》以及灯歌保护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光盘，进行了保存工作，但是现在人们很少去唱。表演灯歌的民间艺人就失去了市场，因而带来文化市场的严重萎缩，民间艺人的生活就没有了物质保障，继而让那些原本走上艺术生涯的后来者们望而却步。传统民间文化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人们对此渐渐地对曾经让他们骄傲自豪的东西失去了信心和自豪感。因此，《龙船调》想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势必要进行创新和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元素的注入。
实现《龙船调》以及灯歌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政府一定要把握好方向，做好监督，既要重视《龙船调》以及利川灯歌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经济价值的发挥，更要重视利川灯歌文化的美学、历史、社会学价值的挖掘。完善相关的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政策支持，制定利川灯歌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灯歌的传承人以及接班人，开班授徒，实现《龙船调》的“活态”发展。而从微观上看，民歌从民间来，还是得回到民间去，使之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民众才是民歌真正的创作、传承和享用者。民歌总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才是民歌，人民自己的歌。时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保存民歌经典精髓的基础上吸收一些现代元素，改编歌词，进行创新，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表达情感的需要，才能促进民歌的永续发展。
注 释
[1]由祁付勇，陈秀丽演唱，获得2014年8月10日利川民族民间文化周创作大赛一等奖.
参考文献
[1]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潘顺福.论《龙船调》的民族属性[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第22卷第3期，45～47
[3]田世高.论土家民歌《龙船调》[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第20卷第4期，12～15
[4]杨匡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M].《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