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油菜坡是晓苏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是典型的中国中西部乡村形象。油菜坡既是一个历史空间，也是一个现实空间，还是晓苏认识世界和体察人生的一个精神空间。晓苏通过油菜坡系列小说叙事，揭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空间环境、特定的人物关系、特定的文化心理，在彰显“人性”巨大力量的同时，倡导和呼唤人际关系的和谐、宽容、理解，充分发挥了小说的劝世、警世、醒世功能。
关键词：晓苏；油菜坡系列；底层叙事；人性
综观晓苏近年的小说，既有底层现实的观照，又有精神价值的探寻，还有情感世界的触摸和人性底蕴的发掘。晓苏在人性的书写方面，饱含情感和力度，但这个人性，不是西方价值观，也不是中国传统的某种意识观念所赋予，而是一个村庄一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使然，是天然本能和现实需要结合的产物在文学中的表现，因而晓苏小说中的人性是原生态的、充满生命智慧和人文精神的一种本真状态的个性化描写。从创作方法和风格上来看，他不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吸收传统小说中正必压邪、善恶有报、神巫发力、惩恶扬善以及大团圆结局等元素，采用理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作品充满诗意、理想和温情，充满现代性的民间文化色彩。从创作动机来看，旨在底层关怀，关怀底层百姓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孤独寂寞与内心动荡；同时倡导和呼唤人际关系的和谐、宽容、理解，充分发挥了小说的劝世、警世、醒世功能。
油菜坡是晓苏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是典型的中国中西部乡村形象。油菜坡比较偏僻、闭塞、落后、贫穷，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社会发展洗礼、市场经济熏染、有着时代印迹的一个小山村。油菜坡是晓苏认识世界和体察人生，以及观察时代变迁、表达底层意识、书写民间情怀、展现人性力量的重要载体。油菜坡既是一个历史空间，也是一个现实空间，还是一个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着晓苏个人化的现实观、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因此，油菜坡上发生的故事，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空间环境、特定人物关系、特定文化心理紧密措置的结果。
一以性事为载体的人性弘扬
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的人性主题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人物对“性”的态度来体现。关于小说中的“性”，晓苏明确承认：“性是人性中最幽深、最诡谲、最迷人的部分，如果要让自己的作品具有人性的深度，闪烁人性的光芒，那你就得直面性这个敏感的话题，大胆地写性，严肃地写性，艺术地写性。”①晓苏写性是“艺术地写性”，“抓住性心理中那些有美感的地方，用修辞的手法进行展示”②。正是如此，晓苏小说中的“性”只是一个载体，他通过“性”让人更多看到的是“人性”这个更大的主题，让人感受到小说描写发挥着比“性”更重要的沟通、更大的劝世与感化作用。
《养驴的女人》（《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就是一篇通过“艺术地写性”从而给苦难增添温情，赋予人生以意义、赞美和弘扬人性的小说。小说中，朱碧红的丈夫刁德大在城里搞建筑时摔成了植物人，朱碧红长年累月在家服侍，过得无比凄苦。廖道言与刁德大一起打工，有兄弟般感情，又是邻居，于是朱碧红常请他去帮忙给丈夫洗澡，一次朱碧红央求廖道言也帮她“洗个澡”时，不料被廖道言的妻子韩修竹抓住了。于是，韩修竹的夫妻情感产生了冲突，夫妻关系濒临破灭，两个女人也成了仇人。然而转机却发生在一头驴上。韩修竹替表弟养着一头母驴，当母驴发情后草水不思，又叫又踢，日夜不安，还冲破驴圈逃跑，但方圆十几里内没有哪家养驴，让韩修竹心急如焚；在寻找公驴交配的过程中，朱碧红热心地带韩修竹牵驴去几十里外的娘家联系配种。在这个过程中，韩修竹发现朱碧红的苦楚不亚于母驴，深深理解朱碧红侍候丈夫的不易和一个孤独女人的艰难处境，于是化仇恨为宽容，并且提供条件让丈夫公开去帮朱碧红。从反对偷情转为同情，从认同转为支持，虽有违公共伦理，但人性的力量和现实民生压倒一切。小说以人的“根本感受和合理需要”为主旨，充满了悲悯情怀，并从物性上升到了精神性。
在晓苏的小说集《花被窝》（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中，大部分作品也是张扬人性、呼唤和谐、倡导宽容和理解的小说。如《花被窝》中婆媳关系一直紧张，但因留守农村的媳妇身体出轨后，反而使婆媳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媳妇秀水担心婆婆发现花被窝上偷情的秘密，一改往常的态度和做人方式，善待婆婆秦晚香，以免情事暴露和扩散；后来知道婆婆年轻时也有“花被窝”的故事时，秀水不是理直气壮地报复，而是知音般与婆婆和睦相处。秦晚香年轻时独守家中也有同样的经历，因此，尽管婆媳关系不和，但对媳妇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充满体谅，一直没有揭穿媳妇偷情的那层隐私；当媳妇完全改变对待自己的态度和方式时，婆媳俩反而生活在和谐、幸福的气氛中。小说虽然揭示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女性生存状态与情欲现实，但作者在这背后更在乎的是探讨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宽容与和谐的主题，同样，人性的力量仍然占据着主题思想的上风，与《养驴的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花嫂抗旱》中表达的也是一种人性的力量。本来花嫂是要记三个男人的仇，因为他们与花嫂的丈夫李宽争水抗旱使李宽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然而花嫂参与找水并没有使矛盾激化，反而在花嫂的感召下，四人之间互相帮助，找到了水源，度过了旱情。小说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抗旱上，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旱情”就是性饥渴。小说中的三个男人，自喜是老光棍，陈官高因妻子中风一直分床睡觉，门神的妻子在外打工，花嫂的到来，似乎在增加他们性幻想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丝性的安慰。尤其是他们聚餐喝醉后，无意中躺在了花嫂的周围，这一丝性的慰藉，使他们干涸的心田遇上了甘霖，人性得以复归。由于性的安慰，三个男人坚硬的心灵变得柔和，莽撞的举动变得有礼，隔阂转化成温顺、亲切。因此，人性的力量是可以修复人性，可以软化心灵的硬伤和顽疾，让心灵重新生长的。
在《回忆一双绣花鞋》中，人性的力量使背叛融化为宽恕，罪孽融化为温情。油菜坡七十岁的老人温九，二十二年前与妇女主任秋红有一段出轨的情事，秋红送给温九一双绣花鞋作纪念。绣花鞋提回家时，被妻子金菊发现，但温九没有告诉金菊绣花鞋的真正来源，与妻子约定，等自己过完七十寿辰才说真相。二十二年间，“绣花鞋”成为横亘在夫妻之间的一个心结，但金菊并未纠缠和深究，更没有为此发生战火，只是默默地猜想与“绣花鞋”有关的女人到底有多大魅力。温九七十岁生日那天，尘封二十二年的真相终于大白，金菊万万没有想到，情敌竟然是她从来也不曾怀疑过的秋红。真相揭晓，金菊十分平静，在宽恕丈夫的同时也解脱了自我，并且还怀想起秋红并决定要去镇里看望她。故事讲得温馨感人，呈现出人性的美好。
从以上几篇小说来看，晓苏以“性事”为载体，呈现出“人性”的巨大力量。同时，在人性的总框架下，书写着作家笔下的道德标准和善恶判断，使油菜坡叙事主题更加含蓄和深刻，富有文化意蕴。
二个性化叙事下的人性探索
油菜坡是晓苏的精神故乡，因此，他的油菜坡叙事充满着个性色彩，有着他独特的现实观、伦理观和审美观。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个富有油菜坡地域特色的精致故事，在展现底层苦难和现实处境的同时，书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揭示现实世界的人性欲望，展现人性的巨大力量。在晓苏的小说集《花被窝》中，大量的作品是对人性的探索、解读与呈现，充满着“现代民间审美意识”和“世俗主义的人文精神”③。
《海碗》讲的是一个温情故事，描绘出人性中的美好品质，赞扬对美好心灵的终生守护。九十多岁的外婆一直珍惜她的那个海碗，不仅是她的餐具，还当成她的玩具，一天到晚抱在手上，放在枕边，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海碗太旧、太土、太脏、太影响观瞻，并且由于海碗在外婆心中占据绝对地位，全家人都嫉恨这个海碗。搬新房时，父亲下令不准带上海碗，然而外婆死活要带，否则就不搬去新家，最后以可以带上海碗但不要用它为前提达成和解。然而两个月的新鲜劲一过外婆便不肯用新碗吃饭，找出海碗要把饭菜倒在里面吃，父亲气不过将外婆的海碗掀下桌子摔成两半。外婆以绝食相威胁，几天的绝食迫使母亲找锔匠把两半破碗补上才平息事态，父亲也以外婆不再上餐桌吃饭为条件同意外婆使用海碗。但是没过多久，家里来了客人，吃晚饭的过程中，外婆不知不觉捧着海碗走到餐桌边，父亲的脸当时就变了，只因有客没有当场发火，随后父亲就悄悄把海碗扔进屋后的藕塘里。外婆不见海碗，哭得死去活来，“我”和母亲在家里到处找海碗都没找到。神奇的是，外婆判断海碗就在藕塘里，一个高龄老人居然悄悄走进藕塘在泥水里把她的海碗找到，破涕为笑，无比开心。从此，父亲心灵受到浸润，觉得海碗对于外婆的生存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于是解除了禁令，允许外婆带着海碗在餐厅吃饭，而外婆也活得更加有滋有味，一家人其乐融融。小说通过海碗的一连串故事，写出了冲突与包容、隔阂与融合的实现转化的人性力量。
小说中外婆死活不肯放弃这个海碗，是因为这个海碗承载着一段传奇历史，有着更深层的人性内涵，时时释放着外婆年轻时的珍贵记忆。她曾数月用这个海碗送饭送菜，救护一位受伤隐藏在村后山洞中的剿匪小分队战士；她也曾用这个海碗在年轻的外公赴死前送去最后一餐装有四层食物、满满当当的丰盛饭菜。她对两个男人的双重情感寄予于这个海碗，使其成为外婆大半辈子的心灵寄托，总有那么一丝温馨支撑外婆生存的勇气和力量。故事写得跌宕起伏、精彩动人，因而蕴含的人性内涵便更是丰富厚重。外婆越老越小气，甚至有些吝啬过头，不准任何人用她的海碗，但她却用海碗做出惊人的举动：一个叫化子路过门口，外婆把一海碗米花糖全部送给了叫化子；外婆端着一海碗饺子闹着要在门口去吃，内心的动机是希望叫化子再次出现，而恰好叫化子就默契地到来，外婆便一个一个地喂叫化子吃饺子，全家人发现后十分震惊。母亲后来想起，原来那个叫化子的轮廓和眼神太像外公，也像那个剿匪战士。外婆显然被这个叫化子激起了存储心中几十年的珍贵记忆，人性复萌。温馨感人的场面呈现出人性深处的微妙景观，传达出人性深处的美好情愫和巨大能量。
《看稀奇》中，因丈夫与邻居李子木下棋输掉十块钱，老两口起矛盾，长时间分居、分灶、不说话；丈夫与邻居李子木也因十块钱的输赢互不来往、形同陌路人。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对年轻男女，在村口下车后看到乡间美丽风光就到草地上亲热，成了乡村人从未见到的“稀奇”事。先是丈夫发现这一“稀奇”，趴在屋前的石磴上看不够；老伴腊英见状以咳声暗示，但丈夫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热情地邀请腊英并把她抱上石磴一起看“稀奇”；邻居李子木看到老两口的异常举动，倍感惊奇，被腊英的丈夫发现后也叫来一起看“稀奇”。三个老人看着这“稀奇”，被年轻男女的亲热打动，激发了人生的美好回忆，其矛盾瞬间化解。老两口开始互相说话了，晚饭一起吃了，丈夫还对腊英说晚上搬回大床一起睡；李子木送来豆腐花，并悄悄在碗底压上了十块钱，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心结终于消失。这是一个人性激发、温情回归、亲情和友情苏醒的故事，一方面写当今农村的凋敝、留守老人的寂寞、文化生活的单调；另一方面揭示宽容、沟通、理解对于维护人际和谐与人情伦理的重要性，给闭塞、单调、冷漠的油菜坡添上一丝人性的温暖。
《死鬼黄九升》中，黄九升与马灯旺是情敌，因为媒婆把潘金枝带到村里时本来是介绍给老光棍马灯旺的。当时潘金枝的父亲住院开刀要五百元钱，马灯旺去村外借钱的时候，黄九升半路插足，拿六百元钱把潘金枝娶走，不料婚后黄九升在外面打工时从高楼摔下死了。马灯旺一直喜欢潘金枝，明里暗里都帮她，黄九升死后为他烧纸、挖坑、砌坟、扛碑，一点都没把黄九升当情敌看。可潘金枝嫌他太穷、太老实，不想嫁给他而要嫁到镇上去。当潘金枝和别人上床，死鬼黄九升就作法让她头疼，尽管马灯旺在黄九升外出打工时曾与潘金枝睡过，但死鬼黄九升最后还是成全了他们。为黄九升立碑的那天晚上，酒醉后的潘金枝和马灯旺不经意间睡了一夜，潘金枝居然没有头疼，于是潘金枝认命地嫁给了老光棍马灯旺。这篇小说体现另一种形式的隔阂与理解、仇恨与宽容，尽管故事有点魔幻，但透射出作者的人性思考：好人应该有好报。
《陈仁投井》也以个性化的叙述、精巧的情节推进，描写人性中“善”的回归。陈仁被不孝的儿子和媳妇赶出家门，住在邻居老汤的牛圈里，读高中的女儿地耳为了父亲不住牛圈，决定南下打工挣钱给父亲盖一幢新房。可是地耳在建房的过程中突然上吊自杀，陈仁唯一的希望破灭，于是不想活了，想找个井跳下。陈仁投谁家的井，体现出他的爱恨情仇。因为当地有个风俗，谁家的井如被人用来投井自杀就会走霉运，这口井也会成为废井，因此，投井的人都会去投仇人的井。陈仁去看过儿子家的井，因为他恨儿子不孝；他去看过村长尚元宝家的井，因为他恨村长把村里的仓库宁愿给情人养鸡也不肯让他居住；他去看过包工头周大本家的井，因为是周大本把地耳在桑拿城做小姐的事传出来造成地耳上吊自杀的；这些仇人也猜测陈仁要投自家的井而纷纷找陈仁说情。陈仁失踪后，大家惊慌不已，纷纷在自己家的井里寻找陈仁，最终人们发现陈仁在由水坑改成的自己家的水井里淹死。小说本来写底层人物的处境、绝望与复仇，但结局并非那样，而是一种反抗与忍耐的生命叙事，书写出人性深处本应有的善良本性。这种人性力量的表现是让人震动的，在充满艺术个性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叙述下，不仅是对善良和孝悌的强烈呼唤，同时也是对冷漠和自私的深刻批判。
三底层书写背后的人性彰显
晓苏的小说大多关注社会转型期底层人物的生存处境、人生悲欢和人性欲望，在悲悯情怀中揭示社会的荒诞，呼唤人性的善良。如晓苏的短篇小说《皮影戏》（《广西文学》2014年第1期），以其精湛的笔法和巧妙的叙事，将一出原本啼笑皆非的“荒唐”事件演绎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并最终以一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方式直达人心，彰显出人间真爱与真情的复苏以及传统民间文化在新时代所散发出的独特人性光芒。
小说中的打工仔余孝成，小心翼翼地在大城市打拼，从来不敢对生活有半点怨言，他胆小却孝顺；阿茭，一个被人唾弃的按摩妹，在灯红酒绿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沾染了不良习气，她轻浮却真诚。他们卑微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命运的错综，生活的纠葛，让两人达成了一笔充满铜臭气的“买卖”，进而踏上了一段“荒唐”之旅。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并未在两人的预料之中平稳发展，诸多矛盾层出不穷，“始料未及”而又在“情理之中”。纵向看，余孝成、阿茭和母亲构成一组“新旧传统”之间的矛盾，“起早床”、“扔烟袋”、“做家务”、“陪演戏”等一系列考验居然“有惊无险”，逐渐让阿茭重拾人性的美好。横向看，余孝成、阿茭和金砖构成一组“人性善恶”之间的矛盾，阿茭与金砖先有“肉体交易”矛盾，余孝成与金砖后有“皮影交易”矛盾，虽然这两个小矛盾时间上有先后，但却如两条小溪汇合在一起组成大矛盾。两组大矛盾纵横交错，将“情感”这张网织得精彩绝伦，使其演绎出复杂的人性大戏。
小说中的皮影戏，在虚幻中蕴藏美好；人生戏，在现实中饱含无奈，这两者之间承载着太多的人生不易，不禁令人联想到人间的有情和无情。从祖上传下被视若珍宝的皮影戏，其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意义被一次一次的消解。首先，皮影戏已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甘当“门神”（张飞与关羽）。其次，为了躲避母亲的诸多“猜疑”，皮影戏再一次沦为情欲的“挡箭牌”（西门庆与潘金莲）。最后，为了成全一片“孝心”，不让阿茭的身份败露，皮影戏又再次成为保守“秘密”的“封口费”，让金砖的“恶”反而成就了人性的“善”，在那一刻，所有的人伦道德在这里都变得苍白无力，唯有真情的流露感动着余孝成和阿茭，回荡在天地间。最后一出人肉“皮影戏”，却将实体存在的“皮影”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彰显出人性的复苏。人世间的是非善恶，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人生的阴差阳错，悖论丛生，唯有高叹一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似荒诞的一切却又暗含人生某种顺理成章的宿命。
除了《皮影戏》，在晓苏的小说集《花被窝》中，基本都是底层叙事的作品，但其背后仍是对人性的探索与表现。如《幸福的曲跛子》，写“幸福”背后的辛酸与无奈，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体谅。曲奇和他的妻子毛娟从南方打工回来后建起了楼房，请客时却不请“我”。按说是“我”把毛娟带到南方打工，让他们夫妻有机会赚钱的，况且在南方时三个人还经常在一起，“我”还帮过他们不少，于是心中总有一层隔阂，但又说不上什么矛盾。由于邻家女子“我”在南方打工时是在桑拿城当按摩女，要不是曲奇南下毛娟也差点做上这个工作，因而曲奇十分瞧不起并在心中憎恨“我”。毛娟去南方打工是想赚钱像“我”一样建一幢漂亮楼房，曲奇怕她走上邪路劝她回家，然而无效，只好留下打工；对于打工赚钱的迫切、方式与不易，曲奇心中充满理解和宽容。曲奇的工作是在地下停车场看车，夫妻俩的收入远远够不上建房的钱，一场车祸让曲奇的左脚被碾断，获赔了10万元，回家后用这笔钱建起了楼房。楼房虽然建起了，但夫妻俩内心并不觉得光荣和畅快，因为建房的钱不是一笔一笔劳动挣得。客来客往，曲奇尽管无比高兴，而毛娟却时不时躲在角落暗自哭泣，“我”见状后打去电话劝慰，这时才得知，那场车祸是曲奇自己把他的脚伸到车轮底下压断的。故事很辛酸，底层百姓各有各的困惑和苦衷，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寻各的办法，各走各的“捷径”。小说讲述到这里，似乎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所有的嫌隙与不快、芥蒂与隔阂一下子全部释然和消解，无须谴责而只有同情。作者对这种特殊经历、特殊情感、特殊行为的叙写的背后，却是对转型期社会底层百姓生存处境的深度关怀，也是对“一代人”的人性景观的深度描绘。
在《矿难者》中的小斗，借一场透水事故自己奔向透水的矿底而遇难，深层动机并不是想讹诈矿主20万元的赔偿金，而是想结束生命把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柳絮还给四十多岁仍打单身的哥哥大斗；相貌丑陋、木讷老实、脑袋顶上还长着瘌痢的大斗，一心想攒够五千元钱的植发费，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娶到老婆；小斗的妻子柳絮丧偶后本来可以凭借漂亮、聪慧、精明改嫁给喜欢她并有房有车有店铺却中年丧偶的老皮，可是柳絮看到小斗遗言，知道死因后回心转意决定改嫁给大斗。这样一种曲折的过程和突兀的结局，虽然有违情理但又在情理之中。这些人物故事的背后，传达的是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人性的力量，在揭示底层生活境况的同时给底层民间抹上一丝温暖，充满着民间世俗的乡村伦理和规范之外的隐秘法则。
而《桠杈打兔》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呈现三种命运，产生三种结局，讲述的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故事，但是人性的力量仍然支撑着故事的灵魂。1.石国柱是一个徇私舞弊没有好下场的代表。石国柱与毛洞生是村里当兵的两名候选人，在选拔过程中，忠厚、勤快、技能好的毛洞生本来样样领先，但是石国柱的母亲用肉体贿赂武装部长，石国柱选上了。当上工程兵的石国柱，在部队修铁路放炮时炸断了两条腿退伍回家，丧失了劳动能力，夫妻生活也不和谐，他老婆还与毛洞生有着暧昧关系。2.毛洞生一个“桠杈打兔”式的人物，命途多舛、时运不齐的代表。毛洞生为了能有机会再去当兵，请村长把他的年龄改小了五岁，但是阴差阳错还是没有当上。毛洞生年满六十周岁，按说可以到镇里领取养老金，但又没有六十年前的出生证，唯一的证据是毛洞生出生时山洞口刻有他的出生日期，当费尽周折拍成照片拿到镇里，谁知这个证明不起作用，最后只好放弃申领养老金。尽管这些好事与他无缘，但他过得平安健康、无灾无难。3.姜广财是一个贪婪没有好结果的代表。毛洞生家庭困难，村长一心想帮他，便出主意将洞口上的出生日期拍成照片送到镇里作证明以领取养老金，但油菜坡村只有姜广财的手机能照相，可是姜广财狮子大开口，索要两百元钱才肯照。两天后姜广财骑摩托去镇里领自己的养老金，回来的路上翻车死亡。小说主人公毛洞生面对其一生的坎坷和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故，明白了一切，也顿悟生命与运气的本质和规律。小说体现的人性力量及其社会功能，一方面告诉人们命运是一种自然规律，命运的核心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在一定时代的组合，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命运，人们不能随意违背；另一方面，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故事的讲述，呼唤道德与良知，鞭挞种种丑恶现象，拯救公平与正义，疏导社会矛盾，倡导社会和谐。
晓苏的小说，无意于宏大的情节构造，也无心于眼花缭乱的西方叙事技巧的“嫁接”，而是一株自觉结合当下国情进行“底层化”和“民间化”创新培植的神奇植物，它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摇曳在转型期的中国乡村，已见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晓苏是一个具有民间智慧、深谙民间文化的“说书人”，他总是能在芸芸众生的习以为常中“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这不单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朴实的生活态度和民间审美的思维方式，正如他的每篇小说都发生在油菜坡这一充满文化性格和精神传统的地方一样，晓苏正逐步向小说中渗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正如晓苏说：在既有“可读性”又有“可讲性”的精致创造中，让人性的力量充分得到彰显，使人类的精神困境得到解围，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发挥到极致。
注释：
①②杜雪琴：《从油菜坡生长的乡村小说晓苏先生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③王泽龙：《俗世的精神与俗世的审美评晓苏〈人性三部曲〉》，《小说评论》2002年第1 期。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童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