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这么介绍储安平：“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一九八〇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者》、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作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国民党（截至一九四八年）和八年的共产党（截至一九五七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前者是———‘一场烂污’；后者是———‘党天下’。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语。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纪录簿上。”
戴晴以深情的笔调勾勒出储安平的侧影，曾与储安平一起参加“渝社”的陈纪滢说储安平“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冯英子说储安平“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储安平的学生王火也说他“不喜欢主动与学生接近，对学生的态度是客气的，但并不热情，有距离”，甚至“恃才傲物”，而张申府言：“据我所知，储安平是以敢言著名的办报人，有很好的操守。”总之，储安平是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也难怪冯英子要这么说：“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他写出来，也好像欠他一笔债未曾还清一样。”抱持相同态度的还有名作家章诒和，她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九）五七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章诒和笔墨沾满着泪水，写出储安平晚年悲苦的情景。
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可能是最早为储安平作传的文章，而根据后来的研究者如邓加荣、谢泳、李伟等人的数据，我们可以理出一份生平简介：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乃储氏望族之后；储安平生下仅六天，母亲去世，父亲吃喝嫖赌，不顾家庭生计。由年迈的祖母抚养，十四岁时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从此他寄养在伯父家中，直到去外地上学。一九二八年储安平从光华附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英文系（储安平所读的科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新闻系，有的说是政治系，而赵家璧说储安平跟他是大学同班同学，则当为英文系）。大学时期的储安平醉心于文学创作，曾给《北新》、《语丝》、《真善美》、《新月》、《流沙》等文艺性杂志写稿；同时对社会政治亦感兴趣，一九三一年他就搜集当时学者及政论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张其昀、梁漱溟等人的文章，编了一本《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新月书店出版），并为该书作序及写扉页题词。一九三二年储安平从光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九三四年与低他两级的女同学端木新民结婚，这期间《中央日报》聘储安平编文艺副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邵洵美创办纯文学刊物《文学时代》，由储安平任主编，翌年四月出完第六期，因储安平要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办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储安平随中国代表团赴柏林采访奥运会新闻，奥运会闭幕后他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费边主义”学者拉斯基教授学习。留英期间，他对英国的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印象深刻，使他相信自由主义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源，中国也可以透过良好的教育方式来改造国民性格，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国家和自由的社会。一九三八年，储安平离英返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储安平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教授，同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其间他参加“渝社”———一个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为主要成员的学术性团体，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成员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陈纪滢等，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其后曾短期任桂林《力报》的主笔。—九四〇年储安平接受当年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廖世承的邀请，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储安平在蓝田师院结识了许多知名教授，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人。这期间也是储安平一生写作的丰收期，他写成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著作。一九四三年他又把各次演讲整理成《英国与印度》一书出版（桂林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晨报》在湖南辰溪创刊，冯英子任副社长兼总编，他重金礼聘储安平兼任该报的主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储安平离开蓝田师院赴重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张稚琴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邀请储安平任主编，编辑有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一共出了十七期，而储安平实际只主编十二期，十三期后改由吴世昌接编，而储安平则离开重庆到上海，他正式的职业是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在政治系和新闻系分别开设“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新闻评论练习”等课程。同时他也筹备《观察》周刊的创办，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观察》创刊于上海，储安平任发行人兼主编。《观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一份同人刊物，也是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刊物。它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庸和腐败，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后，储安平加入民盟和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学社机关报《社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观察》复刊，储安平任主编；一年后《观察》改名《新观察》，而储安平调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一九五二年出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六月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报告，随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山农场劳动改造。同年六月八日，储安平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提出辞呈，不再担任总编辑职务。“文革”开始，红卫兵把他作为专政对象，批斗侮辱，逼他扫街。一九六六年深秋，他跑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自杀未遂，不久即告失踪。他的生死成了一个谜，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蹈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永远成谜了。
储安平有两段婚姻，但都以悲剧收场。首先是—九三四年他与低他两级的女同学端木新民结婚，端木新民也就是他爱称的露西（Lucy）。戴晴说：“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c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无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这简直是一对才子佳人的绝配！其实，端木露西后来也成了一位女作家。抗战期间，端木出版过两本散文集，据姜德明的《书叶丛话》介绍，一本是出版于一九四三年的《海外小笺》，是储安平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所编的十本“袖珍综合文库”的一种，里面收录的是端木露西写给储安平的十几封书信和小品文。在储安平赴英求学后，第二年端木露西也赴英留学。此书出版时，这对夫妇还没有脱离关系。另一本是一九四五年由商务出版社在重庆出版的《露西散文集》，里面大都描述战火乱离、男女恩怨的心绪与忧乐。共收散文十三篇，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作者在湖南蓝田编就的。书中的自序称自己从不妄想踏进文艺之门，而是因为一位很好的朋友常常让她写一点什么，“我今天毅然将这个集子整理出来，也是为了纪念我与这个人十年的情谊，一段梦境。”她所说的这个人，自然就是指的储安平了。
对于储安平与端木露西最后的离异，戴晴有一个说法：“他（按，指储安平）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cy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除此而外，戴晴还提到储安平从英伦归来后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时的一个情况：“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的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掉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戴晴提到的“有钱有势的社长”，就是当时的《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著名报人徐铸成也说，“当他（按，指储安平）孜孜埋头编报时，那位社长程先生却天天陪着这位‘校花’（按，指露西）去跳舞，不久，因而脱辐了，留下一个孩子，由安平艰难抚养。”与储安平家有戚谊的李伟先生在回复笔者的询问信函时说：“程沧波当年长《中央日报》，安平编副刊。端木喜跳舞，储耽于读书，从不偕妻参加游娱事，程趁虚而入，确有其事。储性格上有诸多缺陷，如吝啬，子女关系也不佳。”另外端木露西在《露西散文集》自序中坦然地承认：“一个人有时需要‘物资’来解决一些苦难的问题，其重要和急迫远超过于一个谨慎的声誉。自然，这种措置无意的是一种不幸。”这段话，亦可视为端木露西对自己与程沧波一段婚外情的自我辩解。
程沧波（1903-1990），字晓湘，又名程中行，江苏省武进人。一九一八年入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同学陈训恕的长兄陈布雷时任《上海商报》主笔，由这层关系程沧波便开始给该报写稿，有一次写了评论太平洋会议的文章，见报后颇受陈布雷赏识。一九二四年他转学复旦大学政治系，一九二七年毕业后由陈布雷推荐去上海《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同年四月，陈布雷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推荐程沧波去中央党部宣传部工作。未久，他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英国政治与历史。一九三一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一九三二年五月，由陈布雷推荐，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首任社长。
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蒋介石分批邀请各界领袖到庐山举行谈话会。蒋介石要程沧波代他草拟一份准备抗战的文告，因为陈布雷当时正在生病，程沧波责无旁贷地接受下来，他关起房门写了三个小时，这就是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词。其中很有一些名句，如：“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程氏文笔敏捷，铿锵有力，难怪蒋介石称他为“中国第一枝笔”。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程沧波奉派去欧洲，一九三八年五月回国。在这半年中，南京已经陷落，《中央日报》西迁长沙。在长沙他全力筹备成立重庆总社，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央日报》在重庆出版，程氏担任重庆总社社长。一九四〇年秋，程沧波被免去《中央日报》社长之职，而调到监察院去任秘书长的闲职。对此香港名报人陆铿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说：“程主《中央日报》八年半，直至一九四〇年秋因桃色事件下台。自古才子爱佳人，原来，储安平在程领导下任《中央日报》编辑部主任，其妻女作家端木露西，不仅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好，程为之动心，乃趁储安平赴英学习机会，穷追而得手。储得知此事，在其乡前辈吴敬恒（稚晖）先生面前告了程沧波—状。吴言于蒋介石，蒋把程喊去骂了一通。《中央日报》社社长势难继续当下去，乃呈请辞职。于右任先生爱才，且认为‘风流无罪’，遂把程沧波叫到监察院任秘书长。端木露西女士也为这一段感情纠葛，写了一篇相当轰动的文章：《蔚蓝中的—点黯淡》刊于重庆《大公报》，风传一时。”
对于此事，当时也在《中央日报》主持编务、后来成为陶希圣的亲家的刘光炎，在《梅隐杂文》一书中说：“《中央日报》的副刊，也花样百出，最闹猛的是女记者端木露西闹桃色新闻，把报馆几乎搞垮了。这位女记者非常风骚，她其实很喜欢我，曾百端挑逗，喊我是：‘可怜的孩子！’我因心有专属，绝不动心，她终于把我没有办法，摇摇头去了。她的丈夫后来恍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无是处，一怒离开报馆，从此到上海办了一个《观察》杂志，专门拆国民政府的台。他就是后来终于在‘大鸣大放’中栽了跟头的储安平！”
此事发生后，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并没有离婚，据戴晴的文章说廖世承在湘西组建蓝田师院时，储安平还带着端木露西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去了。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晨报》在湖南辰溪创刊时，则两人显然已经离婚了。据冯英子说：“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西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溪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溪，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
冯英子又说：“一九五三年秋，我结束了香港《周末报》的事务，调上海工作。从广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别去北京绕了一下。那时安平在出版总署做出版局局长，开始做官了。我去出版总署找他，发现他穿了制服，有如临风玉树，一表人才，人也微微发胖了，不复是在辰溪时的憔悴。那时解放不久，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已经重新结婚，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没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后来在奇珍阁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
储安平的第二个妻子易吟先，是著名辛亥老人易堂令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湖南著名的爱国女校“周南女学”。在与储安平结婚时，已有过一段婚姻。易吟先的前夫是个工程师，后来与易离婚，去了美国。储安平与易吟先共同生活了四年，反右后亦告离异。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她母亲（李健生）告诉她有关储安平的事：“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章诒和又说：“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一九六一年，由侯镜如夫妇作媒，宋希濂与易吟先结婚了。后来夫妻二人一同去了美国。一九九九年八月易吟先病逝于纽约。
至于端木露西，据作家韩三洲说，她在与储安平仳离后，—直用端木新民这个名字，解放后曾在上海市立敬业中学任教，后与上海水产学院教地理课的孙西岩结婚，也许由于她还是改不了“直言无忌”的缘故吧，日子一直过得不顺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她也曾遭受过打击。八十年代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在上海陕南村的寓所里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五年，直到因病辞世。
相对于储安平，端木露西和易吟先还算是幸运的。作为一九八〇年“不予改正”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可说是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选自《书城》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