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下克上”是指产生于日本室町时代、由于战争、夺权等而导致的下层阶级取代上层阶级的社会现象。这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在文化层面亦是如此。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指出，“下克上的进程所导致的社会势力的新陈代谢，也在文化领域决定了贵族文化的没落和民众文化的上升”。[1]相比较而言，中国封建社会也历经过多次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和政权更迭，然而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却占据着社会主流，不同阶层的文化之间也表现为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局面，并未出现本质上的轮换与更新。本文试从一相对化视角探讨这二者的差别及其原因之所在，窥测两国在政治意识和文化形态上的异与同。
关键词：下克上；文化；差异；原因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6--02
一、“下克上”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具体表现
“下克上”现象产生于日本中世的室町和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是继镰仓时代之后幕府执政、将军掌权的武家统治期，也是日本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急剧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从1480-1590的百余年被称作日本史上的“战国时代”就可见一斑。政治上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国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异动，各阶层力量不断冲撞对抗、分化组合，平安朝以来的贵族王朝体制趋于崩溃，武家的专制政权也遭受着各种地方势力的冲击，急剧变幻的时代背景反而提供给了新阶层、新文化以成长的可能。
1、政治上的“下克上”
日本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以来，便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时代。武家取代公家而当权，其统治基础乃是以土地为媒介的庄园制经济以及将军与御家人的主从关系。将军为最高统治者，将军之下是管领，在地方上则设置有守护、地头和各种行政机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样的一种阶级关系在社会出现变动及幕府统治出现衰退的状况下导致了各种地方势力的斗争与反抗，“这种动荡的政治局面，是与庄园制的渐次瓦解和随之而来的阶级关系大动荡分不开的。”[2]“没落阶层有希望恢复地位，而发达之人又不知道何时会坠入没落的深渊。不论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重新构建。镰仓末期和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的混乱就是这样产生的。”[3]在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地方武士和平民运动迅速兴起，被称为“土一揆”的农民起义运动使得幕府的统治基础渐趋衰弱。关于“土一揆”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在地方上民众力量不断壮大，甚至到了能够维护地方秩序的地步，‘一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便是与此有关。”[4]以及“地方上对容易引发危机的政治秩序所持有的担心”[5]。从本质上而言，“下克上”指的就是各地的百姓和国人反抗领主、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一现象出现于13世纪的镰仓时代，在应仁、文明之乱之后已经相当普遍，成为建立新秩序的一种风潮。
2、文化上的“下克上”
室町时代文化的大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庶民势力抬头，下流趣味每普行于上流，如能乐、谣曲、狂言、连歌等类”。[6]在这一民众势力逐渐抬头的政治背景下，文化层面上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文化便在社会的多个领域逐渐兴起并渐趋取代了之前的贵族文化。“以《源氏物语》为范本的王朝式拟古物语的创作停止了，和歌的新发展中断了，敕撰集的编纂也在这个时代宣告终止，古今传授等无意义的秘传流于仅仅在形式上讲授歌道的传统，大和绘的技巧显著退化。”[7]民众成为了新兴文化的享受者和创造者，“适应社会势力的交替，文化上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新陈代谢。”[8]同时这也是整个室町时代文化的一大特色。“贵族的没落、战国大名的强盛、城镇居民的活跃、农民百姓力量的壮大，促使文化的庶民化倾向大大增强。”[9]
二、社会变动背景下中国不同阶层文化的走势
中国方面，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和手工业。在皇帝、封建领主和底层平民百姓这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机构下，若统治阶层出现腐败或社会矛盾呈现激化，以下反上的各类农民起义也并不鲜见，如秦末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以及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等。但这种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往往只造成了政权的更迭，却并未带来文化的更新。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取舍与融合，然而却没有质的变化。
以最成功的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为例，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从此开启了一个历时近三百年的东方帝国的大幕。这是一个典型的始自下层农民起义的胜利而建立的全新王朝，也具有政治层面上“下克上”的一些特征，那么明朝的文化走势又当如何呢？“明太祖的立国， 虽然未必有民族革命的色彩， 但是在思想文化传承上却更注意追宗宋而不是元。对于元代的‘胡风’明太祖是决心改易的。这更主要表现在对于礼乐的追寻。在近百年元朝统治之后， 重新追寻已经废坏的礼乐， 这也便确定了宋明文化承接的模式。”[10]文化的走势依然是对中华主流文化的承袭和发展，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主流政治思想。依然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调，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政治上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文化方面则大力推行带有专制性质的一统政策，力图将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都纳入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学的轨道。“要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儒学仍然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对封建等级关系的‘天然合理性’作出充分论证和说明的新儒学——程朱理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现实的需要。”[11]
2、文学。明朝前期的文学，因受华丽的台阁体的影响而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不仅传统诗文的创作，在小说、戏曲、散文方面也发展迅速，史学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从永乐起的几十年中，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官方文化也达到极盛。永乐时期《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编纂，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12]
3、科学艺术。“明代的印刷术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印刷品在数量、题材多样性、艺术性和可用性上都超过了前代。”[13]绘画、书法、雕刻等也显现出进步和创新。
三、出现差异的原因之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同样是由底层农民运动而导致政权变动的社会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文化走势是迥异的。一个表现出积极的融合和渐进式的发展，一个则为完全的取代和质变。那么，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又是怎样的呢？试将两国作一横向比较便能发现，虽然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这一大的地域范畴，很多历史时期内两国也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但地缘上的接近并不意味着两个国家的文化走势一定相同。任何民族的文化，其创生和流变都必然和其所处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大环境密切相关，既有其自身发展传承的历史脉络这一内因的作用，又少不了其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这一外因的助推。唯有基于多元化视角的客观分析，才能对相同历史背景下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走势形成的原因做一番探究。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涉及到两国文化创造主体的不同、文化发展历史的不同以及自身文化品性的不同等。
1、文化创造主体的不同。一般而言，政治上的当权者会影响主流文化的生成及其走势。日本中世的战乱时代，下层的武士、平民和上层的幕府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对抗“领主”和“地头”的无理要求，纷纷自发成立起一种自治组织“惣”。“惣是乡村自治的村镇组织，是在庄园制内部滋长的一种新的社会体制。”[14]下层农民自身成为了地方自治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民众文化”这一中世日本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原先仅仅属于农民阶层自身的文化因子也因此拥有了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契机。而中国的农民运动虽然始自下层社会，但新政权建立之后却依然采取集权统治来巩固和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以求得国家的和平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明朝在建国之初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大力推行专制主义，弘扬孔孟等主流的儒家思想，加强思想控制。这样，原先的被统治者一跃而成为统治者，但依然采用旧有的思想文化体系对民众进行控制，不同阶层的文化之间不存在进行轮换交替的社会基础。
2、文化发展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不同。在平安朝以前的古代社会，日本积极吸收来自中国的大陆文化，而在平安朝，伴随着遣唐使的停派，原先得以作为参照的蓝本不复存在，因此日本“在咀嚼消化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岛国特点的‘国风文化’”。[15]经过这样一种“变异”和“改良”的积累，日本具备了一定意义上文化的自我更新功能。中世战乱年代出现的“下克上”风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的繁荣，可以视为日本文化又一次的自我更新。通观整个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习他国过程中积极“受容”之后的合理“变容”，乃是其文化发展的一贯现象。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居于“华夷”体系的主体地位，对他国施加的影响多，而受他国的影响小，“‘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 ，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16]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心理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中华文化发展的主干比较坚固，不易发生大的变动。
3、文化品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日本善于更新、变革和中国的“仁义忠信”、“和为贵”等儒家价值取向的不同。王勇教授在《日本文化》一书中将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定义为“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韩立红教授也提到“日本在其民族性格的形成期吸收过大量的外来文化”[17]。但对外来文化若只是一味地引进和吸收，那就会变成机械的模仿，因此对其进行一定的变革和改良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则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同化和融合的取向，即在一种温和状态下的渐进式发展。“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型自然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集中到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18]另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和“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19]等也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具体表现。“贵和尚中”思想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思想体系，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可或缺，同时也造就了文化在其发展体系上的前后相续和历史承接。
结语
在“下克上”的社会背景下中日两国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并不是偶然的，这和两国的文化发展史以及文化特性不同等因素有着直接联系。分析这一差异及其原因可以为中日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同时，分析不同阶层文化的斗争与融合，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这一课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刘绩生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11月，第107页.
[2]、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4-275页.
[3]、纲野善彦.悪党と海賊——日本中世の社会と政治[M].法政大学出版局，1995年5月，第140-141页.作者译.
[4]、池享.日本中世の歴史6 戦国大名と一揆[M].吉川弘文馆，2009年8月，第59页.作者译.
[5]、同上，第60页.
[6]、古田一良.日本通史[M].章钦亮译 国立编译馆，1942年，第175页.
[7]、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刘绩生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8页.
[8]、同上.
[9]、王军彦.日本室町時代的文化及其特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3）.
[10]、商传.明朝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 [J]. 学术月刊，2010（6）.
[11]、万朝林.明朝文化[M].南京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12]、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 明代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313页.
[13]、万朝林.明朝文化[M].南京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14]、林明德.日本中世近世史[M].三民书局，2000年，第81页.
[15]、王勇.日本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16]、何芳川.“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17]、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作者译.
[18]、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19页.
[19]、张岱年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8-275页.
参考文献：
1、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刘绩生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11月.
2、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3、纲野善彦.悪党と海賊——日本中世の社会と政治[M].法政大学出版局，1995年5月.
4、池享.日本中世の歴史6 戦国大名と一揆[M].吉川弘文馆，2009年8月.
5、古田一良.日本通史[M].章钦亮译 国立编译馆，1942年.
6、王军彦.日本室町時代的文化及其特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3）.
7、商传.明朝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J].学术月刊，2010（6）.
8、万朝林.明朝文化[M].南京出版社，2005年.
9、陈梧桐.中国文化通史 明代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10、林明德.日本中世近世史[M].三民书局，2000年.
11、王勇.日本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何芳川.“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13、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15、张岱年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005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