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22日，胡风在经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对第二次文代会因报告迟迟未能起草好而延期提出了批评，“文代会一再延期，说是报告没有起草好。而这所谓没有起草好，也似乎并不是正在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在整理问题研究问题，而是负责的同志还没有工夫去想去写的意思，照常识想，应该是主要问题早已表现出来了，负责同志早已看清了问题的基本性质和大概趋向，确定了大会的必要性和基本任务，这才决定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大会的。那么，应该是先有了报告内容这才决定召开大会的。至于文字上的构成和细节上的斟酌，那应该费不了多大实践。也应该在预备会期间去确定。但当时的情况是，一年多以前就要召开大会，但一年多以后还没有报告。我觉得这是难于想象的”a。不管胡风的指责是否有道理，但却显示了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之于大会的重要性。1949年3月9日在周扬在关于华北文协筹委会人选问题致中央及陆定一的电报中，周扬就把“专题报告写出草稿并经各局阅”b作为工作的第一项。可以说，文代会报告的起草是文代会筹备工作中重要一环，尤其是总报告，它涉及到对过去文艺发展的总结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对全国文艺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的纲领性文件。文代会报告起草人的确定、报告主题的确定都要向中央领导人进行请示，经过批准后方可进行。而且报告起草过程充满了多种势力的博弈和多方利益的平衡，报告的最终定稿不但是多种文学力量对比的结果，也预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倾向。文代会报告的起草是文艺界进行文学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体现了“十七年”文学进行决策中一些显性与隐性的基本原则。
一
起草人的确定是进行文代会报告起草的重要工作。文代会报告起草人的确定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内的问题，选择谁负责起草报告其实包含了政治权力对文学界内部不同文学倾向的选择。因此报告起草的负责人往往由中共中央或者最高领导人确定，因为“由谁作报告，这涉及到大会后谁主管文艺工作的问题”c。文代会报告起草的负责人由中央指定，这保证了正统文艺观点在文艺界的统治地位，以维持文艺界内部观点统一。
周扬主持了前三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和报告的起草工作。早在1949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就筹划召开新的文协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组织。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指出要筹备新的全国性的文协大会，并请周扬负责d。1949年6月22日《文代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文代会筹委会的起草工作由周扬负责e。第三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仍然是周扬负责的。1960年1月，周扬、林默涵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的指示，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后主要抓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准备工作f。
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起草过程中，报告负责人经历了更换。这种更换表明了选择报告起草人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利益选择。第二次文代会的总报告虽然是周扬所做，但在筹备工作的前期却并不是由他负责。据张光年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让他到湖南参加土改。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没有让他参加g。筹备工作由胡乔木负责，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然而因为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对其它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的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作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话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第二次文代会”h。冯雪峰起草的报告在讨论中也未获通过，周扬重新召集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等人去天津重写大会报告。
报告起草有专人负责，但具体的起草还是集体合作的方式。报告起草的负责人牵头，或由大会筹委会聘请，成立正式的起草委员会或非正式的起草小组。第一次文代会前的3月22日，中华全国委员协会在京的总会理事和华北文协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推选出筹委会，委员37人，郭沫若为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并确定了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康濯为秘书。第一次文代会茅盾负责的国统区文学报告《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结尾部分，也描述了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多人合作、交换意见、不断修正的情形。“本报告起草小组由筹委会常委会聘请，前后共计十四人，其中：阳翰笙、马思聪、史东山、叶浅予、李桦等五位原为影剧、美术、音乐各组专题报告之起草人，参加本组仅在原则上交换意见，不负实际起草工作，又巴人先生因事忙，胡风先生坚辞，皆未参加，故本报告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实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i周扬为了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起草还专门召开了小型的理论工作会议，成立了文艺理论小组。在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他特意留下了几个省市主管文艺的领导人李亚群、陶白、曾惇、袁勃、叶以群和刘绶松等专家，同时召集了北京的姜椿芳、何其芳等人，会议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第三次文代会做思想理论准备j。周扬在会议上除了讲明报告的核心内容外，据负责会议记录的黎之回忆，周扬还“特别提醒我把大家提的好的意见整理进去，还具体提到几个人的某些意见。文艺处的同志们又分别协助搜集材料和查阅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同时找所谓‘反面材料’。这方面的工作文学研究所、《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单位给了很大的帮助，个别国外材料还请大使馆的同志们提供”k。
虽然是集体起草，但起草报告的主要负责人要在总体上把握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方向，然后由起草班子具体实施写作，以保证大会报告在核心观点上的统一。第三次文代会前，周扬组织人起草大会报告，向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等人讲了他要讲的内容l。报告负责人在总体上指明报告的方向，但在具体写作上还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结果，因为负责人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熟悉具体情况。据涂光群所说，“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甚至他自己并没有读过”m。因此报告的相关材料往往由不同研究机构负责，而报告各部分的撰写也由对相关问题较为熟悉的人来负责完成，并在起草过程中交换意见，不断修正。
报告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内部也会有争论，报告草稿完成后也会征求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虽然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吸纳了很多人的意见，但在核心的文艺观点上一般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差异。据黎之回忆，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周扬颇费苦心。他多次感叹：写东西真不容易。从思想到文字有这么大的距离。由于在文字风格上的不同，往往由于一句话，他和林默涵改来改去。……在谈到国内大好形势时周扬加了一句中国‘以雄伟的革命姿态，青春焕发地站立在世界上。’林几次删去，周又几次恢复。我对这两位理论家在文体追求上的不同颇感兴趣，至于在观点上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不同”n。此外，报告草稿完成后也会寄送草稿征求意见，据夏衍回忆，“第一次文代会于7月2日在北平开幕，前后开了十八天，我没有参加，只记得开会前不久，收到茅盾寄来的一份发言稿（谈的是国统区十年间文艺工作），要我提意见，我匆匆忙忙的读了一遍，复了一个‘完全同意’的电报”o。当然，也会存在在关键问题上与核心观点不同的意见，但一般不会被采纳，如下文将要提到的胡风。
二
文代会的报告作为文学界进行决策的重要形式，中央领导人往往会亲自介入，对文代会的主题和议题提出指示，这些指示是文代会筹备和报告起草的方向，构成了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指导思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在1949年5月13日接见文艺界新闻界的人士时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p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也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指导原则之一，在1949年6月22日文艺代表大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大会的方针问题：“一致同意此次大会应是一个团结大会。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共同原则下，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艺工作者，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领导下，容许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各种不同的艺术倾向。”q而这一方针在周恩来、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人的报告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954年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中共中央对第二次文代会的议题有过明确指示：“去年第二次文代会时，中央曾经有个指示说，积极发展文学艺术创作，积极鼓励作家、艺术家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努力创作。”r第三次文代会召开前曾向中央写了关于召开文代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央书记处同意开会并作出指示：一、要充分肯定成绩。二、修正主义只点南斯拉夫的名。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三、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刘少奇提出：“建国已经十一年了，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应该已经形成了。”s中共中央的指示构成了文代会筹备的指导原则和报告起草的核心思想，影响了大会报告的起草过程。茅盾在起草第三次文代会报告时的日记也曾记载，1960年7月21日，“上午又复校了报告。遵中央指示，仍在报告中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与‘两结合’作比较”t。
报告草稿完成后，除征求文艺界人士的意见外，还要提交领导人审阅，他们的意见也将成为报告修改的重要依据。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党员会上，胡乔木传达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扬报告的意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周扬同志准备做的报告要点，一致同意”，并认为这次会议“应该以鼓励文艺活动，鼓励文艺创作时间为主要方针”。在具体的文艺观点上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大会的几个报告中提到对文艺发展的估价，都追述到1949年或1942年。毛主席感到这个提法有缺点。好像无产阶级文艺只是从1949年开始。毛主席说，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尽管在这方面还有不足。应从五四以来谈起，特别是鲁迅。几个报告对鲁迅提的太少”。关于英雄人物塑造问题，毛泽东认为“人都有缺点，英雄人物也有缺点。但是，作家可以忽略英雄人物的缺点”。他还对文艺界的团结问题以及讨论文艺领导机关的错误与缺点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u。
对于周扬的第三次文代会报告稿，毛泽东阅读后做出修改，并写下批语，要求周扬进行修改。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廿五日，如何？请酌定”;“另，有一些小的对方，我给你做了一些修改”;“对我的诗词的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v。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原稿中关于论述毛泽东诗词的一段话：“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他的诗词是革命史诗和革命抒情诗的完美结合。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艺术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w
中央领导人介入文艺决策是为了保证正统文学观念的统治地位，同时根据政治形势的变迁随时进行政策调整，以配合国家建设。他们对文代会的指示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隐含着最高政治权力依据对国家形势的判断。如第一次文代会之前的中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建国初期的文学艺术界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大范围的统一战线无疑成为当时文艺界开展活动的重要参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政策在文艺界的体现。第二次文代会确定的“繁荣创作”的主题与当时国家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譬如抗美援朝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就像郭沫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讲的，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化”。但经历了对《武训传》 《我们夫妇之间》 《〈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后，文艺创作普遍陷入停滞状态。落后的文艺创作被认为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已经“远远跟不上当前的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无可讳言，是落后在现实的后面了”x。因此周扬在大会上的报告《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明确指出，“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并提出了各项促进文学创作的措施y。第三次文代会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更为密切，“反修正主义”是这次大会的主题。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分歧，加上国内的反右倾运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如对巴人的《论人情》、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上的一个小问题》的批判，因此这次大会的主题也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
三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在起草人员的选择、报告的主题等方面都经过了层层选择和严格把关，加上中央领导人的介入，使得文艺界在文代会上往往并不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作出对文艺界现状的精准分析。文代会报告只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意见，有特定的倾向性，这种一致性往往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因此文代会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意见”、“官方文件”，就像有人所批评的，“几次文代会上，都是领导同志作报告，事先却不充分酝酿讨论，因此，这些报告和决议往往不解决问题”z。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隐含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文艺界内部不同文艺思潮在报告起草过程中都极力想获得表达主张的机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文艺界的秩序还未真正确立，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起草人员的选择相对广泛，不可避免地造成起草过程中小组成员因文学观点的差异导致的矛盾。胡风虽然得以进入国统区文学报告的起草小组，但茅盾在文代会上指明“胡风先生坚辞”。据起草委员会秘书康濯回忆，“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会了”，后经过冯乃超了解，“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同志还在香港而没来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7。而事实上茅盾在报告中的确不点名地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8。据胡风的日记记载，在起草过程中他对报告极其不满，6月9日，“看来杨晦等人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是对我的污蔑”，“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出席会议”@9。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还提到，“原来第一次草稿给我看过，我当时表示有意见。后来要改写，康濯同志来说，改写了还要给我看看。但实际上并没有”#0。
虽然胡风进入了起草小组，但他并不具备影响报告内容的资格和能力，这当然与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讲话》精神不符有关，这也决定胡风在1949年以后在文艺界的艰难处境，他对文代会报告的意见根本不会被采纳。据胡风所说，第二次文代会前“收到了周扬的报告草稿。……虽然收到报告草稿到要收回的时间只有四小时，我还是细心地读了一遍，就原则问题提了几点坦白的意见。似乎周扬同志没有从基本上考虑我的意见，也许是考虑了觉得没有什么被采纳之点，以后见面的时候，他提也不提一句，连一点意见也不给我”#1。可见，意见只允许在某些问题和某些范围内，胡风所讲到的“原则问题”显然不在可以提意见的范畴之内。胡风的遭遇当然不难理解，这与其坚持的文艺观点和1949年前的境遇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虽然是确定文代会报告起草的关键人物，但他对于大会报告的态度却值得思考。1960年8月14日在第三次文代会闭幕前，周扬召集参加大会的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负责人开会，“他讲了一通与大会报告调子不同的话”：“好经验不要宣传过分，宣传毛主席思想不能庸俗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搬教条，现在到了新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应该有新发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大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不能强求一律。群众创作，不要以为都好。我们反对个人主义，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应该承认，有些国家文艺上水平比我们高。要鼓励创作，提倡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标新立异吗！”#2显而易见，这次讲话与那份带有“左”的倾向的大会报告显然是不同的，其间的对立不免让我们对文代会报告权威性和适用性产生怀疑。文代会报告的基本内容不外乎对文学现状的判断、推动文学发展的政策和手段以及对文艺政策的解释，而报告的起草人对这些内容的判断和阐释本该是准确和恰当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第二次文代会有两个报告草稿，即没被采用的冯雪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和被采用的周扬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显然其中有一份报告并非对文艺界情形的真实判断。
在对当前文学发展状况的判断上，周扬首先用大量篇幅充分肯定建国四年来文学的发展，“四年来，遵从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活动随着整个人民事业的进展而一同前进”#3，并从文学创作的数量、作家的成长以及文学运动等各方面加以说明，其用意显然是想说明虽然存在问题，但成绩是巨大的。而冯雪峰则用一小段的文字指明了“我们的成绩”，然后用极大的篇幅陈述当前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用意是说明文学发展的问题极大;对文学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表现和原因的阐释，二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冯雪峰认为文艺落后的现象“和这几年来对于创作的没有很好的领导以及一些错误的领导是有关系的”，行政式领导、主观主义的领导“是一个极大的错误”#4。周扬认为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自身存在的“把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以及“没有充分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5。在一些具体的文艺观点上二者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如对于“写政策”，周扬认为“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时，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南”#6。而冯雪峰则认为，“‘写政策’的提法是错误的”，“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7。
这样的对立还有很多，仔细阅读这两份报告，冯雪峰的报告更尖锐，直指文坛存在的问题，在对某些问题的解释上更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1958年周扬还曾专门对冯雪峰起草文代会报告一事进行了批判，“他在1953年为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文学报告草稿，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对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全盘加以抹杀。他的报告没有被采用”#8。周扬是后来接受报告起草任务的，此前胡乔木因为在观点上与毛泽东的冲突而被取消筹备资格的事实对周扬的影响还在，加上周扬先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他在报告的撰写上不免小心翼翼。
因此，文代会报告显然不能像冯雪峰那样用学术研究的形式来写，就像茅盾在起草第三次文代会报告过程的日记记载，1960年5月30日，“校改‘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那一部分。看来这一部分还是删掉，将来补充扩大，另行发表。因为‘报告’总是总结（空洞无味）性质，因此一部分则为学术研究性质也”#9。文代会报告的话语方式不是个人性的，虽然避免不了人事关系上的纠缠，就像茅盾说，“续写报告初稿，碰到了评论作家照直说还是客气些的问题，因此踌躇，写作进度不快，至五时仅成三、四百字而已”$0。但从根本上说，报告要传达的是集体性话语，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借此重新塑造文学形象，建立文学共同体。
【注释】
a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b《周扬等关于华北文协筹委人选问题致中央及陆定一电》，《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c黎之：《“我和毛主席”——周扬回忆录的有关材料》，《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d《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e 《文艺代表大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f黎之：《周扬谈自己及其他人》，《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g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h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i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发行，第66-67页。
j黎之：《周扬谈自己及其他人》，《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1页。
k黎之：《第三次文代大会前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l黎之：《第三次文代大会前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m涂光群：《胡乔木和周扬》，《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n黎之：《第三次文代大会前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o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3页。
p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4页。
q《文艺代表大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r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页。
s黎之：《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54-255页。
t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u黎之：《胡乔木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党员会上传达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扬报告的意见》，《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520页。
v毛泽东：《对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与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w毛泽东：《对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与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x郭沫若：《中国文学艺术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1、3页。
y周扬：《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11页。
z 《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7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季羡林、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8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第62页。
@9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0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2黎之：《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前后》，《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
#3周扬：《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6页。
#4冯雪峰：《关于创作和批评》，《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5周扬：《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15页。
#6周扬：《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16页。
#7冯雪峰：《关于创作和批评》，《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6页。
#8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5期。
#9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0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