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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音机进入中国家庭伊始直到今天，广播与曲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听众忠实地守候着，沉醉于话匣子所传递出的嬉笑怒骂、金戈铁马、儿女情长之中。毋庸置疑，广播与曲艺的结缘是一段佳话，相互交融、相辅相成。
今天我们再回首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最早出现在各种电台广播中的曲艺形式并不被称为“曲艺”，而更多地叫“玩意儿”或“什样杂耍”。曲艺的命名是在新中国正式确立的，在最初的几年，曲艺还包括着杂技、戏法等民间技艺。虽然有了新的名称，但在新的社会、新的形势、新的市场、新的受众面前，曲艺究竟应该怎么走、往哪里走成了摆在以旧艺人为主体的曲艺从业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此时，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社团组织，亦或是民间群体与普通艺人，都在积极思考和寻找方向，从方针政策到具体措施，去糟取精、说新唱新成为了那个时代萦绕在曲艺人耳畔最为响亮的口号，而这个阶段中恰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虽然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名称在历史上短短一瞥，但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宣传窗口和舆论阵地，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曲艺节目成为了新曲艺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更成为了曲艺艺术在新中国大地上的推广者和传播者。广播的参与，为曲艺艺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能够脱胎换骨并创造辉煌奠定了坚实而有力的基础。
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历史回顾
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成立于1940年12月30日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中旬到1948年5月2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历了三次战略性转移，并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完成第四次转移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担负起了向全国人民宣传的重任，每天播音5个小时，这也就是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与此同时，已经于1949年2月2日在北平地区开始播音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为适应广播事业日趋扩大的需要，党中央在1949年6月5日发布通知，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1949年6月13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发布各地广播台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指示，其中对文艺节目提出了可自由转播的要求。1949年9月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与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委会联合播出曲艺节目，目的是为了逐步改造旧曲艺，用新的曲艺向全国做示范演唱。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1949年3月更名成立的北平人民广播电台曾于1949年9月1日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1949年12月5日改名为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1951年3月正式改名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曲艺节目的背景
1949年7月2日，对于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北平召开。这次大会上，曲艺界作为一支重要队伍也有代表参会，其中有来自解放区的赵树理、王尊三，还有北平曲艺界的代表连阔如等，应该说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到场，更使这次大会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会上，周恩来同志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份报告对新文艺提出了重要论述，阐明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旨方针。报告中首先提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明确主张文艺创作的主要力量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同时，报告还对改造旧文艺提出了要求。“凡是在群众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高兴的，就是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这个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艺界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①
第一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明确了新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面临问题，也为包括曲艺人在内的旧文艺注入了动力和活力，旧艺人得到了政治上的彻底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就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期间的7月22日，为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在全国推进曲艺的改革工作，曲艺界发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王尊三，副主任委员为连阔如、赵树理。筹委会还提出“为了加强我们的改革力量，要把分散在各地的艺人们和帮助曲艺改革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行两件大事：大力地创作和改编曲词，充分供应艺人和群众需要；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辅导艺人改造思想，学习文化政治，提高阶级觉悟，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②于是，艺人改造和编写新词就成为加快树立“民族形式、科学内容、大众方向”的新曲艺的当务之急。
毫不夸张地说，包括曲艺艺人在内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既是旧艺人的自身革新和政治觉醒，也是带动和影响整个社会层面大众群体早日完成除旧立新、思想改造的重要举措，这其中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又形式简便、通俗易懂的曲艺地位甚为重要。“这次文代大会开过后，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们，都一致感觉到文学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从这种思想出发，使我们更感到曲艺之重要：全中国有多少说书卖艺的，虽然没有数字的统计（有人估计约在十万左右），可是这种艺术的影响，是很普及的——谁还没有听过说书或看过玩杂技的呢？有那么多的人，接近的群众又是那么广泛，正好为大众服务，……”“积极来编写说唱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新东西，就是新社会一支现成的文化大军。”③
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曲艺节目的情况
正是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在翻身解放、倍感荣光的使命担当下，无论是王尊三、赵树理、王亚平这样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还是连阔如、曹宝禄、侯宝林这样的曲艺大蔓儿，甚至于老舍、吴晓玲、苗培时这些热衷俗文学的文人学者，都一腔慷慨、无怨无悔地深扎到说新唱新的热潮中。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不是多认识几个字、将传统活“旧瓶装新酒”拼凑起来能够实现的，需要从思想角度、创作角度、受众角度、市场角度等方面辩证来看。1949年10月15日，赵树理在大众文艺创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将解放区的新文艺“打入天桥去”的口号，“利用或改造旧的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群众中去。”“旧形式和新内容是否配合，新写的是否比旧的受群众欢迎，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下一番功夫研究——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功夫研究，不能随随便便对付。”④而老舍则主动为旧文人四处奔走、寻找出路，积极动员他们加入到新文艺阵营中来，同时也联合相声艺人，认真参与到了新曲艺创作中。有了一支团结、能干的队伍，既聚拢了人气和力量，也确实撰写、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新创新编曲艺作品，曲艺人此时还需要一个广阔又固定的平台，能够为整个旧曲艺改造提供样本传播和试验的舞台。此时，曲艺与广播毫不犹豫地走到了一起，1949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刊文《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九一起播送曲艺节目》，“为了逐步地把旧的曲艺改革成新的人民的艺术，把新的曲艺对全国做示范性的演唱研究，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委会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联合筹备了演唱曲艺的‘文艺节目’，首先组织了一个包括连阔如、曹宝禄等十余在平民间艺人的‘曲艺广播实验小组’，有京韵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单弦、坠子、评书等多种形式。”⑤
由此，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每天下午18：30至19：00利用半个小时播放新曲艺，同时为了方便艺人们学习，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委会还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合编了广播稿增刊“广播曲艺（新唱本）”。此外，两家单位还与大众文艺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新曲艺丛书》，由新华书店发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曲艺丛书》从第7辑开始，编辑者去掉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此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已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二台改名为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但这部丛书至1950年12月共完成了二十辑的编辑任务，在全国的出版发行翻印则更延续到1951年的6月份。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半时间之内，《新曲艺丛书》发行销售达35万册，传播发行地区除了北京向全国发行外，还在东北、华北、中南、东南重点地区进行了再版印刷发行，可知其印刷数量之巨大和印刷发行销售范围之广泛。⑥
从1949年9月1日至1949年12月5日，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曲艺节目成为新曲艺作品的重要演唱阵地，许多新创作出来的曲艺节目经过演员精心的二度创作，第一时间展现给了听众，并借助电波将示范性的新曲艺传播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为新中国的曲艺事业改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贯彻和落实第一次文代会制定的文艺方针的具体体现。据不完全统计（附《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前播出曲艺节目统计表》，因所见史料不足，笔者统计表中的有些内容未能找到），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从1949年9月1日至12月5日的96天时间中，除去重大活动和重大节日进行的节目调整，共播出王尊三、陶钝、王亚平、史若虚、苗培时等创作或改编的新曲艺作品34篇，涉及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单弦、乐亭大鼓等曲种12个，曹宝禄、关学曾、新岚云、魏喜奎、蔡金波等近30位曲艺人的演唱随着电波传扬开去，成就永远回荡在新文艺事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旋律。
这些新曲艺作品中，有的讲述了艰苦的革命斗争历程，如《飞夺泸定桥》、《赵享德大闹正太路》；有的记述了解放战争中催人泪下的动人场景，如《解放军横过小西天》、《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有的直接讽刺揭露封建迷信的流毒，如《考神婆》、《蓝桥恨》，可谓特色鲜明、主题丰富、内容积极，许多新作品被编排成不同曲种形式，其中王尊三创作的《三婿拜寿》分别以北京琴书和乐亭大鼓的形式播演，而来自山东的李子虔创作的《侯昭银杀敌救女记》分别以单弦、乐亭大鼓的形式播演。这些新曲艺作品的播出，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良好的反响，如沈彭年创作、曹宝禄演唱的单弦《好夫妻》为解放后新型夫妻关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展现了新曲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的崭新形象，既履行了改造旧曲艺推出新作品的初衷，也圆满完成了宣传推广新政权、新思想的重任。
更值得庆幸的是，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自1949年12月改组，分别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后，仍然坚持播出曲艺节目，持续扩大着新曲艺的示范性和影响力。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北平（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这样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在新曲艺改造和传播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曲艺与广播的姻缘仍在延续，历史像一面镜子一般，客观反映着过往曾经的磨砺和辉煌，也必能成为今天曲艺事业继承发展要重新思考和继续体悟的重要参照。
注释：
①引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第9页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 新华书店发行 1950年3月
②引自《全国曲艺界大团结的开头》 原载《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宣传单》
③引自《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缘起》 人民日报1949年8月3日
④引自《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第3-4页 赵树理曲艺文选 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3年
⑤引自《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九一起播送曲艺节目》 人民日报 1949年8月31日
⑥引自《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方针的制定与实践—以<新曲艺丛书>刊行传播为例》 李豫、于红 晋中学院学报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