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今天就有昨天和明天，昨天的新闻即今日的旧闻，今日的新闻也会成为来日的回忆。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两者的不同，就记事的角度而言，仅在“时差”而已。 为什么新闻与历史有如此的血缘关系?很简单，不管是记载历史或是采访新闻，条分缕析，都不过着眼一个“事”字。记事之书曰史，“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史和事分不开；凡人类所作为所遭逢皆曰事”，故新闻和事也分不开。
新闻用事实说话不在话下，而历史以史实传示千秋万代，似乎也不会有异议。古之所谓“司记载之官”，即古之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实这里的“言”，也非纯粹的议论，而是着眼于事的“言”。这个言和我们现在的言是很贴近的。报纸上发一通议论，泛谈道理的，不能叫新闻；必须有事实，没有事实不能叫新闻。
史和论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报道和评论不一样。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这首先在记事本身。“传者，传也(传播的‘传’)。”《左传》是为论本事而作传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在记事，而且事见因果，究其所穷，《春秋》所没有的，左氏作了补充；更重要的是“传事不传义”，所以叫“史学”。而《公羊》和《谷梁》不同，它们为《春秋》作说明，目的是为了诂经，“传义不传事”，所以《春秋》没有的自然不便随心所欲，只受传指而作索引，“微言大义”而已。因此被称为“经学”。为什么同出于记太丁时事的《春秋》，前者是史后者曰经呢?关键在传“事”与传“义”之别，用这个道理反证于新闻实践，似也有其通达之处。
我看，新闻与历史的同，在于“事”；不同者，在于“时”。所谓事过境迁，正是因为时过境迁。有人作过比较，说《南京半日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扬州十日记》(清兵在扬州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没什么两样，“台儿庄”、“平型关”的报道与通鉴上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也无甚差异。这恐怕是写作目的一样，“因事命篇”使然。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以记事为着眼点，在写作体例的沿革上又不难看到其间的联系，史家无不以编年、纪传二体为宗。可见史体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体现了叙事的规律。正如后来的消息、通讯体现了新闻报道的规律形而为体一样。再说，编年、纪传这两种体式，还不仅仅是体例之别，而是写作的立足点不同。纪传体发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横罗史实，加以当时文史不分家，很自然就向传记文学靠拢，很有点像今天的“报告文学”。至于编年体，始于《春秋左传》，是我国很早的一部历史书。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史迹与时代的关系眉目清楚。着眼于事，必然讲究其时；而何事何时，又要联系到何人何地与如何。物有本末而事有始终，那是通过叙事的五要素(即五个“W”)来完成的。叙史如此，新闻亦然。历史与新闻的承传，也在于此。
总起来看，新闻和历史的渊源，有两条线索可以考虑：一条线是事态和时态相联系，时间的因素很关重要。所以记实离不开“时间性”。上面说到的“时差”，正是指记事的时态而言。换言之，有今天、明天和昨天之分，于是情报―新闻―历史三者就联成一线。估计到将要发生的事苗或者未便立即报道的新闻属于情报范围；已经发生并及时报道的时事，便是新闻；事过境迁日后载入史册的，就成了历史。
第二条线，新闻报道要求质朴无华，但又要有自己的文采，不能满足于平平无味的叙事。我国古代文史不分家，所以治史的人大多数是大作家。这是可资记者借鉴的好传统；从写作的角度看，于是文笔―史笔―记者之笔又很自然地联成一线。因之，新闻工作者多读点历史著作，不仅学会知人论世，像史家那样尊重客观事实，而且学到翔实之中寓文情的笔法，使报道写得生动感人，情见乎词又言简意赅。曾有人提倡过新闻“散文化”，我以为并非标新立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从古典散文中吸取营养以打破新闻报道老一套的框框罢了。那么，史家命篇那种笔端带感情的章法，仍值得今日新闻记者学习。
我们强调要用事实说话，绝非有闻必录，而是通过许多具体事实的报道，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这才是“着眼于事”的大前提。
总而言之一句话，新闻、历史原是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