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家，抽了半天时间，看了一部纪录片《重生》，这是目前唯一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创业历程的纪录片。其中讲述党历经的各种“血与火”的考验，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简直超乎常人想象。
一个组织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组织，其创业史无疑是一部极好的创业教科书。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一、没有枪杆子，就没有话语权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毛泽东之前，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两个人——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依靠枪杆子起家的。
先说袁世凯。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以后，派袁世凯训练新式陆军。袁世凯耗费10年时间，在京、津、鲁地区建成北洋六镇，一举奠定了日后他成为北洋军阀领袖的基础。
清政府出于对袁世凯手握重兵的忌惮，曾多次下令解除其兵权。但由于北洋新军乃是袁世凯一手创建，其特点便是“兵为将有”，换了其他人前去根本指挥不动。
在北洋新军拥有无可替代的绝对权威，成了袁世凯捞取政治资本的最大筹码。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袁世凯和清政府“讨价还价”，如愿以偿成为内阁总理大臣;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和孙中山“讨价还价”，如愿以偿成为“大总统”。凡此种种，跟他对枪杆子的掌控力密不可分。
再说蒋介石。
1926年3月，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举成为在党内和军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摧毁了共产党内曾经的三个“一号人物”——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屡次通电下野，却屡次被请回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最后说毛泽东。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上写道：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1920年，毛泽东投身湖南自治运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面对民众和学生的和平情愿，反动军阀不但无动于衷，反而举起了屠刀，对准了枪口......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及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如果没有枪杆子，再深奥的理论、再犀利的判断、再庞大的群众基础，都无济于事。在任何时候，都要靠实力说话。“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气，“向全国进军”的豪气，都主要来源于军事上的胜利。
启示：一家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要想壮大，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业务，保证能够在市场上长期赚到钱。在企业如果没有业务，就像在军队里没有枪杆子是一样的，永远不可能居于重要位置。须知，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才能有威。
二、谁最匹配一项资源，谁就将最终拥有它
毛泽东虽然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并不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甚至有时会被“边缘化”。
1931年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离开军事指挥一线。
这个时候，比毛泽东小14岁的博古，正在步入人生的“高光”时刻。1931年，年仅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27岁的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是，由于缺乏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博古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而正是在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启示：我们能看到很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少年得志，但却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际。谁取得过程的胜利并不重要，谁现在走在你前面也并不重要。毕竟，每个人的“时区”不一样。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让你最终匹配得上你想拥有的“资源”。
三、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轻言放弃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为5.7万人。经过“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一大批中共党员倒在了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之下，人数最少时仅剩下1万多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湘江一役，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队伍折损过半，兵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奉命北移，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进攻延安。国民党军出动34个旅25万余人，100余架飞机，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相比，众寡悬殊。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并断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不难看出，从1921-1949年的28年岁月里，党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挫折不计其数。有很多时候，甚至都到了命悬一线、生死存亡之际，但往往又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不被艰难困苦所压倒的。
启示：从星星之火，到在中华大地渐成燎原之势，再到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一路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精神状态，与我们崇尚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懦弱的人，在强压面前会被打倒;而内心强大的人，在重压面前会迅速反弹，甚至到达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