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的曲式思维赏析

摘要: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由中国大陆作曲家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其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包括国歌、国际歌、东方红等,旋律激扬高亢,同时主体部分又低回婉转,听者无不思绪万千,又热泪盈眶。本文旨在分析《红旗颂》的曲式思维,意图分析如何在曲调中,把这两种相对矛盾的情感融合到同一篇曲谱中,并研究了在《红旗颂》创作中实现的中西方文化交融。

关键词:交响乐;《红旗颂》;曲式思维

中图分类号:J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30-0067-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30.040

交响乐序曲《红旗颂》从整体上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起始阶段,使用小号作为起始,自然就奠定了曲子的整体基调,会让听者产生高亢情绪。第二个部分为中间部分,可以说该过程是情感融入最多的部分,可以让听者不自觉就想到新中国建国伊始的百废待兴,也联想到新生活的来之不易。第三部分为结尾部分,可以说是激昂高亢与低回婉转的集大成部分,实现了主旨的升华。

一、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综述

(一)音乐元素

音乐元素中,《红旗颂》中涵盖了多首曲谱,包括《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其中在结尾部分,采用了《东方红》的变奏模式,让整体升华[1]。对于交响乐序曲来说,其中存在的音乐元素则更加多元,包括多种乐器的使用,同时多种音乐元素也经过了完善与优化。从实际的表现上来看,所有的元素中都实现了融会贯通,在音乐元素的融合过程,也实现了对于多种元素的构造,其中最为关键性的信息为,通过变奏的形式,将曲调中的多种元素杂糅。

从音乐元素构造的环境和情感上来看,主要具有两种情感表达因素,一个是激昂高亢的情感,另一个是低回婉转的情感。前者在《红旗颂》的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体现,采用小号、长号等乐器表达,从而让取得的信息可以奠定该音乐的基础;后者在《红旗颂》的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体现,全面展现了在新中国建设过程,全民族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从整个结构来看,在音乐元素中,第三部分为《红旗颂》的主题升华部分。

(二)整体结构

在整体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常规意义上的起始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在分析过程中,要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从各个部分的音乐元素上来看,起始部分的音乐元素为管乐器,使用小号引起整个乐章,而在后续的处理过程,实现了多种音乐模式的交融,《红旗颂》作为交响乐,其起源为西方音乐形式,但是《红旗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融合了中國文化。在各类信息的融合与处理过程中,发现在曲调的构造、各类乐器的使用、《红旗颂》主旨结构的构造与处理方面,都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成果,实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三)氛围塑造

在氛围塑造上,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小号塑造了激昂高亢的音乐氛围,从而让听众可以在该过程中,形成对于曲谱本身的骄傲感,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和主题中的“红旗”这一思想适配。第二部分则在其中融入了多种不同的音乐元素,包括对曲调的变奏、对于乐器的配置等,从配置的结果上可以发现,既包括传统西洋乐中的管弦乐器,也包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的管弦乐器,体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音乐的演奏过程更为多变。最后一部分是对于整体的曲调处理,该过程形成了铜管音乐为核心,其他音乐为辅助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既包含高亢音乐情感,也能够和之前章节中各类曲调进行交融的形式。

二、交响乐序曲《红旗颂》的曲式思维分析

(一)主题的构造与体现

主题的塑造过程,《红旗颂》整体上都是对“红旗精神”的一种赞颂,同时通过对音乐体验的塑造,让听众可以自觉或不自觉联想到,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红旗主题”的旋律悠扬大气,富有极强的感染力,体现了吕清明先生的创作才华,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正是由于《红旗颂》中融合了多种其他的音乐因素,所以从创作的结果上来看,具有强烈多风格结构[2]。对于“红旗主题”体现,最完善的曲式有四句乐段,其中前三个乐段都是四节结构,第四句中对整体结构进行了扩充,为八个小节,从具备的效果上来看,该方法具有明显的西方音乐创作因素,而从调式上来看,虽然在整个主题的高音区,在构造关系上,纳入了自然大调犯愁,然而实际上曲调的使用阶段,也能够良好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七声调式。

其中,上行三度进入到“D”音,或者下行二度到“A”音时,显然不符合自然大调中的导音,可以发现在其中加入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变宫音,所以从结果上来看,整体上既具有西洋乐中的高亢体现,同时也具有浓烈的中国传统音乐特色,最终实现了这两种相对矛盾音乐风格的有序交融。

(二)和声的配置与融合

《红旗颂》整体上采用和弦来配置和声,该方法属于传统西方音乐文化体系,同时在主题的创作过程,整体的和弦走向上,采用的方式是遵循对接,对和弦进行有序的连接。具体使用过程中,各类和弦伴随旋律出现,则从最终构造的结果上来看,形成了旋律加伴奏的模式。在“红旗主题”段落,旋律与和声配置关系中,旋律处于主导地位,该过程中基本未能体现和弦因素,对于观感的说,形成了一枝独秀似的构造模式。而对于中间部分,由于涵盖了多种因素,比如对于抗争的描绘、对于精神素养的展现、对于环境的表达等,通过对于这类因素的共同关联,对于主旋律与和弦的融合过程中,实际上并未建立独立的承托系统,两者并不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投入精力基本相同,所以整个篇章中涵盖的信息量大幅度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中间部分的曲调中,实际上在一些特定的区域也也形成了主旋律与和弦之间的支配关系,尤其是在《义勇军进行曲》节奏的体现,和弦基本可以被忽略,从而按照《英勇军进行曲》的表征。而对于结尾部分,主体结束为东方红,和弦的加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音乐的丰富感,并且并未喧宾夺主。

(三)结构内部的融合与构造

结构内容的融合和创造阶段,开篇部分为《国际歌》,虽然经过了变奏处理,但是整体曲调极其高亢,为《红旗颂》整体奠定了开局,而对于结构的构造部分,则是研究的重点位置,其中由于含有多种不同的音乐形式,比如对于旋律的体现与和弦的加入。从内部的融合模式上来看,实际上,《红旗颂》采取的方法是将各类因素进行交互处理,同时也在其中把各类音乐元素作为多个象征进行表达,如对于中间部分中《义勇军进行曲》元素,并未加入和弦,但从整体上来看,可以和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在节奏上实现了对接,从信息量上来看,两者呈现一种相互对抗由互相协调的风格,可以说在融合阶段,采用特定的音乐元素,将前后两段进行了对接。

(四)配器方式的选择与确定

《红旗颂》的第一个段落中,弦乐组用两个八度的形式单独演奏,而之后小木管乐器和铜管元素内容重叠,从而凸显出演奏主题,在主题的伴奏和声,由木器组和铜管组承担,其主要承担的作用是能够体现红旗主题的抒情性和宏大性。在第二部分,对于各类乐器的使用数量较多,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弦乐组不再发声,而对于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弦乐组的作用得到削弱,只要采用铜管组和木管组,对主体的声音进行提高,则在该过程中,由于音调和响度的增加,自然可以更好体现的音乐本身的蓬勃大气。

(五)曲调板块的构造与关联

整个曲谱的最后一个段落,既实现了音乐包容性的呈现,也是对红旗主题的一种升华,为能够更好的分析各个板块的关联模式,本文以第一个段落和最后一个段落为研究重点。在最后一个段落中,采用弦乐与木管乐混合的模式,从整体上来看,更加具有多元性,而在初始阶段,主要是以铜管对整体进行演奏,乐器方面更加单一[3]。但从结果上来看,由于最后一个段落,要能够实现对主题的抬升,所以最初的模式可以更好调动气氛。此外在最后一个段路中,多种乐器的使用密度增加,同时也在其中融入打击乐器,使得演奏效果具有更高的深度,从而体现了整个音乐曲谱的包容力。

三、交响乐序曲《红旗颂》对于文化思维的结合

(一)曲调方面的融合

在《红旗颂》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在各章节中,依托于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思路和演奏模式,为整体进行描述,同时针对各类曲调的加入,也可以各类为自然大调,但具体分析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和自然大调不匹配的现象。通过具体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类不匹配的区段通常使用我国传统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曲调,其中加入了这类音乐元素时,从曲调上就体现了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之间的融会贯通。

(二)配器方面的融合

《红旗颂》的初始部分和结尾部分,对于西方铜管乐器的使用数量较多,同时打击乐器方面也多使用这类曲调模式,然而在中间部分,可以发现实现了对多种乐器的有序配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中式短笛,在乐器的投入过程,由于实现了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的相互配合,可以让音乐的包容性得以展现,更好体现了《红旗颂》本身的艺术特点,并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特点。

(三)结构方面的融合

结构方面的融合,更能够体现中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互,《红旗颂》作为交响乐,其在具体的演奏模式和创作方法方面,都和中方和西方音乐文化具有更好的交互状态,在各个区段的分析过程,发现《红旗颂》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乐器以及曲调[4]。从取得的表现成果上来看,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的相互融合过程,两者之间的主旋律与和声相互转换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更好地体现了信息方面的转换作用,此外在该曲谱的构造阶段,也会在其中加入其他的各种元素,最终可以让整个篇章具有更高的和谐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红旗颂》的音乐分析过程中,可以将其整体上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开头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在主题的构造阶段,全篇都是对红旗情感的一种表达,其中开头部分曲调高亢,且乐器单一,则可以起到一种引人入胜的作用,中间部分實现了多种音乐元素的融合,而且该部分是对开头部分的一种承接,最后部分通过加入其他音乐元素,更好地体现了包容性。

参考文献:

[1]杜丽蓉.双钢琴作品《红旗颂》演奏技术和音乐特征分析研究[J].北方音乐,2019,39(09):119-120.

[2]李查宁,毕丹.交响诗《红旗颂》的“中西结合”——对作品主题、配器方式以及体裁和音乐结构的分析[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5(03):77-85.

[3]宋睿龙.交响乐序曲《红旗颂》曲式思维作品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17(05):200-201.

[4]卞婉娇.交响诗《红旗颂》的音乐分析[J].北方音乐,2017,37(08):128+130.

作者简介:李雅(1980-),女,云南昆明人,讲师,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音乐理论。